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選後的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快速查看了新聞（當時還沒有宣佈誰勝選），然後和我的自行車隊一起參加保持社交距離的騎行。在當地的一家甜甜圈店騎完了最後一圈後，我和一個隊友坐在前廊上，相隔六英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之間有太多不同了：我們屬於不同的年齡組，對宗教持有不同的觀點，並爲不同的候選人投票（是的，我們甚至連這一點都聊過）。
我們端著熱咖啡和手工甜甜圈坐在那裡，我講了一些提摩太·凱勒關於植堂的名言給我帶來的思考：「好吧，我開始覺得除了我們，這裡的每個人都瘋了。說實話，我也不太確定你瘋不瘋。」我們笑著談論選舉，預測各州的統計結果，並試圖找出辦法，讓我們國家從這種高度分裂中恢復過來。那天早上，我們並沒有解決我們的國家危機。
但話說回來，也許我們找到了解決方案。或者，至少我們朝著正確的方向上邁出了一步。
在新冠之前，孤獨的流行病早已在美國蔓延。正如我在2018年寫的那樣，社會隔離已成爲美國生活的運作狀態，孤獨已經對我們的身心健康和共同體生活產生了深刻而悲劇性的影響。而這還是在瘟疫封鎖之前的情形。
去年，對一種流行病的治療只是加劇了另一種流行病。新冠的應對之道——社交距離和疏離——加劇了前美國衛生總監所說的「孤獨的流行病」。
新冠帶來的主要悲劇是眾所周知的：人們失去了所愛的人。僅在美國，新冠疫情已經造成了超過75萬人死亡。這場大流行病對有色人種、低收入者和老年人的傷害尤其大。而且，新冠對於健康的長期影響還是個未知數。我們還不算生活在一個後新冠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時期也許永遠不會到來（也許我們可以帶著一絲希望將現在稱爲新冠晚期時代）。
這場大悲劇的破壞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衡量的，但對我們的關係、友誼和共同體的影響則是不可估量的。我們如何理解這一大流行病所造成的個人、關係和精神上的損害？又能做些什麼呢？
我的論點是這樣的：美國人的中圈關係（middle-ring relationships，下文會有解釋——譯註）已經很薄弱了，特別是友誼，自2020年3月以來更是明顯遭到淡化，並且大多被屏幕交流和派系內友誼所取代，這使我們在社會和教會中進一步走向兩極分化。爲了反擊這一趨勢，基督徒和教會必須共創嶄新的門訓節奏，以耶穌在世的生活爲典範，恢復友誼，促進我們共同體的更新。
首先，讓我們考慮一下COVID怎樣顯著改變了我們利用時間的方式。《紐約時報》的一項研究顯示，在2020年5月至12月的8個月中，社會隔離的趨勢非常明顯（這並不讓人吃驚）。由於疫情，我們缺乏3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數據。
美國人與家庭以外的人相處的時間平均減少了整整一小時——在這八個月裡，人們在人際關係上花費的時間環比減少了約244小時。
那麼這些時間都到哪兒去了？儘管有些人花了更多的時間與家人在一起，特別是小孩子的父母，但時間使用變化最大的是在電子設備上。在這場大流行中，我們花在短信、電話、視頻會議、電視流媒體、電腦和視頻遊戲上的時間都有所增加。不包括工作和上學的時間，美國人平均每天使用屏幕的時間增加了約60分鐘。
當我們把這兩個趨勢放在一起時（並假設2020年3月和4月期間，大多數美國人至少是一樣遭遇社交隔離的），就會發現：在2020年，就平均數而言，每個美國人用300小時與朋友、教會成員和鄰居實體見面接觸，換來了300小時花費在社交媒體、電視和網絡閱讀上的時間。
難怪2021年的結果是這樣，2022年的情況也是如此。而且，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衛生總監在2017年宣稱孤獨是我們最大的流行病之後。主啊，憐憫我們吧。
