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建國之年爲我們講述了後基督教西方世界的起源故事。那一年，七場截然不同的變革（有人稱之爲」革命」）並行發生，永久改變了我們看待神、自我、世界以及人類存在意義的方式。

這些變革解釋了我們文化中種種看似無關的現象。它們說明了爲何我們信仰人權、自由貿易、自由民主、宗教多元；爲何我們推崇本真而非權威，重視自我表達而非刻苦己心；也解釋了我們曾祖輩會覺得匪夷所思的諸多社會現象。

我們之所以成爲今天的我們，是因爲 1776 年。這包含兩個主張：其一關乎我們當今所處的世界，其二關乎兩個半世紀前的世界。

第一個主張是：相較於古今其他文明，我們社會的獨特性可用「更怪異」（WEIRDER）來概括：西方化（Western）、受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民主（Democratic）、後基督教（Ex-Christian）且浪漫主義（Romantic）。作爲個人，我們未必完全符合這些標籤：我們可能來自亞洲或非洲，收入一般，從未接觸基督教，或者沒有浪漫情感關係。但我們所處的宏觀文化確實兼具這七大特徵。

我們通常稱之爲「西方文明」，這個詞雖需明確定義，但已廣被接受。兒童教育普及、免費且多數爲義務教育，識字率接近 100%，公認的學歷資格享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地位。我們明顯已工業化：只有極少數人仍從事農業，並且社會空前富裕。今天最低工資工作者所能獲得的飲食、生活設施、醫療和休閒選擇，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越了曼薩·穆薩（Mansa Musa，14 世紀西非馬裡帝國的君主，是世界歷史上最富有的人，經過調整通貨膨脹後的計算，他的財富達 4000 億美元。——譯註）或路易十四（Louis XIV）。

我們的社會是民主的，不僅體現在政治制度上，也體現在社會的基本假設中。我們的社會是後基督教的：無論在公共生活還是私人生活中，信奉基督信仰的人數都在減少。然而，我們的文明仍深深浸透在毫無消退跡象的猶太—基督教的假設和價值觀之中。因此，我們確實是處在後基督教時代，而不是後共產主義、後伊斯蘭、或前基督教時代。

同時，我們也是「浪漫主義化」的。從自我與身份認同的概念，到我們對藝術、音樂和文學的期待，再到我們的愛情與性習慣，我們的信念與實踐都被浪漫主義運動深深塑造。無論好壞，我們都生活在一個越來越「怪異」的世界裡。

1776 年的影響

第二個主張是：我們之所以有這七個特質，正是因爲 1776 年。這聽起來或許很誇張。畢竟，沒有哪一個年份能夠獨自創造未來世界。歷史並不是一次次「大爆炸」，不會憑空出現一個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規則；它更像是一系列小小的進化步驟，每一步都建立在成千上萬次的過去基礎之上，並依賴未來的數千次變化才能延續下去。然而，有些進化步驟比其他的意義更爲重大。某些步驟成爲遊戲規則的改變者（比如攝像頭般複雜的眼睛的出現），而另一些則最終走進了死衚衕。1776 年屬於前者。那是一個充滿創新與劇變的驚人年份，自那以後，世界再也不一樣了。

