60年前，以色列摩薩德特工的祕密小組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抓獲了屠殺猶太人的主謀之一阿道夫·艾希曼。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又譯「鄂蘭」）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中對他戲劇性地被捕和隨後在耶路撒冷受審的故事進行了記錄，這仍然是20世紀最引人注目的歷史事件之一。一部新的電影《最終行動》（Operation Finale，又譯《納粹終章》）捕捉到了這個故事的戲劇性和歷史分量。這部電影既是一部間諜動作片（現實生活中的《碟中諜》），又是關於猶太人大屠殺的記錄，又是人物傳記（本·金斯利飾演的艾希曼非常生動、引人入勝，體現人性的複雜），是對邪惡和正義本質的一次深入探索。
抓捕艾希曼之所以如此重要，部分原因在於它代表了猶太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追訴對大屠殺負有責任的納粹分子。紐倫堡審判是尋求戰後正義的一個歷史事件，但抓獲艾希曼並由以色列自己審判——讓大屠殺的倖存者有機會直接面對他們的折磨者——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最終行動》中，計劃抓捕的摩薩德特工受到了總理大衛·本·古里安（西蒙·拉塞爾·比爾飾）的接待，他對這一任務的重要性發表的演講是說：「如果你們成功了，這將是歷史上第一次由我們自己來審判我們的劊子手。」
因此，《最終行動》是一部關於正義得到彰顯的電影，展示了一隊猶太人特工——在大屠殺十五年之後——成功完成了一項任務，這將成爲以色列的一個決定性時刻，也是他們個人的決定性時刻。所有摩薩德特工都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失去了家人，有些人失去了整個家庭。對他們來說，將艾希曼繩之以法是爲了紀念他們的母親、父親、兄弟、姐妹和孩子，他們在艾希曼發起的「最終解決」這一恐怖機器中遭到屠戮。在《最終行動》中，正義的意義是深刻的，而且正義的施行也是深刻的。
有許多書深入闡述了抓捕阿道夫·艾希曼的過程，因爲這一高度保密的行動的細節後後來並沒有被列爲機密。有些是行動參與者的第一人稱敘述，如彼得·馬爾金（Peter Malkin）所著《我手中的艾希曼》（Eichmann in My Hands）或伊森·哈雷爾（Isser Harel）的《祕密警察頭子的末日》（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還有很多晚近出版的歷史著作，如尼爾·巴斯克姆（Neal Bascomb）的《獵殺艾希曼》（Hunting Eichmann）一書。本片由克里斯·韋茨（《關於一個男孩》的導演）執導、在阿根廷拍攝，片長兩個小時，把敘事集中在主要事件上、濃縮了時間線，並對一些情節和人物進行了修改。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部電影似乎都緊緊圍繞著事件的發展進行。
艾希曼在戰後逃出了盟軍的戰俘營，在20世紀50年代設法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過著一種低調的生活，他以「里卡多·克萊門特」（Ricardo Klement）這個假名字生活，在一家奔馳汽車工廠上班。摩薩德特工意識到他在阿根廷，這是因爲當時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位年輕德國猶太婦女西爾維婭·赫爾曼（海莉·露·理查森飾）開始與艾希曼的長子克勞斯（喬·阿爾文飾）約會。一天晚上，在請克勞斯（他保留了艾希曼的姓氏）吃飯後，赫爾曼的父親，一位盲人、集中營倖存者，開始相信這個男孩是臭名昭著的納粹分子之子。根據這一線索，摩薩德特工開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進行祕密偵察，最終確認了艾希曼的身份和在郊區加里保迪大街一棟不起眼的房子裡居住。於是十一名摩薩德特工計劃並實施了一次精心策劃的祕密行動，於1960年5月綁架了艾希曼並將其送往以色列。
影片聚焦於彼得·馬爾金（奧斯卡·伊薩克飾），是這位摩薩德特工抓住了艾希曼，然後在他被關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安全屋裡的9天中與他進行了交談。在整部影片中，馬爾金反覆出現他妹妹和她孩子的幻覺，想像他們是如何在大屠殺中死去的。他在與艾希曼一對一的互動中帶來了巨大的內心痛苦和憤怒——這是影片中最引人注目的場景，然而他卻控制住了自己。他需要獲得艾希曼的信任和尊重，儘管艾希曼是殺害他家人的劊子手的幕後老闆。這些激烈的對話場景將一個重要的敘事置於一個相當親密的空間，讓艾薩克和金斯利展示了他們重要的演技，同時揭開了影片更深層的主題。
本·金斯利在飾演艾希曼這件事上做的很棒，表演展現了人物的微妙性和不可預測，考慮到這位偉大的演員在《辛德勒的名單》飾演了辛德勒的會計師伊扎克·施特恩，這就讓他在本片中的表現更有意思了。在這裡，他走進了大屠殺設計師之一的內心世界，沒有把他描繪成一個可怕的惡棍，而是描繪成更令人不安的東西：一個看似正常的丈夫和父親、一個努力工作的中層管理者，他可以成爲（對一些阿根廷人來說，實際上是）一個好鄰舍。