但真正有害的不僅僅是人際關係已被屏幕時間所取代，作爲美國人，我們維持關係的類型也發生了根本變化。
社會學家馬克·鄧克爾曼（Marc Dunkelman）在其2014年出版的《消失的鄰居》（The Vanishing Neighbor）一書中，將美國社區的衰落主要描述爲中圈關係的喪失。內圈關係是最親密的關係——配偶、子女、直系親屬，也許還有幾個關係很鐵的朋友。外圈關係包括我們的鄰居和同事，我們可以與他們相處，但幾乎不需要深入交談。（換句話說，如果我的外圈中有人與我意見相左，對我沒有實際影響。）鄧克爾曼解釋說，在 21 世紀的美國，已經失去的是中圈關係——我們經常見到的朋友、我們在教會中的小組、工作中的小團隊、日常跑團，等等。
因此，多年來，我們與教會成員、鄰居、同事之間關係的深度一直在喪失——自行車隊、合作農場、保齡球聯盟等社會俱樂部在很大程度上被單獨和虛擬活動所取代。
今年早些時候，專欄作家米歇爾·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反思了2020年那些追隨政治領袖的人們爲何會有如此空前的忠誠度。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像搖滾樂隊粉絲一樣，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追隨他們的候選人。最忠誠的粉絲們有什麼共同點？狂熱的政治追隨者最明顯的特徵是之前所說的孤獨感。許多人沒有家人或與家人疏遠，但他們可以在政治部落中找到一個受歡迎的共同體，這些部落渴望吸納新人，就像資金不足的教會植堂者們一樣。
正如大衛·弗倫奇（David French）所說的那樣，隨著美國人喪失了現實世界的中圈友誼，留下的空白往往通過基於共同愛好的、開始於網上的友誼來填補。這些 「派系友誼」，正如弗倫奇所說，是那種「要麼跟我們一夥，要麼跟我們作對 」的友誼。這是危險的，因爲它提供一種虛假和具有破壞力的目標意識。
而如果我們的國家充滿了派系友誼，缺乏中圈友誼，我們就有麻煩了。如果沒有健康的教會團體，甚至沒有幾個好朋友，我們就會迷失在所謂的友誼網中，而這些友誼是基於社會政治上的一致性，除此之外，再無其他。除非我們有一個健康的家庭、朋友和教會網絡——不是基於相同的社會和政治觀點的網絡——否則這些派系友誼會對個人、教會和整個社會造成損害。弗倫奇寫道：
我以前說過，我還要說一千次。爲什麼你不能通過事實覈查、懇求或辯論讓一個人離開陰謀論，因爲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事實上你在試圖讓他們離開自己的共同體。
我們過去幾年的經驗表明，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孤獨：一種是被動的孤獨（缺乏朋友和共同體），另一種是分裂的孤獨（拒絕朋友和共同體，除非他們與你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觀點完全一致）。換個角度說，歸屬感有其暗黑的一面。
除非我們能夠恢復甜甜圈店的那種對話，讓兩個非常不同的人之間擁有共同的、慷慨的時刻，否則我們共同的社會生活幾乎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
社交媒體是一種承諾，應許人們在轉瞬即逝和變化多端的文化中增加聯繫。 他們說，無論身在何處，你都可以與朋友保持聯繫。他們說，這是一種很棒的體驗。 但在過去的 15 年裡，社交媒體已經轉變爲不同的東西，現在這些網站已經成爲策劃廣告和社會分層的平台，促使我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今年早些時候，提摩太·凱勒評論了社會學家克里斯·貝爾的《打破社交媒體棱鏡》。貝爾問，社交媒體如何促成了社會和政治兩極化？凱勒總結道：
