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布真本可以是倫敦最富有的百萬富翁之一。
但事實恰恰相反，他死時很貧窮。
與他同時代的倫敦牧師不同的是，司布真死後沒有給家人留下上百萬英鎊的錢財。蘇珊娜告訴一家浸信會報紙說，她丈夫只留下了2000英鎊（《諾丁漢晚郵報》，1892年3月31日）。
與司布真實際掙到的錢相比，這個數目小得驚人。事實上，司布真事奉中最被人忽略的方面之一是他的個人財務狀況。
讓我們來看看司布真的錢包可以教會我們什麼。
下面的數字已經由司布真時代的英鎊轉換成了今天的美元。通過一個標準化的消費者物價指數，通貨膨脹已經計算在內。作爲通用參考，當時的一英鎊相當於今天的117.78美元。
1870年至1891年賣出的講章和書籍收入:
全部書籍和講章的銷售額 = $26,144,925.33美元
記住，這只是司布真一生掙到的錢的一小部分。他寫了大約150本書，出版了一份月刊雜誌，又通過早期更爲流動的事奉工作時期獲得了可觀的收入。
你曾否想過，司布真的年薪是多少？
司布真在沃特比奇教堂擔任牧師時只有十幾歲，因此，他的報酬微薄，相當於每年5，443美元，而且其中的3，773美元（他工資的69.3%）還要用來付房租（《自傳》1:253）:
「他們付給我每年45英鎊的薪資，而我每週必須爲我租用的兩間房子付12先令，這樣，我的收入就不夠養活自己；不過會眾雖然沒有錢，卻有農產品，他們每家殺豬，都毫無例外地送一份肉給我。」
1854年，司布真接受了新花園街禮拜堂的牧師職位。此後，由於從座位租金額得到的錢（這種做法在福音派教會中早已廢除），他的收入激增。
搬到倫敦三個月後，司布真掙到的錢足以由他自己來支付教堂的維修和照明費用（《自傳》2:123）。此後不久，他就再也沒有從教會領過薪水。
司布真的錢都到哪裡去了呢？他對錢財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當新花園街禮拜堂再也容納不下人群時，司布真親自貢獻出了5,000英鎊（579，421美元）來建一座新的教堂——都市會幕教堂。爲了補充這筆費用的不足，1859年他甚至考慮要不要接受邀請以10，000美元的薪酬到紐約音樂學院的歌劇院講道（《布魯克林金鷹日報》1859年2月5日）。
爲了省錢，司布真放棄了他的教堂藍圖中原想在屋頂修建四個大型塔樓的計劃（《自傳》2:320-21）:
當司布真得知這些塔樓每個大約要花費1000英鎊時，他認爲，這筆錢可以用在更有價值的事上，因此叫人把塔樓略去了。
司布真不僅爲這個新建築貢獻錢，他也出錢重建他的第一個禮拜堂：1863年沃特比奇教堂被火燒燬，他就自己出錢請建築師，並支付了建築新教堂的一切費用，這座教堂至今還屹立在那裡。
司布真用他出版的書籍和講章賺來的錢建立了六十六個組織和機構。其中一些是，兩個孤兒院，一個書籍基金會，一個節食贈衣協會，許多救濟院，養老院，爲盲人和兒童開辦的主日學校，警察事工，墮落婦女事工，還有其它幾十個事工機構。
這都不是廉價的初創事業。
修建牧師學院花了15000英鎊（1,814,400美元），「其中很多都是司布真直接奉獻的，或是他在其它教堂的講道收益」（戴利莫，《司布真傳》，143頁）。牧師學院每週也需要100英鎊（11，778美元）的開銷，這筆費用經常由司布真個人承擔。
司布真支付了他在牧師學院裡學生的全部教育費用，其中許多人來自貧窮弱勢的下層。他常常給他的學生買講道用的西服套裝穿（戴利莫，《司布真傳》104頁）。
救濟院也花去了司布真大量的錢。1879年五月20日，司布真的執事們給了他和蘇珊娜一筆總額爲6,233英鎊（753,943.68美元）的愛心款項，來祝賀他們結婚25週年紀念日。司布真把其中的大部分都捐給了救濟院（5,000英鎊/579,421美元）。
