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曾經說過，當一個人知道他將面臨絞刑架時，「他的思想就會非常集中」。這樣的思想集中在大選的最後幾天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今年的大選尤其如此。競選活動現在進入了最後的戰略階段，候選人也在做著一切他們可以做的結束性宣傳。雖然今年很特別，但到本文發表爲止（10月28日），已經有超過七千萬美國人進行了投票。
現在，美國人已經太熟悉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總統和前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了。唐納·川普通過數十年的超常自我宣傳和商業吹噓，還有現在在白宮近四年的動盪歲月而廣爲人知，喬·拜登則是通過四十多年的公職工作而建立了聲譽。拜登曾在1988年和2008年兩次競選總統，2016年想得到民主黨的提名，但當時缺乏足夠的支持。現在他回來了，如果拜登當選，他將成爲美國有史以來當選總統年齡最大的一位。不過兩位候選人的年齡都超過了70歲。這就使得副總統的位置更加重要。如果讓我決定的是到底選彭斯（Mike Pence）還是賀錦麗（Kamala Harris）作未來的總統，我想我就不需要那麼猶豫了。
我們知道川普和拜登是誰，也熟知他們的行爲方式、自我介紹的方式，以及他們政策的實質。投票的決定現在擺在我們面前，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可能這決定已經做好了。不過，基督徒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這一切呢？
我將試著總結一下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盡量使我的思想和行爲與我自己的基督信仰和世界觀相一致。
首先是品格的問題。在大約半個世紀以來對政治的參與中，我都不得不在這個問題上糾結。就川普而言，現實情況是，他在許多最關鍵的品格和道德問題上都存在著可悲的缺陷。他吹噓過自己的許多惡習、寫書宣傳這些惡習，並肆無忌憚地使用中央集權（body politic）的權力。他似乎被一種自戀的衝動所驅使，這種衝動幾乎浪費了每一個在公眾面前展示道德和美德的機會。他曾與三個女人結過婚，還曾吹噓過不忠。他分裂、傲慢、尖酸刻薄，有時說話還很殘忍。
拜登在氣質上一般比較冷靜，和川普一樣，他也被美國人所熟知。拜登是一個精英型職業政治家。他能在政治鬥獸場上撐到現在，靠的是在體制內、包括在民主黨擔任參議員和副總統多年的經驗。他的原則一直是……靈活多變的……但他一直盡職盡責地爲他的黨服務。很明顯，他支持國家進一步走向自由主義，甚至有的時候是精心策劃地推動這個議程。作爲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他在最高法院的確認聽證會上親自見證了羅伯特·博克法官（Judge Robert Bork）帶來的破壞。當媒體發現他把別人的故事說成自己的故事時，他不得不退出1988年的民主黨提名競選。他似乎屢屢難以說出真相，他一邊自稱是溫和派，一邊向自己黨內正在崛起的左派投降。更重要的是，他是許多威脅到我們國家道德生存的最可惡政策的熱情擁護者。
如果我要選一個鄰居，毫無疑問那一定是拜登。拜登會隨時準備好和朋友們一起吃漢堡，他也會隨時準備用一個好故事來娛樂大夥——不管這故事是否真實，至少當時拜登認爲它們是真的。我不會選擇川普做鄰居，我只是不喜歡他帶來的騷亂，我喜歡安靜的鄰居。
但我不是在投票選誰做我的鄰居，我是在投票選誰做美國總統。
