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給我們帶來的遺產非常複雜。許多人稱讚他是歷史和神學上的英雄——德國改教家，把釘子釘在了靠行爲稱義的心上。另一些人則抨擊他是一個刻薄、自大的反猶主義者。還有人認爲路德是人文主義者中的人文主義者，像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叛逆青年，把個人自由和理性從天主教教條主義的冰冷魔掌中解放出來。
這些批評和讚譽貫穿於宗教改革五百多年來的歷史中，傳奇的事實或虛構彼此之間互相拉鋸，不同理念的主張者都提出論據把路德作爲自己的英雄或者仇敵——這些人包括納粹分子、福音派美南浸信會、自由派歷史學家等等。但在閱讀了兩部令人愉快的思想史作品（蒂莫西·喬治的《改教家的神學思想》和邁克爾·里夫斯的《不滅的火焰》）之後，我意識到路德和他的改教夥伴們如何改變了教會歷史的進程。
爲什麼這麼說呢？讓我告訴你宗教改革給教會帶來改變的四種方式。
「要麼行善，要麼被詛咒」——這句話是天主教會的名片，它譴責任何持反對意見的人。在宗教改革開始之前，16世紀的教堂儀式是一項無意識的苦差事，是一項政治要求，目的是爲了獲得神職人員水龍頭裡滴下的任何恩典。彌撒是用拉丁語進行的，對大多數人來說無法理解，是一種喃喃自語；而聖餐儀式是一個人的表演——神父從事的是一種令人困惑的、形而上學的胡鬧：把麵包變成肉，把酒變成血，並希望藉此「造就」所有人。
路德、茨溫利和他們之後的改教家們看到了一個更深層次問題。他們指出聖經所說的稱義是一個一次性的、不可改變的宣告性判決，其依據是三位一體的神對人在恩典中作出的揀選。改教家指出，基督徒所得到的「歸算之義」完全是透過信靠基督在髑髏地完成的工作而獲得的。這種理解顛覆了天主教會及其「漸進式」、一點一點增加善行的稱義觀。
路德更加完備的救恩論還在後面，經過了對聖經的深入研究。換句話說，「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的必然結果是「唯獨信心」（sola fide），這對於理解宗教改革神學的主旨至關重要。
茨溫利得出了類似的觀念，並且根據他自己的表述，他沒有受到路德著作的任何直接影響。1519年1月1日，仍是羅馬天主教牧師的茨溫利摒棄了傳統的拉丁文教會禮儀，開始用他的母語就《新約》開始解經式講道。
1525年，茨溫利講完了整本新約，然後轉而就舊約展開講道。在此期間，茨溫利與天主教會脫離關係、譴責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的權威，並在蘇黎世廢除了彌撒，使蘇黎世成爲世界上第一個政教合一的新教國家。同時，路德爲他的會眾將《聖經》翻譯成德語，並在1534年之前出版了德語《舊約》。所有這些都是爲了把上帝的話語以一種他們不僅能夠理解，而且能夠回應的方式傳遞給人們。
這些行動改變了歐洲教會的面貌，爲我們所知的新教鋪平了道路。基督徒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現在他們可以自由地在智識和其他方面成爲積極的參與者。以前，教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架構，所有這些突破爲教會論的普遍轉變打開了大門。
宗教改革還恢復了聖經中關於「牧師」或「神父」應該是什麼樣子的論述。不明就裡走過場的日子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不再擔任「中保」角色的牧師。現在，牧師的任務是將會眾的心帶到定睛耶穌基督上，基督是聖潔的上帝和有罪的人之間唯一的中保。
宗教改革後，忠心的牧師們不再試圖以任何方式「注入恩典」或「實現救贖」，他們只是注視十字架和基於十字架的所有天國祝福。他們不再是恩典的泉源，而是成爲把我們指向上帝的子民在基督裡所擁有無盡寶藏的箭頭。
