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文化中論及過去備受推崇的神學家時，往往會有兩種傾向。
第一種傾向是「英雄傳記」式地給他們扣上光環，在光暈中看待信仰先賢，把他們的錯誤、過犯和罪惡一筆勾銷，僅僅留下他們的見解和成就，最好能讓今天最挑剔和最有批判性的的歷史學家在他們面前都無話可說。
第二種是「抵制文化」（cancel-culture）帶來的衝動。如果有一位先賢當時的行爲或者觀點被當代文化證明有錯或者有問題，就把這個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完全忽視他們著作中任何可能有幫助或有益的東西。換句話說，他們的罪錯和過犯導致他們在其他方面的美德和良善都不值一提，他們被「抵制」了。
這兩種傾向對教會都沒有好益處，兩者都沒有充分考慮到聖經中關於人類罪性的教導，也沒有考慮到罪與善交織的複雜性，更沒有考慮到成聖的漸進性，兩種傾向都需要得到糾正。問題是，在一個從簡單地胡編亂造到迅速地急於抵制歷史人物的世界裡，我們最終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神學家——要麼「抵制」他們，把他們的貢獻降到最低，要麼不加批判地擁護他們的貢獻，把他們的罪錯降到最低。但我們應該做得更好。
我們可以因爲過去的神學家的罪錯而輕視他們，也可以有更多思考。具體而言，我們需要考慮不同種類的罪、這些罪會如何影響這位神學家的觀點，以及我們仍然可以用智慧去分辨並從有缺陷的前輩那裡得到一些寶藏。
幾年前，當我在閱讀關於大多數教父如何對待神學書籍時，不經意翻開了克里斯蒂安·悌茨（Christiane Tietz）關於卡爾·巴特的這本傳記，那次閱讀對我來說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經歷。
巴特堪稱上個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神學家，只有約瑟夫·拉辛格（教宗本篤十六世）可以與之媲美。然而，隨著巴特生活中不爲人知的方面被曝光，我們現在知道他與祕書夏洛特·馮·克施鮑姆（Charlotte von Kirschbaum）之間存在婚外情，而且他甚至圍繞著這一不正當關係安排自己的生活，對他的妻子奈莉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更糟糕的是，他爲停留在這種不忠的關係中提出了扭曲和奇怪的神學理由。
薩繆爾·巴克森最近捅破了這個難題，問道：「他是一個犯奸淫的人、一個對婚姻不忠的丈夫，這是一個恥辱，但他確實是一個偉大的神學家，是神給教會的恩賜。」這樣的論述能有什麼意義呢？巴克森讀過並同意教父們關於美德在神學家生活中所扮演作用的觀點，即專橫和婚姻生活中的不忠必然對一個人的神學思考產生負面影響。拿先斯的貴格利指出，個人的敬虔對神學思考至關重要，只有清心的人才能面對上帝聖潔的燦爛光芒。神學不是一個抽象的、純粹的頭腦活動。甚至巴特也在一封信中承認了這一現實，他在信中表明想知道他和克施鮑姆犯罪的經歷會如何影響他的神學思考。
我們是否應該要求過去的神學家們都在道德上保持純全？我們是否可以從那些生活經常與聖經所說忠信相差甚遠的神學家們身上學到點什麼？
如果我們不是僅僅輕視過去神學家們的問題，而是看得更深，我們就可以同意教父們的觀點，那些試圖探究上帝奧祕的人們必須堅持「不斷提高心靈純全」這一標準。同時，我們還可以思想人物的一生如何塑造了他的神學，以及神學研究如何總是以某種方式受到研究者之罪的影響。
答案不是把個人聖潔這一議題束之高閣，那是很多啓蒙運動的思想家或科學家研究他們學科的方法。我們的品格在我們如何進行神學研究、解釋聖經或進行應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帶來的影響頗爲深遠。教父們是對的：我們需要關注持續存在的罪如何影響一個人思考上帝的方式，這樣是明智的。
現在，許多基督徒不願意去思考一個人的神學如何受到他的罪之影響，因爲這引起了關於過去的神學家（特別是那些與各種形式的白人至上主義有牽連之人）各種不舒服的問題。這看起來是在迴避抵制文化，但其實恰好採取了他們的思路。我們可能會發現，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更容易滑向啓蒙運動的模式——將學術研究和個人敬虔分開，而不是聽聽教父們的意見。
這是錯誤的做法。不，我不主張抵制重要神學家，甚至不主張抵制巴特。相反，我們應該更仔細、更具批判性地思考有影響力的神學家們所犯的罪如何對他們的神學推理和結論產生負面影響。正如歷史學家大衛·斯坦梅茨（David Steinmetz）所說：「對歷史的研究給了教會面對其過去的自由：可以的時候，採用過去的智慧；應當的時候，指出當時的小信和罪惡。」
爲此，我們應該對不同類型的罪錯進行區分。一些基督徒反對這種想法，他們認爲所有的罪都是一樣的，因爲任何罪——無論大小——都使我們與神隔絕。
但基督教傳統一直認爲有些罪「本身更嚴重，情節更重大，所以在神眼中比別的罪更可憎」，正如《威斯敏斯特大要理問答》所說（問題151）：
誰犯罪：如果犯罪者的年齡已經相當成熟、經驗更豐富、承受更多恩典，在職業、恩賜、地位、職分都尊貴，爲人師表，是別人效法的榜樣，這罪就更嚴重。
要理問答中還提到了違背自然律的罪，違背良心的罪，以及故意和冒失地違背誓言的罪等等不同的情況。
根據要理問答提供的線索，我們看到過去的神學家們所犯罪錯的不同分類。
第一， 故意犯罪。