我是個基督徒，我接受浸信會的信條，我也是一個基督教神學家，幾十年來一直在研究公共政策、政治理論、歷史和文化分析等問題。我堅定地站在奧古斯丁派傳統的立場上，因此我認爲政治和文化對人類和我們所建立的社會具有暫時但卻非常現實的意義。我相信，人的尊嚴和人權是建立在上帝的超越性真理之上的，上帝是一切存在和真理的源頭。我堅持耶穌基督的福音和救贖恩典的真理，但我也爲普遍恩典感恩，普遍恩典的意思就是全人類都是按照神的形像被造，要對造物主在其創造中所蘊含的普遍真理負責，這普遍真理包括包括婚姻、家庭、社區、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則。我相信，否認這些普遍真理必然帶來對文明的破壞。
我相信，在一個墮落的世界裡，所有的政治都是善與惡的混合體，所有的政治利益都是局部的。如果有任何完美的政黨或候選人，他們往往悲劇性地成爲人類美善的敵人。作爲一個基督徒，我相信愛是政治的動力，但我理解聖經所啓示的愛必然表現在具體的行動中，並以道德效果來衡量。換句話說，愛不僅僅是一種心情或情緒。愛會導致具有良好道德後果的政策，但不一定是贏得世人掌聲的行動。
因此，我也是一個西方傳統中的古典保守主義者。我堅定地站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傳統裡，肯定政府真實但有限的責任、肯定法治的重要性、肯定古典對自由的捍衛、肯定自由結社的極大重要性，也肯定人類政府與人類本質必須保持一致。
從我成年後開始參加美國黨派政治以來，我一直公開認同共和黨。1976年，我作爲少年志願者參加了羅納德·里根的總統競選活動，到了投票年齡後，1980年我的第一張票就投給了里根。在那一年，全國在重大道德問題上的分歧——尤其是墮胎問題——在兩大政黨的政策上表現得非常明顯。民主黨成爲捍衛墮胎權的黨，共和黨成爲反對墮胎權的黨。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分化更加劇烈。到2016年，民主黨已經放下了對無條件墮胎權所有層面上的反對，並要求和脅迫納稅人爲墮胎付費。共和黨把墮胎定義爲殺害未出生的人，並肯定人類生命的神聖性。我曾在政策和立法目標上與共和黨政府密切合作，我並不總是對他們滿意，但我從不懷疑哪個黨會捍衛未出生的生命、哪個黨會擁護死亡文化。
2016年，我沒有投票給唐納·川普。我非常厭惡他的品格，也沒法把他看成一個保守派。於是，我的票沒有投給任何一個主要政黨的候選人。我投的實際上是一個象徵票。我曾經希望希拉里·克林頓不會當選總統，但那時候看起來這幾乎是確定的。現在我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在莫妮卡·萊溫斯基事件發生後，我曾多次在全國電視上大聲主張比爾·克林頓總統應當辭職。我也因此覺得我不能虛僞地投票給川普，我當時甚至說，如果我投票給川普，我就得向克林頓道歉。
好吧，我在今年——2020年——的確投票給川普了，我沒打算向比爾·克林頓道歉。我確實要道歉，但我的道歉是爲我發表了一個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愚蠢聲明。我不打算向比爾·克林頓道歉，他在任期間因嚴重的性不道德行爲而褻瀆了總統職位，他仍然是有罪的。我仍然相信品格對於公職的必要性，但我不得不更深入地思考在歷史背景下如何評價品格。
當2016年談到川普時，我注意到他對於反墮胎的承諾，特別是他提到從聯邦法院到最高法院的推進。作爲一個保守派基督徒，在反墮胎問題上我經歷了幾十年的挫折和心碎，因爲我們國家的最高法院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超級立法機構，發明了一種「權利」，並犧牲了人類尊嚴和有序的自由。但我懷疑川普是否有意履行他的承諾。我錯了！正如我在剛剛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對《紐約客》說的那樣，「他真的做到了他說過的事情。」我還說，「這是最奇怪的事情。」