金斯利通過沉浸在對《夜》的作者埃利·維塞爾（Elie Wiesel）的記憶中爲飾演艾希曼做準備。維塞爾最近說，他不想讓艾希曼看起來像一個虛構的、容易被臉譜化的「惡獸」。相反，他希望觀眾能夠面對他的正常和普通：「艾希曼就是我們中的一員。」
事實上，由於這些原因，金斯利飾演的艾希曼是我在近幾年以來看到的更令人拍手叫絕的表演之一。在整部影片中，艾希曼說的都是他最終將在對自己的審判中使用的藉口和理由：他「只是服從命令」、他「只是機器上的一個齒輪」。有一次，他告訴馬爾金，他的工作只是爲了保護他所熱愛的國家，「你的工作有什麼不同嗎？」
這部電影恰當地讓觀眾面對這樣一個現實：我們都離令人髮指的罪惡只有幾步之遙，我們不過是在自欺欺人。然而，金斯利對艾希曼的展現並沒有軟化或相對化他那滔天的邪惡。艾希曼爲自己所做的合理化解釋是一種對邪惡的方便掩飾，無論多麼「平庸」，它仍然是邪惡。艾希曼可能想把自己說成不比摩薩德特工更差的人，但他試圖最小化或解釋他的罪過，這只會加深所招致的咒詛。
「我們都是動物，在塞倫蓋蒂草原上爭奪殘羹剩飯，」艾希曼在片中的某個時刻說，「我們中的一些人只是比其他人有更尖利的牙齒。」
但是，這種道德上相對性和對野蠻的尼采/達爾文主義權力關係的呼籲並沒有被抓獲他的摩薩德特工們接受。
「如果我們都是動物，」一名摩薩德特工對另一名特工說，「他（艾希曼）現在已經粉身碎骨了。」
《最終行動》與其他描述將邪惡戰犯繩之以法的祕密行動電影有相似之處，但它的不同之處也很明顯。
我想到了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執導的《慕尼黑》（Munich,2005）。該片講述了摩薩德的另一項任務（代號爲「上帝之怒」），即暗殺製造了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大屠殺的巴勒斯坦人。凱瑟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執導的《獵殺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 2012）也是如此，還有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的荒誕電影《無恥混蛋》（Inglourious Basterds, 2009）對這一題材採取了更富幻想性的方法。這些電影捕捉到了人類對正義的渴望和正義到來時的宣泄這一深刻內涵。但這些電影所描繪的究竟是正義，還是復仇？
在上述每一部電影中，敵人都被臉譜化和非人化了，除了他們的邪惡行爲之外，觀眾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無論是奧薩馬·本·拉登（《獵殺本·拉登》）、還是巴解組織的特工（《慕尼黑》），或是希特勒本人（《無恥混蛋》），這些影片都以有罪一方倒在血泊中結束。《最終行動》（包括電影和它所講述的真實故事）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在尋求正義的過程中強調了人類的尊嚴。
摩薩德特工在發現艾希曼的那一刻，本可以（無疑也很想）酷刑拷打然後殺死他。但他們沒有這樣做。與那些有條不紊地將數百萬猶太人非人化並隨意處決的納粹不同，《最終行動》中的以色列人認識到，無論艾希曼多麼邪惡和有罪，仍然是一個承載上帝形像的人。因此，他們讓他活著、給他吃東西、和他說話，他們矇住自己的眼睛幫他上廁所。在一個場景中，馬爾金甚至爲他刮鬍子。他們最後把他送上法庭，允許他進行辯護，最後，他被判處絞刑，這是一個適合艾希曼的判決。但他不是好像一個動物那樣死去的，他是作爲一個人被處決的。
在《最終行動》中，雖然沒有明確給出這個概念，但「神的形像」（imago Dei）這一神學思想卻有力地體現出來。猶太世界觀的核心是創世記（例如1:26-28）中的這一概念，即每個人都帶有上帝的形像，因此有固有的尊嚴——即使是那些像艾希曼那樣把自己或他人看作動物的人——也是如此。這是猶太-基督信仰對待正義和生命本身的一個特點。強權並不代表正義。人類不是動物。作爲按照造物主的形像被造的生物，我們有獨特的尊嚴。
人類歷史上的許多暴行，以及一般意義上的許多罪惡，都是在我們不承認這種尊嚴、拒絕承認人類與動物的不同時發生的。奴隸制、種族滅絕、種族主義、性虐待、色情製品、稱呼敵人爲「狗」和「動物」的總統……所有這些都源於我們敗壞墮落、拒絕上帝形像的傾向。像《最終行動》這樣的電影對我們很有幫助，因爲這樣的作品將正義置於「神的形像」概念中，而不是「強權即正義」的框架中。本片提醒我們，對那些攻擊人類尊嚴的人採取謹慎、果斷的正義，是我們尊重生命神聖性的一種方式。
但《最終行動》也提醒我們，最終的正義、真正的「最終」審判，不是由我們執行的，甚至不是在今生。我們等待它，我們渴望它，我們緊緊抓住我們熱愛正義的上帝給我們的應許。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Justice for Adolf Eichmann in 'Operation Fina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