司布真每年籌集40英鎊用於售書事工，這項事工向全英格蘭的牧師售賣基督教聖道書籍。
司布真在親友有需要時也隨時慷慨解囊。每當他發現哪一個親屬經濟拮据時，他都要寄去錢。從他後期的信件中也可以看出，他一生中時時寄送錢財、食品和禮物給他的父母。
司布真對錢財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早年時發生的一件事。孩提時代，他有一次走進一家店鋪，爲得到一支鉛筆而欠了債。父親發現後，給幼小的查爾斯·司布真上了一堂他永遠不會忘記的課（《自傳》，1:40）：
至於我父親是怎麼發現這小筆生意的，我壓根兒不知道，或許是某隻小鳥告密，讓他知道的吧。他一發現，就迅速來和我嚴肅處理這件事。願上帝爲此祝福他；他是一個很明智的人......他給我上了一堂強有力的有關欠債的課。他說到欠債怎樣如同偷盜，人們怎樣被這個習慣毀掉；一個小男孩欠一便士的四分之一（極少的錢），有一天就可能欠一百英鎊，然後進監獄，羞辱自己的家庭。這確實是一堂課，我覺得我現在都能聽到爸爸的教誨，回想起來，我都感到如雷貫耳。然後，父親叫我去到那家店鋪還筆，我一路痛哭著，感覺就好像個被押回軍營的逃兵。
令司布真感到很自豪的是，1861年都市會幕建成投入使用時沒有欠下任何債務。然而有趣的是，他作出了反對籌集一大筆捐贈基金的決定。他也沒有大量捐款給他的牧師學院，或是其它任何事工。爲什麼呢？
因爲他不信任未來。在「降格爭論」（和自由派之間的一場論戰）中，司布真自己的許多執事，學生，甚至他的一個胞弟都背叛了他。這使得他不太願意爲未來的領袖籌款。既然他最親密的朋友都背棄了他，他又怎能保證他的接班人不會背離正統神學呢？
司布真相信，神既然呼召了他，也必然會裝備他。他對錢財的使用方式反映了一種管家心態，而不是擁有者的心態。
「我們確信，神將供應我們的一切所需，祂一直都是這樣做的。」（《注意，牧者們！》 1:vii）
毫無疑問，司布真充分利用了科學技術帶來的舒適便利條件。一輛由四匹馬拉的馬車載著這位佈道家去教堂講道。司布真吃得像個國王，接受了優質的醫療保健服務，到法國南部度假，乘坐火車也常常坐頭等車廂。在鮑勃·羅斯所寫的《C.H.司布真畫傳》70-71頁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曾經有一次坐火車時，一位傳道人看到司布真走進頭等車廂，於是自誇說：「爲了節省主的錢，我這坐的是三等車廂。」
司布真回答說：「我坐頭等車廂，爲的是節省主的僕人。」
按照維多利亞時代的標準，司布真生活的確很舒適。但他那樣生活，目的是爲了維護他那日漸衰弱的身體，好從事事奉工作。
隨著司布真健康狀況惡化，他的醫生勸他搬到地勢高一點兒的地方住，擺脫籠罩在城市上空的霧霾。但是，第一眼看到倫敦南部的那幢房子時，他禁不住驚歎說：「哦，這地方對我來說過於豪華了！」然後，他「離開了，完全無意成爲其中的主人。」 （《自傳》4:51）
說司布真死時很貧窮，並不是要輕視倫敦下層百姓實際的貧困狀況。然而，和司布真所賺來的千百萬英鎊相比，這位佈道家去世時是窮困的。爲了維持生活，蘇珊娜被迫變賣房產，傢俱，還有丈夫的私人藏書（今天的司布真圖書館）。
耶穌說；「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太6:21）。
司布真也告誡我們錢財帶來的各種危險。他去世前兩年提出了一個挑戰，這個挑戰今天如同1890年一樣千真萬確：「對一個垂死的人來說，金子不過是塵土。」 （MTP 36:524）
譯/校：改革宗經典出版社，原文刊載於司布真研究中心網站：4 Reasons Spurgeon Died Po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