這是最奇怪的事情。過去支持墮胎的一個候選人變成了反墮胎的人。我沒有辦法讀懂川普在這個問題上的內心究竟如何，但我可以很容易地評價他的行動。就總統行動而言，川普是現代最有效、最有影響的持反墮胎主張總統。此外，在行政命令和法院任命方面，川普總統所做的已經遠遠超出了爲確保其地位而做的政治需要。他已經在歷史上站穩了腳跟，並且沒有遷就前任或他人的聲音，比其他任何一位總統給予反墮胎立場的美國人還要多。今年4月，我在公開場合說了自2017年1月以來我的評論和行動中所隱含的內容——我會在2020年投票給川普。而且我已經這樣做了。我衷心希望川普——而不是拜登——能在11月3日當選美國總統。
想想看，拜登-賀錦麗政府將是美國歷史上最支持墮胎的政治力量，無論從任何誠實的角度來看，都是如此。拜登曾經吹噓了幾十年說會支持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但在今年早些時候，當需要獲得提名時，他匆忙放棄了海德修正案。這很難說是勇氣的寫照。幾十年來，拜登一直試圖效仿馬里奧·庫莫（Mario Cuomo）、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和其他民主黨中的天主教人士，聲稱自己個人反對墮胎，但不願在全國範圍內「執行」自己的觀點。這本身就是可悲的迴避。但現在聽聽主要的民主黨人的意見，你會發現幾乎沒有一個人會把墮胎——也就是對未出生的生命進行戰略性破壞——說成是道德上的罪惡。民主黨現在是如此支持墮胎（是的，這是正確的術語），以至於它已經宣佈反對任何對墮胎的限制，並要求納稅人爲墮胎提供資金。在民主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和伊利諾伊等州已經通過了新的墮胎立法，實際上允許墮胎，在孩子出生前都可以。那些否認這一現實的人是不誠實的。主流媒體爲民主黨打掩護，在「事實覈查」欄目中聲稱，民主黨不支持孩子出生前的墮胎，但很容易確認的事實是，民主黨反對任何對墮胎的限制，出生前都可以墮胎。該黨主張在診斷爲唐氏綜合症的情況下不受限制地進行墮胎，或出於性別選擇的原因，或出於任何其他原因，或根本不需要說明任何原因。民主黨與計劃生育機構（Planned Parenthood）成了合作伙伴，而計劃生育機構不僅是全國最大的墮胎服務機構，也是「死亡文化」的發動機，它毫不掩飾地主張對未出生的嬰兒進行特定器官和組織的切除。
這比其他任何問題都讓我心痛。我同意，還有許多其他問題在挑戰基督徒良心，例如經濟政策、外交事務、能源和地球的管理問題。種族不公的灼痛和我們社會結構的瓦解都需要基督徒的回應和緊迫性。基督徒也必須關注移民政策和難民問題——這些問題不可能通過簡單地發聲和推特文化來解決。
但是，人的尊嚴和生命的神聖性是更基本的真理，我相信，如果人的尊嚴在子宮裡就被剝奪，那麼捍衛所有人的尊嚴就沒有希望。在智識和思想上負責任就是要認識到我們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但同樣的智識責任要求我們知道哪些問題是先於其他問題的，人的尊嚴和人權的整個上層架構取決於哪些真理。
我很想把個人品格和政治政策分開，好像它們可以乾淨地區分開來。但品格就是政策，政策就是品格。
讓我盡可能說得清楚一點。川普總統在推特上的行爲、他的分裂性言論和總統職責以外的行爲都讓我感到尷尬。一直以來都是這樣。他的傲慢、自負以及不斷需要人們向他表示尊崇的行爲讓我心煩意亂。但性格是個人、原則性和實用性的一些奇怪組合。讓我換一種說法：我不能接受這樣的論點，即一個肯定肢解子宮內嬰兒同時又冷靜的人，比一個像成吉思汗一樣咆哮卻又採取行動保護生命的人，具有更高的品格。在我的理想世界裡，我會把票投給那些個人品格高尚、原則符合聖經和實踐上又有效的候選人，這樣的人會讓我欽佩。我不是生活在那個理想世界裡，我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必須採取相應的行動。