然而，在這裡，我們發現了一把雙刃劍，這把劍帶來積極的改變，但也使得許多人在神面前沒有能夠聆聽懺悔的「中保」了。如果牧師不聽我們的懺悔，誰來聽呢？宗教改革強調，每個基督徒的處境確實很糟糕；以前，這可能被敬虔的行爲和聖禮的「戲法」所掩蓋，但現在它就在眼前。人們開始對路德的懷疑產生共鳴。
這一轉變是如何實現的？最明顯的是，宗教改革改變了聖禮——洗禮和主餐。嬰兒洗是天主教會毋庸置疑的主要聖禮之一，但這也是路德、茨溫利和加爾文——以及他們同時代的人基本上都持有的神學信念。在其他地方都有相當大的分歧的情況下，爲什麼在這一點上他們如此相似？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無數個層級。但鑑於並非所有的改教家都堅持嬰兒洗——例如，門諾·西門和重洗派就反對嬰兒洗，因此我們可能需要大膽猜測。
這裡有一個可能的原因：路德、加爾文和其他人根本無法設想一個獨立於國家的教會。教會與政治的關聯太深，以至於路德把教會稱爲「上帝的右手」，把國家稱爲「上帝的左手」。雖然西門和分離主義的重洗派走得太遠了，以至於洗禮脫離了教會，但他們更接近於今天信而受洗主張者對洗禮的理解。因此，儘管宗教改革並沒有普遍接受信而受洗觀，但它提供了恢復這一教義的框架。
在整個宗教改革中，很少有像主餐教義那樣引起分歧的。雖然改教家們脫離了羅馬，但他們也彼此衝突。
例如，路德強烈譴責變體說是一種形而上的神祕主義，但卻主張一種被稱爲「同質」（consubstantiation）的神學半路涼亭，這一觀點的依據是亞里士多德哲學中實質與外表的區別。根據路德的觀點，在聖餐中，基督存在於餅和酒之中、之下（in, with and under），當我們領受餅和酒時，字面上（literally）我們領受了基督的身體和血。加爾文認爲路德和天主教的觀點都站不住腳。他肯定了所謂的「屬靈臨在」，即在主餐期間，基督是臨在的，但這種臨在是屬靈的，「只有真信徒透過信心才領受了基督」（《基督教要義》4.17.33）。
茨溫利更進一步，主張一種「紀念」的觀點，即在吃餅喝杯的時候，上帝的子民只是宣揚基督的死亡和復活直到祂再來，同時同享祂帶來的益處。
路德冷笑道，茨溫利的觀點是對神的褻瀆。否認基督在其晚餐中的身體同在，就是否認基督的無所不在。這種分歧在1529年10月達到了頂峯，當時路德和茨溫利在黑森親王腓力（Phillip of Hesse）授意下會面，試圖建立一個泛新教聯盟來對抗教皇和他的軍事力量。不出所料，兩人無法忽視他們在這一點上的分歧，聯盟也就沒有誕生。
現在回想起來，這種神學爭論似乎是近視的。面對如此迫在眉睫的利害關係，這兩位新教神學家難道不能放棄神學上的細枝末節，建立某種同盟嗎？不幸的是，不能。
儘管如此，宗教改革對主餐的重新定義仍然產生了壓倒性的積極效果。雖然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意見，但有一個真理仍然是不可改變的：聖餐並不賜下恩典——這一能力來自基督和祂的十字架。
關於聖經中的另一個聖禮——洗禮，我們也可以這樣說。隨著西門和重洗派的出現，信而受洗的教義基礎已經得到建立。哪怕是仍保留嬰兒洗禮的宗派也不再贊同天主教的嬰兒洗禮觀，後者主張嬰兒洗禮能賜下恩典、具有救贖性。沒有人僅僅因爲出生而獲得屬靈的特權。
同時，也沒有人擁有任何特權，因爲宗教改革清楚地表明：各各他的地面是平的。在那裡流的血是爲新教徒和天主教、反猶主義者和福音派美南浸信會、德國人和法國人、自由派的歷史學家和第一年的神學院學生而流的，所有不義的人都需要救主的義歸算給他。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4 Ways the Reformation Changed the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