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正在研讀浸信會的神學與歷史，覺得把自己發現的一些必讀書分享出來，或許對大家也有幫助。那就從第一本開始吧：
湯姆·內特爾斯的《浸信會》（第一卷）簡要勾勒了浸信會早期運動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我認爲這本書很值得一讀，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一運動中關鍵的牧師與神學家。舉個例子，我之前並不知道，威廉·基芬（William Kiffen，1616–1701）不僅是牧者，還是富有的商人，他用自己的財富支持事工。
內特爾斯提出了兩種理解浸信會起源的路徑：第一種，是以「良心自由」爲核心來界定，就像約翰·史密斯（John Smyth）、托馬斯·赫威斯（Thomas Helwys）或是 E. Y. 穆林斯（E.Y. Mullins）那樣，他們強調「靈魂在宗教事務中的靈魂自主能力」（the competency of the soul in religion），並視之爲浸信會思想的核心。第二種，則是像內特爾斯所主張的那樣，認爲浸信會的信條是從更大的基督教信仰框架中流淌出來的。
因此，他強調：「浸信會必須首先是基督徒和新教福音派，然後才能稱爲浸信會」（13 頁）。內特爾斯認同這種觀點，並稱之爲「真理一致派」（coherent-truth party）。
我自己也相信，浸信會應當把自己看作是新教內部的一個更新運動。我們首先因信基督而成爲基督徒；其次，作爲非天主教的西方基督徒，與各改革宗教派保持合一，我們是新教徒；最後，在普世教會諸多新教教派之中，我們才以「浸信會」來標識自己。
談到浸信會異象作爲新教內部的一場更新運動，我認爲斯坦普斯與愛默生合著的《浸信會的異象》在這一方面闡述的很好。他們在書中這樣解釋道：
「我們將提出一個有關浸信會未來的具體願景——一個更明確、更刻意地定位於『獨一、聖潔、大公、使徒性的教會』內部的更新運動。正如我們將在本書第一部分所論述的，浸信會基督徒首先是基督徒，其次才是新教和福音派基督教的一個特定表達。唯有從這種廣義的大公（catholic）與改革宗（reformational）立場出發，浸信會才能有效地提出自己根據聖經不斷改革與更新的主張。」（3 頁）
順便說一句，他們之所以提出這個異象（我也很認同），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對浸信會起源的理解。他們解釋道：
「浸信會出現在 17 世紀英格蘭分離派運動的背景下，而英格蘭分離派又源於英格蘭宗教改革。」（28 頁）
不過，這種看法只是關於浸信會起源的三種常見說法之一，這三種說法可以這樣分類：
斯坦普斯與愛默生認同第三種觀點，他們解釋說：
「英格蘭分離派論是關於浸信會起源最有歷史可信度的看法。早期浸信會是從那些脫離國教、旨在建立更遵循新約規範的會眾中興起的。我們通常稱這些教會爲『會眾制』（congregationalist），因爲他們尋求建立由『可見的聖徒』（visible saints）組成的獨立會眾。」（29 頁）
順便說一句，他們還給出了一個關於地方教會的新定義，這個定義成了我最喜歡的定義（143 頁）：
「浸信會是由可見的聖徒組成的立約群體，他們彼此承諾，一同行在主耶穌基督的管教與秩序中。」
我在自己寫的那篇有關地方教會的文章裡，也採取了類似的思路。
在《正統激進派》一書中，馬修·賓厄姆的核心論點是：在 17 世紀 40 年代以及英格蘭共和時期（Interregnum），一些英格蘭的會眾制教會開始拒絕嬰兒洗禮。然而，由於當時尚未形成一個明確且自覺的「浸信會」教派身份，這些人更準確的稱呼應是「傾向浸信會的會眾制信徒」（baptistic congregationalists），而非教派意義上的浸信會成員。