在保護自由方面，宗教自由是所有自由的根本。川普總統糾正了許多由前幾屆政府的政策規定對宗教自由造成的侵害。他把宗教自由作爲美國在國內和國外的優先事項。在他的政府下，司法部和司法部長捍衛了宗教自由。川普總統甚至將良心保護的範圍擴大到那些非宗教世界觀的人。
另一方面，拜登已經表示，他將立即把奧巴馬政府的避孕任務重新實施，取消川普總統建立的宗教自由保護。貧困小姐妹機構（Th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會發現自己又一次被置於槍口之下，她們的良心權利被剝奪。但他們不會孤單。民主黨也譴責其他形式的良心保護，將剝奪基督教蛋糕師、婚禮攝影師和藥劑師的宗教自由。許多醫療領域的基督徒將面臨與墮胎有關的良心保護的減少或取消。這些都不是空穴來風的威脅。民主黨的立法機構急於推動這些議程。拜登先生已明確表示，他將任命遵循該黨正統思想的法官。
此外，在另一個令人震驚的懦弱行爲中，這位前副總統拒絕回答他是否會支持擴大最高法院以允許任命更多自由派法官的呼籲。他居然說出了我不記得任何一位總統候選人曾大聲說過的話——他要在選舉之後才會回答這個問題。他最終表示，他將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考慮這些方案。同樣，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知道他在說什麼。他最終會主張擴大法院的規模。畢竟，他所在的黨派左翼，明顯處於上升期，將控制辯論和結果。
宗教自由爭議的主要戰線很可能與同性戀（LGBTQ）問題有關，而拜登和賀錦麗都渴望在各條戰線上推進性革命。拜登曾是奧巴馬總統時期的副總統，其副總檢察長唐納德·韋里利（Donald Verrilli）在被問及基督教大學是否會因同性婚姻合法化而被迫放棄其基督教信念時，當時竟然告訴美國最高法院，「這將是一個問題」。在對拜登政府而言，他們可能指望它很快成爲「一個問題」。
在變性人革命等將重塑整個社會的問題上，拜登在最近的一次市政廳亮相時，竟然表示會支持變性人的要求，一直支持到8歲和10歲兒童的變性。「應該是零歧視」，拜登說。請記住，在這種情況下，「零歧視」意味著整個社會都要被強制服從變性人的訴求。這意味著你的基督教學院、收養機構、宣教委員會或學校都要接受變性人的說法。民主黨政府將在整個社會中蒸煮這些問題，不放過任何一個舞台。只要聽他們描述他們的政策，然後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作爲參議員，賀錦麗曾責備過的一位被提名人曾是哥倫布騎士團的成員，哥倫布騎士團是一個古老的天主教男子組織。作爲一個歷史悠久的男性組織，其成員限於男性是不足爲奇的（羅馬天主教神職也是如此）。在賀錦麗參議員的世界裡，這就是可恥的歧視。如果作爲最著名的天主教男子組織的一員，現在被剝奪了擔任聯邦職務的資格，那麼宗教自由就毫無意義。作爲一個男孩，我曾經加入過皇家大使組織（Royal Ambassadors），這是一個浸信會的男生團體。如果哥倫布騎士團是一個醜惡的組織，那麼皇家大使也必然成了一個醜惡的組織。
福音派基督徒幾乎肯定會以壓倒性的數字投票支持川普總統的連任。對於任何在過去40年美國生活中清醒的人來說，這並不奇怪。自1980年以來，這種模式一直非常一致。福音派基督徒以大比例投票給共和黨。每隔四年，主流媒體就會聲稱對這種模式感到震驚，結果發現這種模式與四年前所謂的震驚相同。基本的黨派分歧揭示了更基本的世界觀分歧，而且這種模式沒有改變的跡象，沒有人應該對此感到震驚。大多數福音派基督徒繼續以一種可預測的模式進行投票，這揭示了福音派的擔憂。
每隔一個週期左右，就會有一個自稱福音派的團體組成類似「福音派支持拜登」的組織，媒體蜂擁而至，暗示這是一個大新聞。今年，有一個團體自稱「支持拜登的反墮胎福音派」，聲稱要在推進反墮胎事業的同時，還爲如此規模的主張墮胎立法背書，我無法理解這種瘋狂的行爲。但看看組織者就會發現，很多主要人物對這種模式並不完全陌生。其實有一個人在1972年就成立過「支持麥戈文的福音派」（"Evangelicals for McGovern"），我是說真的。