常見的答案是：算法使我們處於回聲室或氣泡中，我們只聽到來自自己這方的新聞和意見，這就促成了分裂和極端主義。但貝爾指出，研究表明，恰恰相反，每天接觸反對的政治和文化觀點（而不僅僅是這些觀點的粗魯或尖刻版本）只會讓人們的觀點更加堅定，甚至更加極端。經常聽取相反意見的人並不會因此調整自己的觀點變得更加平衡或溫和，因爲對許多人來說，社交媒體已經成爲他們策劃自我的地方。因此，他們會把反對意見視爲對他們身份的攻擊（31頁）。
因此，社交媒體已經成爲獎勵極端觀點和壓制溫和觀點的理想平台。這不是一個展示我們的觀點、接受其他觀點和參與文明討論的好地方。相反，它只是一種識別自己與某些群體（而不是其他群體）和建立個人品牌的又一種方式。（對凱勒來說，答案不一定是完全放棄社交媒體——有太多的人在那裡參與，它有積極的好處——而是要全面改革它。）
因此，把這一切放在一起，我們看到問題的複雜性，雖然大多數美國人有幸看到我們最親密的關係保持完好，但我們的中圈關係，特別是我們的友誼，已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或消失了。這一空白在很大程度上被延長的屏幕時間和派系友誼所填補，社交媒體取代了本地的、面對面的談話，成爲交流的場所。
我們失去的是美麗的、改變世界的東西。我們的友誼——信徒彼此之間以及與教會外的人之間的中圈關係——不僅對我們有好處，也是促進社會福祉的強大力量。
2012 年，哈佛大學研究員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獨自打保齡》和《美式恩典》的作者），公佈了一個重大發現。他以前曾研究過宗教歸屬與利他主義行爲之間的關聯，例如向慈善機構捐款、做志願者、爲你的宗教團體以外的人服務，甚至向商店歸還零錢。然後他問爲什麼。爲什麼宗教人士成爲對他們社區裡更加仁慈，更加無私的鄰居？
他探索了許多因素，但這些因素並沒有增加更多的利他行爲，這些因素包括宗派傳統、信仰強度等等。事實上，只有一個因素與健康的鄰里關係持續相關：教會中的友誼和個人關係。換句話說，在信仰共同體內關係最牢固的那個人對局外人最善良、最無私。
普特南總結道：
擁有更多的朋友與利他主義有關，但「教會朋友」非常重要，事實甚至超出了這一點。教會朋友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我們的數據顯示，教會中友誼的力量大於有宗教+有朋友。
你看，有一種歸屬感給我們和世界都帶來危險。它是非本地的、政治上一致的派別友誼，它說：「要麼跟我們一夥，要麼跟我們作對」。這些社會團體往往以他們所反對的東西來識別，其關係的果子往往包括衝突、分裂、對外人不友善的看法。與之相反，健康的基督徒群體會帶來仁慈、溫柔、善良和自制力的大幅提高。局外人會受到愛、尊嚴和熱情的對待，而不是恐懼、懷疑和排斥。
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基督徒、教會和事工如何應對孤獨的流行？在這個文明轉型的時刻，我們怎樣才能恢復友誼，重建團契，並在我們的城市裡推進這項社會意義重大的行動？
從門訓模式的角度來思考過去的兩年會大有裨益，我們從經驗和消費中學到生活習慣。從廣義上講，門訓一直在進行。我們成爲我們所消費的東西，我們的生活模式指導和支配著我們最深的感受、思想和動機。我們總是在順從另一個人或意識形態的本心、個性和生活方式。
魏樂德在《操練的意義》（The Spirit of the Disciplines）一書中寫道，一旦我們與耶穌聯合併獲得重生，我們順服祂的主要方式就是效法祂在塵世生活的整體模式。通過遵從祂的教導，默想祂的苦難、死亡和復活，並實踐祂的生活方式，我們會越來越像祂。如果我們相信祂是天父的完美代表，是無罪的神和人，那麼我們也應該相信，祂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如何在這個破碎而美麗的世界上生活。
因此，如果跟隨耶穌的生活方式才能變得像基督，那麼耶穌在地上的友誼應該爲我們指出人類改善關心的理想模式。
那麼，我們在耶穌的生活中看到哪些類型的關係呢？
正如奧古斯丁很久以前所寫的那樣，如果我們所有的問題，是由於無序的愛造成的，那麼重新安排我們的生活與重新安排我們的愛將齊頭並進。
