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 年 9 月，弗吉尼亞的一個清爽早晨，約瑟夫·W. 帕克（Joseph W. Parker）坐在尼古拉斯·斯特林·埃德蒙茲（Nicholas Sterling Edmunds）對面。埃德蒙茲是「家園」（Homewood）種植園的主人，這塊種植園佔地近兩千英畝。在過去兩年裡，帕克一直在教埃德蒙茲的幾個孩子，同時也在牧養埃德蒙茲的奴隸，給他們傳福音。帕克見證了令人驚訝的屬靈果效——不只是埃德蒙茲一家，連那些奴隸中也有人信了主。其中有個新近歸信的奴隸，他的信心如此真摯，甚至連主人都不得不承認：「如果我盼望上天堂的把握，能有我確信約翰得救的一半大，我一定比現在快樂多了。」
可這一切，即將發生鉅變。
就在一個月前，內特·特納（Nat Turner）領導的起義在距此不到一百英里的南安普敦縣爆發了。這場血腥的暴動震驚了弗吉尼亞的白人種植園主，激起了他們對奴隸叛亂和報復的恐懼。作爲回應，州議會通過了更嚴苛的法律，禁止奴隸接受教育和宗教教導。恐懼在家園種植園蔓延，那天早晨在餐桌上，埃德蒙茲語氣平靜卻堅定地對帕克說：「你以後不許再教我的奴隸聖經了。」
帕克愣住了，反問道：「你認爲約翰是真基督徒嗎？他現在比從前更壞嗎？」
埃德蒙茲不得不承認：「約翰百分之百的忠心。但他覺得自己……」埃德蒙茲停頓了一下，努力找合適的詞，「他覺得自己要對神交帳。前些天以撒下葬的時候，」埃德蒙茲繼續說道，語氣越來越激動，「我聽見約翰在勸勉其他奴隸，要預備好去見神。約翰明白，神對人的要求，和主人對奴隸的要求，是兩回事。所以，你必須停止教我的奴隸。」
帕克並沒有退縮，繼續追問：「你相信耶穌基督賜給我們的信仰，是要我們向萬民傳講的（參《馬可福音》16 章 15 節），難道這教導對所有人都是危險的嗎？」
「我們不能在這事上空談哲理！」埃德蒙茲厲聲打斷他，「你今晚要是去奴隸住的地方，讀那段登山寶訓，『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太 7:12），然後你再給他們解釋，告訴他們這條教訓多麼美好……那你告訴我，我這種植園裡有哪一個人笨到聽完後不會反問：『請問先生，尼古拉斯老爺對待我們，真像他希望我們對待他那樣嗎？』你得回答他們。要是你說『是』，他們知道你在撒謊，你什麼好事都做不成。要是你說『不是』，那你就是在他們面前損壞我的名聲。我告訴你，先生，我們根本不能讓他們得到任何基督的亮光和教導。我們必須讓他們盡可能活在黑暗裡。你必須徹底停止教他們。」
帕克聽到這裡，心裡深深被觸動了。他哽咽著問埃德蒙茲：「你自己和家人能在耶穌基督帶來的救恩中歡喜，卻要把這救贖之光徹底擋住，不讓那些完全依賴你的人得到，你能心安嗎？」
埃德蒙茲臉色一下子變得煞白，低聲說：「看在上帝的份上，帕克先生，別把審判日和奴隸制扯到一起。你必須停止。
那天夜裡，帕克在心裡一遍遍掙扎著，他已經無法再忽視眼前的事實。後來他寫道：「奴隸制在我看來，是對人權的一種公然踐踏。」
在和埃德蒙茲那場意義重大的對話後沒多久，帕克突然接到通知，必須立刻離開家園種植園，回到新英格蘭。他甚至沒有機會向那些他深愛的奴隸和孩子們道別，只能收拾行李，黯然北上。他心中悲痛，卻也下定決心，要盡己所能反對這套基於種族的奴隸制度。
我第一次讀到這段對話是在弗吉尼亞大學圖書館珍藏室裡一本未出版的約瑟夫·帕克回憶錄中，以上描述與書中記錄的幾乎完全一致。當時我正在撰寫華盛頓特區國會山浸信會的歷史，後來帕克擔任了該教會的第一任牧師。這份手稿呈現出一個此前鮮爲人知的帕克形像：他原本對奴隸制的看法相對溫和（認爲奴隸制度雖不幸，但屬必要之惡），後來卻逐漸轉變爲一種更符合聖經的信念。基於種族之上的奴隸制是邪惡的，與聖經教導背道而馳。
帕克帶著越來越強烈的服事呼召北上，後來進入了牛頓神學院（Newton Theological Institution）學習。每個星期六，他都會步行八英里到波士頓，給非裔美國人開主日學，還挨家挨戶探訪，關心他們的家庭。帕克後來回憶這些探訪帶來的影響時寫道：「我的種族觀念逐漸改變。我看清了，把他們當作財產奴役、買賣、像牲口一樣對待，是錯誤的。我發現，出乎我自己意料，我竟成了一個廢奴主義者。」
1837 年 5 月，帕克作爲代表，參加了馬薩諸塞州廢奴協會（Massachusetts Anti-Slavery Society）的會議。他後來寫道：「這幾年裡，我腦中一直認定，我們已經處在一場因奴隸制引發的可怕革命的邊緣漩渦之中。我知道，要麼奴隸制滅亡，要麼國家滅亡，這兩者的生死之爭必然極其慘烈。在我眼裡，這一切清晰得就像已然發生的事實。」