我們從巴特開始，他屬於那種明知卻故意停留在罪中的神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又譯蒂利希）也屬於這類——他的婚外情甚至在他的圈子裡頗負盛名。這些都是最惡劣的罪的例子，當一個神學家習慣性犯罪時，似乎對悔改或離開罪不感興趣。
第二，不自知的罪。
這一分類包括了許多牧師和神學家，他們在不同程度上與他們所處時代的罪、邪惡和不公正同流合污。他們的罪雖然應當責備，但卻是不自知的。馬丁·路德的反猶主義觀點和著作就屬於這一類，還有愛德華茲爲奴隸制的辯護和參與（儘管他譴責奴隸貿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些情況下，愛德華茲和路德都會敦促我們不要消除或減少他們的道德責任。他們堅持認爲，即便他們沒有看到自己的罪（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屬靈盲區），他們仍然要爲自己的盲區負責，這往往是因爲他們的心不願看到這些真理。
第三，在罪中掙扎。
第三類人包括那些生活中不斷與罪爭戰的神學家，但人們會普遍認爲他們是在努力抵擋罪。他們會在教會中承認自己的罪，並尋求脫離這罪，即便他們有時沒有取得進展。我們不應該輕看任何形式的罪，因爲它總會對我們和周圍人生活產生負面影響。但在這一類情況下，神學家的願望是拒絕罪並從罪中離開。閱讀一些清教徒作家的懺悔錄，或者再往前，翻開安瑟倫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你會看到在這個墮落世界的泥沼中，他們在努力追求聖潔。是的，罪依然存在，但這樣的神學家們尋求在基督裡長進。
我承認我提供的分類有幾個侷限性。首先，我們傾向於把一個人「凍結」在某個特定時間點上，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人可能會遠離罪，也可能走向罪。一個季節裡的故意悖逆可能會變成另一個季節裡的與罪爭戰，悔改的萌芽會衝破貧瘠的土地。另一方面，不自知的罪可能會變得剛硬轉爲故意的悖逆，特別是當有人與權貴合流、成爲不公的同謀時。
其次，即便我們同意故意犯罪也許是最嚴重、最惡劣的一類罪，但可責備卻不自知的神學家帶來的影響也同樣具有破壞性，有時甚至更嚴重（想想二戰及戰前納粹如何使用路德的著作證明自己的意識形態，或那些愛德華茲之後繼續鼓吹奴隸制的美國神學家們）。不過，第三類人可能描述了大多數神學家——那些內心不夠聖潔，卻又與罪在爭戰的人，這與神和神的話語一致。
第三，我們認爲「立即令其失去資格」的罪往往不是取決於聖經，而是取決於我們如何解讀聖經，因爲我們的文化和時代同樣限制了我們。（想想爲什麼一些非洲基督徒認爲紋身是比通姦更嚴重的罪！）。聖經中的許多人物——挪亞、亞伯拉罕、摩西、大衛、所羅門、約拿——都讓我們看到了惡劣的罪行，也讓我們看到了榮耀的救贖。
有時，一些牧師和神學家雖然不完美，但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他們的神學卻是可以完美結合、前後一致的。古代教會經常稱他們爲「聖徒」，即使在一個沒有封聖的傳統中，當一個人生活的美麗和榮耀與他們的認信和神學相一致時，我們也會認可。一般來說，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爲那些在個人和公共領域都以敬虔爲標誌的人，他們的神學思想更值得信賴。
把神學家們當作英雄或混蛋都是錯誤的，給過去的神學家塗上焦油插上羽毛或不加批判地擁抱他們都不明智。但是犯罪的先賢仍然可以教我們一些東西。
社交媒體上的衝動是把每個人都放在快速和易於識別的分類盒裡，這樣我們就能立即知道誰是英雄，誰是混蛋。但現實生活充滿榮耀又充滿複雜性。一些我們可能稱之爲「混蛋」的人可能有英雄的美德特徵，而那些我們可能稱之爲「英雄」的人則有混蛋的罪惡條紋。
相反，往深處看需要我們在過去神學家的神學觀中仔細盤算罪所帶來的扭曲。歐司·卡麥爾（Onsi Kamel）建議我們「看看具體的思想位置和特定的罪，然後特別調查思想是如何被罪明顯影響的。然後對思想的這些層面進行吸收、警告或仔細對待。」
因此，我們應該研究：
路德惡毒的反猶主義如何影響了他對舊約的態度？他對猶太人的看法是否影響了他對律法和福音的明確區分，或他對社會的兩國論立場？
愛德華茲的蓄奴如何影響他對仁慈和正義的理解？它如何改變他對聖經的理解或他對上帝的看法？它如何塑造他對社會秩序的觀點或他的人論？愛德華茲的兒子成爲熱心的廢奴主義者這一事實是否使這些問題變得複雜？
巴特的婚外情如何影響了他對罪和恩典的看法？他的故意犯罪和把神學當作頭腦學術的做法是否削弱了他對神審判的理解？它們是否在他的一些半普救主義思考中起了作用？
成聖往往是不平衡的，如果這篇文章使問題複雜化，激起更多的問題而不是答案，我可以理解。這就是爲什麼我們需要更多關於過去神學家的討論，而不是更少，這也是爲什麼我們需要尋求更加複雜而不是簡單化的答案。真理並不因挖黑料或寫一本將過去神學家的罪孽最小化的高尚傳記而得到成全，只看到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生活中的罪而不看成聖的跡象也不利於認識真理。
我們最好承認人的複雜性，認識到即使是最受尊敬的神學家也可能懷有影響其神學視野的罪或盲區，然後重新致力於尋求聖潔，否則我們就無法看到我們渴望研究和敬拜的上帝。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作者博客：Should We Cancel Karl Barth, Martin Luther, and Jonathan Edwa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