雖然他的這一論點仍會遭到學界挑戰，而且我懷疑，這個過程可能並不像賓厄姆描繪的那樣簡單明了。但總體上，他所說的「特別浸信會（Particular Baptists）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由會眾制背景中興起」的觀點，似乎是站得住腳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特別浸信會或「傾向浸信會的會眾制信徒」（用賓厄姆的說法）在許多方面與約翰·歐文或約拿單·愛德華茲有共同之處。但也可以認爲，浸信會更徹底地貫徹了會眾制的邏輯：建立一個由「重生的信徒」組成的會籍，從而避開了一些會眾制教會（公理會）在「半途之約」（Halfway Covenant）問題上的爭論。
我自己沒有足夠的歷史功底來完全驗證賓厄姆的論證，但整體來說，他的觀點在我看來是合理的。不過，正如一位做歷史研究的朋友對我說的那樣，這一論點並不能完全適用於所有特別浸信會，因此將來可能還需要進一步修正。
作爲一本多位作者合著的作品，《浸信會與基督教傳統》並不總是強調浸信會獨特的重點，因爲它的目的是展示浸信會如何置身於福音派或新教運動之中，並與早期教會保持一致。
我特別喜歡浸信會神學家W. 麥迪遜·格雷斯（W. Madison Grace）所寫的那一章，因爲他強調了一點我認爲至關重要的內容：浸信會必須認同《尼西亞信經》所表達的「古典教會論」（classic ecclesiology）：教會是「獨一、聖潔、大公、使徒性的」（one, holy, universal, and apostolic）。「在歷史上，浸信會一直持守這種古典教會論。」（110 頁）
更詳細地說，格雷斯寫道（111 頁）：
「『教會』（ἐκκλησία）一詞原意是『聚會』，這一點眾所周知，但它的含義不僅僅是人群的聚集。教會並不只是『在一個地方聚在一起的人』，它還有目的、禮儀、信仰與信條。早期這種更豐富的『教會』理解，可以在愛任紐（Irenaeus）的信仰告白中看到。他稱『教會……分佈在全世界，直到地極』。在這種更寬泛的定義中，那些具體而重要的教義肯定——目的、禮儀、信仰與信條——旨在代表整個教會的傳統與信仰。按照早期基督徒的邏輯，否認這一理解，就會讓人質疑其是否有資格成爲教會成員。正如《使徒行傳》十五章所顯示的那樣，我們看到早期教會延續了一種傳統：將教會的成員範圍限定在某一特定群體所持守的信仰或信條之內。」
他還補充說（ 111–112 頁）：
「在具體討論這些特徵之前，必須指出，古典教會論同時肯定了普世教會與地方教會。教會既可以在地方層面理解，如家庭教會或地區教會；也可以在普世層面理解，即耶穌基督的身體。這也是爲什麼在教父們看來，分裂是危險的。作爲蒙贖之人的群體，普世教會的基督徒與世界各地所有蒙贖的群體相連。在早期教會時代結束之前，教會的可見性與不可見性這兩方面都得到了確認，儘管這種確認在表述上並不完全一致，且後來還有進一步的發展。但無論如何，對早期教會來說，『蒙贖之人的群體』應該廣泛地被表達爲『獨一、聖潔、大公並使徒性的』教會。」
在這位著名浸信會神學家斯坦利·福勒文集的第二卷中，他探討了「教會」這一主題，這也是我自己非常關心的議題。爲什麼呢？因爲我發現，在加拿大，浸信會基督徒正越來越多地採用美國的模式，而不是英國的。
值得聽聽福勒本人是如何描述這種傾向的（26–27 頁）：
「過去幾年，我參與過一些對話，這讓我對一種奇特的現象有了新的理解——即在堅持地方自治的同時，又堅持一個極其狹窄的教義基礎來與其他教會建立任何正式聯繫。這種教會論大概是這樣運作的：真正的教會是地方教會，其它一切都純屬可選，而且只是出於實際考慮才存在。雖然在理論上可能承認有普世教會，但在現實中，這只是一個抽象概念，沒有任何可觸摸的具體結構。所以，在這種觀點下，舉證的責任落在那些想要在地方會眾之外建立正式架構的人身上。而既然這些架構是完全可選的，它們的教義基礎也同樣是可選的。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隨意收窄這一基礎，而不違背聖經關於教會合一的原則，因爲我們並沒有分裂真正的（地方）教會。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認爲普世教會是聖經關心的事項，甚至視普世教會爲首要的現實，並且它在地方教會中得以體現，那麼，舉證的責任就落在那些想要與其他教會脫離關係的人身上。」