要完整講述這個故事，需要寫上整整一本書。但只要看看那一年發生的十個重要事件，我們就能勾勒出大致的輪廓。

• 1 月：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費城出版了小冊子《常識》（Common Sense），主張北美殖民地應脫離英國統治。這本書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成爲美國歷史上銷量最快、影響力最深遠的著作之一。
• 2 月：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出版了《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一卷，它不僅爲史學寫作樹立了新標準，同時也向既有教會發起挑戰，對早期基督教提出至今仍影響深遠的懷疑性論述。
• 3 月 8 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蒸汽機在斯塔福德郡布魯姆菲爾德煤礦投入使用。蒸汽機很可能是工業史上最重要的一項發明。就在第二天，亞當·斯密（Adam Smith）出版了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夏季：那一年最廣爲人知的轉變發生在美國。7 月 4 日，《獨立宣言》簽署；7 月 8 日，自由鐘在費城敲響；8 月 27 日，長島戰役爆發，英國軍隊佔領布魯克林；9 月 9 日，「美利堅合眾國」這一正式國名被採用。一個將在未來兩個世紀扮演越來越主導角色的新國家由此誕生。
• 大西洋彼岸：詹姆斯·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駕駛「決心號」（Resolution）南下，進行他最後一次南太平洋航行。這一遠航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整個太平洋島嶼、新西蘭和澳大利亞。
• 柯尼斯堡：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正在撰寫《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的大綱，這部著作將帶來哲學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
• 愛丁堡：大衛·休謨（David Hume）完成了《自然宗教對話錄》（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這是有史以來一份最具分量的反對基督教有神論的論著。不久後的 8 月 25 日，他便離世。
• 秋季：弗里德里希·克林格（Friedrich Klinger）創作了戲劇《狂飆突進》（Sturm und Drang，意爲「風暴與壓力」），這部作品很快就成爲德國音樂文學領域先驅浪漫主義運動的代名詞。
• 12 月：本傑明·富蘭克林抵達巴黎，開始外交斡旋，希望法國加入對英戰爭。最終，他的努力獲得成功，爲 1781 年約克鎮戰役的美國勝利鋪路，也導致法國舊制度（ancien régime）在 1789 年因財政破產而崩潰，引發法國大革命。

這十大事件共同構成了一系列變革，正式開啓了「更怪異世界」。其中有些早已深入人心，成爲日常詞彙：人們隨口便會提到工業革命、美國革命、浪漫主義革命、和啓蒙運動；另一些雖然知名度稍遜，但意義卻絲毫不減。

譬如庫克船長的遠航、吉本與休謨對基督教的論述、亞當·斯密對市場的闡釋，這些在地理、宗教、經濟領域引發的變革，完全可與美國獨立在政治領域的革命性相提並論。

如果僅聚焦西方世界，重要事件遠不止於此。同年（1776 年），勞拉·巴西（Laura Bassi）成爲首位職業女科學家，就任博洛尼亞科學研究所（Bologna Institute of Sciences）實驗物理學教授；莫扎特在薩爾茨堡創作了《三鋼琴協奏曲》；非裔女詩人菲莉絲·惠特莉（Phillis Wheatley）親自向喬治·華盛頓獻詩，成爲出版個人詩集的首位非裔美國女性；光明會於巴伐利亞成立，ΦΒΚ 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在弗吉尼亞州威廉斯堡誕生；未來成功領導史上唯一奴隸起義的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t Louverture）於海地獲得自由。此類事件不勝枚舉。

不過，1776 年的影響並不能僅僅通過羅列當年的大事來衡量。它之所以獨特，還因爲那是一個思想得以被寫下來的年份——這些思想往往具有變革性，而它們的文字表達更是壯麗不凡。再看英語世界當年的十個著名例子：

• 有兩句話因其在獨立戰爭時期所展現的雄辯力量，已在美國化爲民間經典：一句是托馬斯·潘恩那句」「這是考驗人的靈魂的時代」；另一句出自華盛頓：「難道就是靠這些人來保衛美國嗎？」
• 另外兩句，則因精準闡發革命邏輯而留名：非裔美國人傳道人萊繆爾·海恩斯（Lemuel Haynes）寫道：「自由對黑人與白人同樣寶貴，奴役對二者同樣不可忍受。」（出自《自由的進一步延伸》[Liberty Further Extended]）；英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則爲大英帝國的失落而感慨：「我幾乎無法相信，在這般安寧景象之下，我們竟是一個剛剛失去帝國的民族。但事實就是如此。」
• 還有一句話則因引入了一個經濟學中不可或缺的比喻而聞名至今：「在這種場合（爲了他的利益），也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出自《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456 頁）。

其餘五句話之所以受到銘記，是因爲它們濃縮了那個時代的精神：一種對人類理性與潛能充滿信心的精神。在十八世紀末，這種信念幾乎觸手可及；直到今天，它的餘震仍能清晰感受到。