到這個時候，帕克的廢奴立場已廣爲人知。支持奴隸制的人把他罵成「狂熱的廢奴分子」，而一些更激進的廢奴派則批評他「還不夠激進」。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作爲牧師，他所處的位置就是這麼尷尬又危險。
帕克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第一浸信會（First Baptist Church of Cambridge, Massachusetts）建立了一個興旺的教會。然而，隨著 1861 年南北戰爭的爆發，他看到一群新近獲得自由的非裔美國人正在受苦。這些人當中有男有女，還有孩子，他們逃離了奴隸制，現在聚集到聯邦軍隊控制的區域尋求庇護。這些流離失所的人被稱作「走私貨」（contrabands），他們迫切需要食物和住處，更需要教育。
帕克年輕時在南方的那段關鍵經歷，加上他在浸信會內的影響力，使他成了這項新使命的不二人選：要在戰火中的南方各地，爲自由民建立學校，提供資源，並照顧他們的屬靈需要。
接下來的五年裡，帕克全身心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奔走於大西洋沿岸各州，招募教師和傳道人，在亞歷山大（Alexandria）、諾福克（Norfolk）、朴茨茅斯（Portsmouth）、博福特（Beaufort）和里士滿（Richmond）等城市創辦學校。他隨聯邦軍隊行動，接管空置和廢棄的教堂，把它們變成黑人會眾的教室和敬拜場所。
只要有機會，他就努力把被軍隊佔用的教堂收回來。有一次，他找到一位把教堂改成臨時醫院的軍醫，下令對方騰退。那位軍醫對他的要求很不滿，冷笑道：「哈，你倒像個教皇了，是吧？」帕克毫不退讓，立刻回道：「沒錯，我是個基督徒牧師，也是個戰時教皇。請你走吧！」最後，那座教堂回歸其原本的用途——宣揚基督的名，服事神的百姓。
帕克的工作常常把他帶到華盛頓特區，在那裡，他創辦了一所學校，後來發展成韋蘭神學院（Wayland Seminary），這是培訓非裔美國人牧師和領袖的重要機構。他還在華盛頓的浸信會圈子裡非常活躍，其中就包括後來請他擔任首任牧師的那群人。
多年服事之後，帕克曾短暫回到馬里蘭的農場休養，當時他已決定不再牧會。但當新成立的大都會浸信會（Metropolitan Baptist Church，後來的國會山浸信會）派代表懇請他帶領教會時，他無法忽視他們的需要。
教會的資源非常有限，只能支付他以前一半的薪水，帕克還是出於責任感接受了呼召，因爲他相信，沒有有經驗的牧者帶領，這間教會將很難站穩腳跟。他在大都會浸信會的牧養——也是他最後一次全職牧會——爲這間新生的教會帶來了所需的穩定，使這間教會能在日後繼續他對福音的忠心傳承。
帕克所處的時代，正是美國社會在奴隸制問題上對立日益加劇的時候。一些支持奴隸制的神學家極力爲這套制度辯護，而廢奴主義者則用聖經來爲廢除奴隸制提供依據。然而，帕克的生命歷程恰恰展現了基督教信仰與奴隸制根本上的不相容。一開始，他也接受了當時流行的看法，認爲奴隸制雖不幸，但這套制度根深蒂固、難以改變。然而，他親身目睹了奴隸制度帶來的種種罪惡後，開始懷疑這種理所當然的觀念。
帕克堅信，基督教信仰要求把福音傳給所有人，誰也不能例外（太 28:18-20）。可是在奴隸制度下，這樣的傳講卻被禁止，因爲基督教信仰也要求那些接受福音的人，要把彼此看作是在基督裡的弟兄姊妹（加 3:28）。
這正是埃德蒙茲和其他支持奴隸制的人最害怕的事。他們明白，如果奴隸真正信了主，他就不再只是「財產」，他會認識到自己需要對神交帳，也會明白靈魂的平等價值。教奴隸讀聖經，就是教他們看見自己的尊嚴；傳講福音，就是在他們心裡種下自由的種子。
這也是爲什麼基於種族的奴隸制與基督教信仰無法並存，至少無法長久並存。奴隸制度在人類歷史上存在已久，但基督教信仰卻提供了道德和神學上的資源，讓奴隸制最終走向滅亡。歷史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宗教裡，包括三大相信獨一神的宗教，只有基督教信仰提出了奴隸制度是罪惡、必須廢除……只有在西方，出現了真正有力的道德反對聲音，並最終走向廢奴。」
帕克的生命就是這種緩慢卻不可阻擋的轉變的一個例證。他最初並沒打算成爲一名廢奴主義者，但因著對聖經的委身、對福音拓展的熱忱，以及對按神形像被造之人的愛，他找到了爲真理挺身而出的勇氣。正因如此，他留下的榜樣，直到今天仍在激勵著後來人。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s First Pastor Changed His Mind on Slavery and Became an Abolition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