我很快就對那些現在一邊支持拜登，一邊聲稱要拯救反墮胎或保守運動的人失去了尊重。作爲一個古典保守主義者，我不相信保守的政策、保守的原則能夠脫離保守的美德而獨立存在。但我看到一些自稱是保守派的人錯誤地認爲民主黨候選人更有美德，不承認拜登當選將導致美國基督徒的良心和宗教自由受到直接威脅。華盛頓智囊團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政治風向如何，都會想方設法與之相處，順其自然。它總是這樣。
會有一些福音派基督徒良心上無法投票給川普，我理解他們的困境。不投川普的票，雖然本身也是一個政治決定，但與拜登的票是不一樣的。後者超出了我的道德想像。
我也認識到，我認識的基督裡的弟兄姐妹對此有不同的看法。美國絕大多數黑人選民定期和可預見地投票給民主黨，自1960年以來一直如此。就像白人福音派的投票模式一樣，這並不奇怪。兩者都如此，這是有長期的歷史原因的。對於我的黑人兄弟姐妹，我爲我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提出了我最好的理由。他們也有權利這樣做。我們每個人都有投票權。我們雙方都要爲這一票向上帝負責。我們會懇切地尋求說服對方。我們最後很可能會投不同的票。我們仍然是基督裡的弟兄姐妹。
這對一個地方教會或宗派意味著什麼？我很感謝自己是一名美南浸信會成員，也非常感謝美南浸信會基督徒們近四十年來明確而勇敢地爲未出生的孩子說話，也同樣明確而勇敢地談論婚姻、性行爲和性別問題。美南浸信會的立場是明確的，我相信絕大多數美南浸信會基督徒將根據這些信念進行投票。這種模式已經存在了幾十年。
但基督徒的團契是建立在共同的理念和對基督的共同信仰之上的。在我的宗派中，這意味著對福音的共同熱情，對教會間合作事工的共同承諾，以及對婚姻、人類生命神聖性、人類男女角色，以及一次交付給聖徒的真道所具有的共同信心。
據我所知，沒有一個教會或宗派會因爲投票選擇而實行教會紀律或懲戒，構成教會紀律或懲戒的理由必定是信仰本身。在這次選舉的背後，我們這些有著同樣信念的弟兄姊妹們必須找到一種方法，共同打造一條前進的道路。如果政治成爲主要的議題，教會就會淪爲一個政黨。政治永遠不會離開我們的地平線，但如果它主導了地平線，基督徒的團契就會受到破壞。
在這個大選期間，政治似乎主導了每一個地平線。鑑於這次大選的不確定性，這樣的壓力會持續下去。我們希望，很快我們就會知道我們所面臨的現實。基督教會不能保持著持續的政治狂熱。在一次次的選舉中，我們辯論、我們組織、我們倡導、我們投票、我們禱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我感謝神，基督的國度不是靠投票來決定的。
我真的相信，這次總統大選，由於參議院的控制權也明顯地處於危險之中，很可能有革命性影響。賭注只會越來越高。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之間的差異將塑造一代人，對我們國家的未來有非常大的影響。我的信念使我在這次選舉中得出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我希望並投票支持川普和共和黨的連任，並希望共和黨繼續在美國參議院佔多數。我這樣做正是因爲我的信念。我有責任把這些信念和理由說清楚。願上帝祝福美利堅合眾國，願這個國家能給世界各國帶去祝福。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作者博客：Christians, Conscience, and the Looming 2020 El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