福勒考察了多份當代浸信會信條，指出它們往往忽略了對普世教會的討論，而地方教會正是普世教會所彰顯的現實。不過，他也提到，英國的浸信會並沒有失去這一原初重點，並引用了「英國與愛爾蘭浸信會聯盟」（Baptist Un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在 1948 年的一份宣言作爲例證。
他接著寫道（40 頁）：
「這些顯示出地方教會自主意識增強、而普世教會在實際中作用漸趨微弱（儘管理論上通常並未否認其存在）的例子，反映了北美浸信會教會論的發展軌跡。然而，在其他英語世界的語境中，這一走向有時卻截然不同。」
我贊同福勒的這一評估。我甚至懷疑，我們作爲浸信會的「收窄」現象，可能更多源於 20 世紀的美國模式，而非傳統或英國式的浸信會生活與實踐。
1948 年，英國與愛爾蘭浸信會聯盟（Baptist Un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理事會通過了一份名爲《浸信會的教會論》（1948）的聲明。我覺得這份文件很有新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斯坦利·福勒的觀點（他在論證中就引用了這份文件作爲證據之一）。
例如，《浸信會的教會論》（1948）是這樣定義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的：
「地方教會的成員資格，使得『獨一、聖潔、大公的教會』的團契在現實中得以體現。信徒的聚集，正是神在地上與天上獨一教會的地方性彰顯。因此，《使徒行傳》20:28 中將以弗所教會稱爲『神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教會』，其實是將原本屬於整個大公教會的稱謂用在了地方教會之上。與基督之間那種至關重要的關係，在地方教會完全成員的身份中得以體現，同時也意味著加入了那個橫跨時間與永恆、在世奮戰並在天得勝的教會。對於浸信會來說，在這樣一個地方的基督徒群體中敬拜與服事，正是作教會成員的本質所在。」
這一點，是從他們關於普世教會的教義推導出來的：
「雖然浸信會長期以來在立場上與其他宗派有所區分，但他們始終聲稱自己是我主耶穌基督獨一、聖潔、大公教會的一部分。他們相信，大公教會是我主耶穌基督裡聖潔的信徒群體，由他親自建立，他是唯一的元首，並藉著聖靈內住其中。雖然她以多種教派形式顯現，以各種組織方式存在，並分佈於全世界，但她在基督裡仍然是合一的。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上帝在歷史中所揀選並使用的器皿，以成就神聖的旨意。」
這裡，我們同樣可以看到 W. 麥迪遜·格雷斯（W. Madison Grace）所說的，即浸信會的確擁有古典的教會論。我最近也寫過一篇與這一觀點相契合的文章，歡迎閱讀。
邁克爾·海金是著名的浸信會歷史學家。和斯坦利·福勒一樣，他非常關注英國的特別浸信會。正因爲如此，他肯定了主的晚餐和洗禮的聖禮性質。這本書值得一讀，能夠讓人感受到浸信會豐富的神學思想歷史，而這些思想在 20 世紀的某些環境下曾被過度簡化或狹隘化。
《倫敦浸信會第二公認信條》雖然不算是一本書，但是它具體展現了 17 世紀特別浸信會的信仰。令我覺得有趣的是，這份信條像《薩沃伊宣言》（Savoy Declaration，1658）那樣，刻意與《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保持一致。大致來說，這三份信條可以看作同一神學思潮的不同表現。由此可見，特別浸信會視自己爲新教內的一個復興運動。
本傑明·基奇可能是（Benjamin Keach）是《倫敦浸信會第二公認信條》（1689）作者之一，他和其他人共同撰寫了《浸信會問答》，又稱「基奇問答」（Keach’s Catechism）。這本問答書值得一讀，甚至可用於家庭和教會的教導。順便提一句，基奇因此曾遭受枷鎖示眾的公開羞辱，我還用這幅形像作爲本篇文章的封面圖片！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加拿大福音聯盟英文網站：9 Books on Baptist History & Theology You Should R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