• 托馬斯·潘恩在《常識》中寫下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膽的一句話之一：「我們有能力開始重新建設世界。」
• 當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向詹姆斯·鮑斯韋爾（James Boswell）展示自己那一排蒸汽機時，他把樂觀寄託在技術的可能性上：「先生，我在這裡賣的，是全世界都渴望得到的東西——力量。」（引自鮑斯韋爾《約翰遜傳》（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1776 年 3 月 22 日條目）
• 哲學家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嘗試在完全理性的基礎上更新倫理，而無需依賴基督教的道德根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就是衡量是非的標準。」（見《政府片論》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 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修改《弗吉尼亞權利宣言》（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時，堅持在最後一節中加入這樣的表述：「所有人都同樣有權，按照良心的指引，自由地實踐宗教。」
• 最具影響力的，則是托馬斯·傑斐遜的名言：「我們認爲下列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其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見《獨立宣言》）

這些話語簡潔有力，適合受到反覆引用，它們也許能幫助我們在一個並不熟悉的世界裡找到方向。但我之所以在此引用它們，並不僅僅因爲它們言辭優美，而是因爲它們帶來了改變，其中許多改變是震撼性的，而我們今天仍在受到它們的影響。這些思想，以及與之相關的人物、制度和發明，使我們的世界變得「更怪異」。我們之所以成爲今天的我們，正是因爲它們。

那又如何？

我是牧師。我對歷史很感興趣，並且深信歷史能幫助我們成爲更有智慧、更謙卑、更有愛的公民。但我寫作的首要動機，並不是爲了純粹的歷史興趣，而是要幫助教會在這個日益「更怪異」的世界中茁壯成長。

西方化、浪漫主義、工業化……這些趨勢給我們帶來了哪些挑戰與機遇？我們應當如何回應？在後基督教文化中，基督徒應當怎樣生活？在 1776 年的陰影之下，忠心的基督教信仰應當是什麼樣子？在這裡，我相信我們可以從一個顯而易見的來源汲取大量智慧：1776 年的忠心基督徒。他們當時面對的，正是一個充滿動盪與轉變的年代。那麼他們是如何回應周遭的局勢？我們又能從中學到什麼？

事實上，當代教會內部的幾個重要脈絡，都會把 1776 看作極具塑造力的一年。

• 對早期的循道宗（Methodism）而言，這是至關重要的時期。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獲得並開始爲倫敦新總部的建設籌款。當時大家普遍認爲約翰·弗萊徹（John Fletcher）會繼任衛斯理領導地位的人，結果他罹患肺結核，這迫使人們徹底重新思考下一代的領導模式。同時，美國革命引發了一連串事件，最終使循道宗按立了自己的牧師，並徹底與聖公會分離。新的聚會場所、新的領導架構、新的宗派——這些因素成爲推動循道宗在十九世紀迅速擴展的關鍵催化劑。
• 其他新教宗派在 1776 年同樣迎來了關鍵時刻。正如我們所見，美國持不同政見者推動「宗教自由實踐」這一關鍵語句寫入《弗吉尼亞權利宣言》，並最終進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 前奴隸販子約翰·牛頓（John Newton）當時正在編寫《奧爾尼聖詩集》（Olney Hymns），這本詩集於 1779 年出版，其中包括他的《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和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的《上主作爲何等奧祕》（Go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 15 歲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在這一年信主。克理被稱爲「近代宣教之父」，並將聖經翻譯成六種印度語言。
• 加爾文主義牧師奧古斯都·託普萊迪（Augustus Toplady）出版了他的詩集，其中收錄了《萬古磐石》（Rock of Ages）。
• 聖三一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 Clapham）開始聚會，這裡後來成爲「克拉彭派」（Clapham Sect）的重要屬靈基地，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漢娜·摩爾（Hannah More）都在其中聚會。
• 這些名字在福音派中大多耳熟能詳。但我認爲有兩位知名度遠不及他們的人物，反而更值得我們關注：奧拉達·艾奎亞諾（Olaudah Equiano）和約翰·格奧爾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艾奎亞諾約 1745 年生於今尼日利亞境內，1776 年正航行於加勒比海上。他後來成爲當時、甚至是整個歷史上最非凡的基督徒之一。他將自傳謙稱爲《奧拉達·艾奎亞諾生平奇事》（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但這是一部分量十足的傳記。