重建友誼和恢復社區的工作並不複雜，卻很困難。說不複雜是因爲手段和目的一樣：友誼的重建之路就是重建友誼。
但這項工作也很困難，因爲它需要對優先事項和生活模式進行重新排序。我們的生活系統是一種完美的設計，目的是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因此我們需要改變輸入以改變輸出。
我們需要圍繞關係重新安排我們的生活。
我們不能繼續在這個被稱爲教會的共同體中宣揚一位看重關係的上帝，而不把建立關係的長期順服放在首位。正如我們在教會生活中所知道的（但要努力實踐），建立關係看上去應如此行：出現在該出現的地方、採取主動行動、在我們的自然部落之外建立關係，以及對彼此有耐心。
一、經常現身，保持一致
建立友誼和共同體沒有捷徑。但話說回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需要刻意爲之和堅持到底。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是爲共同體而生的，我們彼此需要，如果沒有各種友誼，我們的個體會受苦，我們的教會也會陷入掙扎。我們需要以對抗流行文化的方式定期出現。
如果我們在2020年失去了300個小時的友誼和陪伴，也許在 2021 年也會失去這麼多，那麼在今年和未來的幾年裡，我們該如何恢復這幾百個小時呢？
友誼和中圈關係需要時間。因此，「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羅馬書 12:9–10）投入時間、愛和尊敬，關係就會加深。
二、主動行動，創造空間
好客是基督徒獨特的實踐，即爲他人創造空間，學習基督的模式，向人們開放我們的生活和家庭，無論他們是我們的普通朋友還是在成爲我們朋友的路上。
在我15年的事工中，我聽到無數人說，他們沒有感覺到與人聯接，或者人們沒有向他們伸出援手。但那些建立最深聯繫的人總是那些主動出擊的人，正如保羅所命令的，「客要一味地款待。」（羅馬書12:13）成爲主動行動者和空間創造者，隨著時間的推移，你的關係圈將會高朋滿溢。
三、培養你所在「部落」以外的友誼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有一種歸屬感是暗黑型的，那就是當我們發展出一小群與我們有著完全相同信仰體系的朋友，並對圈外人不屑一顧的時候。爲了防止這種情況，我們需要在我們的自然「部落」之外培養朋友關係。
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長得像我，有和我類似的社會地位，或者有和我一樣的教育背景，那麼我在全面追隨耶穌的生命模式方面沒有什麼進展。效法基督意味著主動與那些最不像我們的人相處，並以使他們得益處爲追求。
四、要有耐心
沒有人喜歡被不公正對待或被排除在外，但我們都有一些讓我們很難去愛的人。如果我們對自己誠實，我們也是很難讓人去愛的人。
也許在你的教會、小組或友誼圈中有的人就是令人特別難以忍受。也許他們所做的一切都讓人沮喪。我相信新約聖經會簡單地說，要有耐心。保羅說得最好（歌羅西書3:12–14）：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這場疫情對每個人來說都很艱難，縱然難度不同，方式各異，但難就一個字。我們的文化一直在以有害的方式塑造我們所有人，我們必須滿有恩典地對待，包括對待我們自己。在過去的兩年裡，我們失去了很多，包括一些永遠消失的東西。但是通往不那麼孤獨的教會和友情興盛的團體之道路就是這樣：投入時間和精力，與信徒和非基督徒面對面，尋求對方的好處。
這是耶穌的方式。這是上帝對我們生活的設計。這是回到恢復友誼和更新共同體的途徑。
譯：PSJ；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COVID Has Affected Our Friendships—and What to Do About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