哈曼是康德的朋友和批評者。在黑格爾眼中，他是天才；在歌德眼中，他是那個時代最聰慧的頭腦；在克爾凱郭爾眼中，他和蘇格拉底並列爲人類有史以來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同時，哈曼還是基督徒，可以說是最早的「後世俗哲學家」。艾奎亞諾與哈曼的人生經歷和著作雖然大相徑庭，但他們都能教導我們：如何在這個「更怪異」的世界中，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生命。

在歷史中扎根

幾年前，我突然注意到，我最喜歡的許多作家，例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C. S. 路易斯、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多蘿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W. H. 奧登（W. H. Auden）、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J. R. R. 托爾金（J. R. R. Tolkien）、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T. S. 艾略特（T. S. Eliot），都活躍於二戰期間或戰後初期。

我以前從沒想過這個問題，直到某天突然意識到：爲什麼那一代作家的作品格外打動人？原因大概有幾方面。首先，他們的語言風格離我們並不遙遠，既不會顯得古板難懂，又因電影藝術的興起而帶上了簡潔、明快、富有畫面感的特質。其次，他們都帶著一種對極端邪惡的深切體悟——這也不奇怪，畢竟他們經歷了那個時代。這種體悟讓他們的隨筆充滿緊迫感，讓他們的詩歌與小說展現出一種少有人能企及的「宇宙戲劇性」：無論是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和「101 室」，托爾金的「索倫」和「薩魯曼」，路易斯的「白女巫」，奧威爾的《動物農場》，還是格林小說裡對罪與魔鬼的黑暗描繪，皆是如此。

更有意思的是，他們在回應這種極端邪惡時，往往會轉向歷史。鮑德溫在種族問題上的呼籲、科拉科夫斯基對共產主義的反思、伯林關於自由主義的論述、多蘿西·塞耶斯在《信經或混亂》（Creed or Chaos）中的呼喊，都是直接向讀者發聲。艾略特和奧登則借用大量典故與引文。奧康納和格林則回到他們的天主教信仰。而西蒙那·薇依（Simone Weil）最重要的著作《扎根》（L』Enracinement），更是全面論證了人類必須與自身的過去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路易斯通過論述閱讀經典的必要性、在《黑暗之劫》（That Hideous Strength），《魔鬼家書》（The Screwtape Letters）及《納尼亞傳奇》（Narnia stories）中安德魯舅舅與米拉茲國王的命運裡鞭撻時代勢利來表明立場。托爾金則通過中古風的語言、龐雜的前史背景以及故事情節來做到這一點（還記得山姆在末日火山邊緣，回憶夏爾的往事，並提醒弗羅多那些遠古的故事嗎？那是在極權邪惡席捲世界之前）。

最具震撼力的也許還是奧威爾。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沒有人記得過去；當掌權者（無論是《動物莊園》裡的豬，還是《一九八四》裡的黨）壟斷記憶，他們就能隨意篡改歷史，把不需要的回憶丟進「記憶洞」。「歷史已經停止，除了黨是正確的無休無止的現在，任何東西都不存在。」所有這些作家都親歷過西方文明幾近崩潰的邊緣，因此他們知道絕不可輕忽失去歷史的危險。

這對我們同樣重要。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家譜」，需要知道自己的根。遺忘帶來的傲慢始終是一種威脅，尤其是在科技和醫學飛速發展的年代。正因如此，《詩篇》與先知不斷提醒我們，要記念——記念先輩們的作爲，記念那鑿出我們的磐石，記念那開採我們的礦坑。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明白爲何我們的世界會變成現在的樣子，換句話說，爲什麼它會變得「更怪異」，並且學會如何在其中去愛、去生活、並活出豐盛來。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1776 and the Origin Story of the Post-Christian W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