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群生活在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渴望家鄉，卻不確定何爲吾鄉，何處是家。有時我們在夢中，在轉角的一瞬，瞥見它，但隨之而至的則是一種陌生又熟悉的甜蜜，它悄然而逝，一如它悄然而至。」——瑪德琳·恩格爾（ Madeleine L』Engle）
2015年早期的總統競選中，有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希拉里·克林頓相信她的一項政治優勢是常年在全球舞台上的經驗。因此，她經常談起作爲國務卿的職業生涯，並以自己訪問了100多個國家作爲談資。
惠普公司前CEO卡莉·費奧莉娜也曾是女飛人，她卻在某種程度上消抵了克林頓的觀點。「我也像希拉里·克林頓一樣，在全球飛行了成百上千英里。但不同於她的是，我知道飛行不過是一項活動，而非成就。」
這句話聰明且有效。它或多或少消減了希拉里在這場最重要選戰中的談資，它也暗示了費奧莉娜能承受壓力、與馬同跑。儘管這樣說多少有些誇張。
但它也引發了我的思考：我們爲何把寶押在旅行上？「加入海軍，環球旅行」是一句非常古老但是行之有效的海軍募兵口號。若詢問近期的大學畢業生在找什麼樣的工作，他們很大比例會說自己想找個能夠四處旅行的工作。事實上，在一份由波士頓諮詢集團執行的千禧一代調研中，百分之七十的受訪者說，能到處旅行是他們做這份工作的最主要原因。約百分之七十二的人表示自己要在有生之年拜訪五大洲。
費奧莉娜的「飛行不過是一項活動，而非成就」的座右銘一定不是他們的。
在古代，旅行是咒詛，而非祝福。事實上，家的祝福和旅途的咒詛根植在我們的文化想像中。第一段人類旅行出現在亞當和亞娃背叛神之後；他們不得不逃離伊甸園。當該隱殺了兄弟亞伯後，他所受的懲罰就是流離飄蕩在地上。浪子的悖逆和忘恩負義讓他踏上了旅途。那個故事最終在浪子歸家後有了歡喜的結局。而當大兒子抱怨他沒有得著應得的產業，也沒離家出走時，父親提醒他留在家中就是最好的獎賞。
並非只有猶太基督教文學褒揚家的美好，咒詛旅途的險惡。在史詩《奧德賽》中，主人公所經歷的苦難不亞於戰爭的慘烈，任重道遠多歧路。最痛苦的莫過於與親朋好友的分離，因此整部史詩敘述的就是這位英雄的歸家之路。家，是他唯一的方向。
上述的故事及其他許多故事中，旅行都是危險的，外在肉體的危險無處不在。旅行將人從提供保障的家——那個有人巡邏守護、有四面環繞的城牆、有鄰居在你呼叫聲中隨時提供照應的地方剝離出來。實際上，旅行的英文很可能來源於14世紀的古法語單詞travail，意思就是「工作」。這個詞在中古英語中以travailen 或travelen出現，意思就是「折磨、勞苦、奮力或旅程」的意思。
旅行的艱難不僅在肉體上。它同樣使我們的靈魂危機四伏。奧德修斯不得不面對塞壬女妖的歌聲，以及許多的試探。旅行讓耶穌離開了加利利的家，進入曠野，接受撒旦的試探，最終去往耶路撒冷直到髑髏地。
一直以來，旅行故事中最經典的就是《堂吉訶德》，它被認爲是後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巔峰之作。故事中帶著騎士幻想的反面英雄堂吉訶德「大戰風車」，把他那匹瘦得皮包骨的馬羅西南多當作尊貴的名馬，把妓女誤認作貴婦人，直到返回家鄉才恢復了清醒的意識。
這些故事傳達的信息十分清楚：旅行是場酷刑，理當避免。在該隱的例子中，它是刑罰，在奧德修斯和耶穌的故事中則是破碎世界的必然結果。如果你確實渴望旅行，就像堂吉訶德一樣，你一定是腦袋或心理有病，或者兼而有之。
如果還有什麼念想的話，我把《綠野仙蹤》這部20世紀經典影片中的這句話送給你：「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與家相提並論。」
文藝復興是許多現代旅行概念的誕生地。文藝復興期間，旅行成了貴族或富裕階層、尤其是不列顛上層階級的時尚，他們把遊學歐洲的重要城市作爲牛津劍橋教育中的里程碑。這些「壯遊」（The Grand Tour）不僅限於觀光；也藉此預備年輕人成爲統治階層的一員。行程通常包括介紹認識歐洲大陸與他們地位相似的家庭。最終，婦女們也加入了「壯遊」 ，有時藉此機會尋找合適的配偶。
社會歷史學家E.P.湯普森（E. P. Thompson）指出，壯遊對延續統治階級統治至關重要。在他頗有影響力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中寫道：「18世紀統治階級的控制主要體現在文化霸權上，其次才表達爲經濟實力或體力（軍事實力）。」
政治是文化的下游，旅行讓上層階級積蓄了社會和文化資本。因此，當工業革命催生出經商的暴發戶階層時，他們也急於染指社會資本。旅行日益成爲富裕身份的象徵，也成了中產階級的渴望。
到了19世紀中葉，庫克的旅行團（Cook’s Tour）已經成爲歐洲的壯遊之旅，先後在暴發戶階層和中產階級中普及開來。這類的壯遊由英國探險家托馬斯·庫克（Thomas Cook）組織，他原先是浸信會的宣教士，後成了旅遊產業的開路先鋒。旅行套餐（Package tours，包含交通和住宿的自由行服務——譯註）最終成了旅遊業的主要產品，持續地爲旅行者提供獲取社會資本的輔助福利。伊莉莎白‧科瑞德-霍爾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她關於有抱負階層的書籍《微小的總和》（The Sum of Small Things，中文名暫譯）中提到，這些「定製體驗」提供的絕不僅是觀光，即便今天也是如此。「這類的旅行所具有的二級效應催生出文化資本和符號邊界，以及眾多非金錢意義上的豐富經驗、淵博知識，包括在午餐會上成爲風雲人物。」
投身於這些旅行的人常提到旅行的價值在於這是種拓寬眼界的經驗。我們也許可以請羅馬哲學家塞內卡爲這些頌揚旅行美德的人背書：「旅行或轉換地點爲我們的頭腦注入新的活力」。
儘管塞內卡所言非虛，但我們還是要認識一個事實：今天的旅行很大程度上除了「轉換地點」外已經什麼都不是了。因著各種好的原因——大部分和安全方便有關——旅行已退化爲同質化的體驗。哈薩克斯坦和基加利的肯德基與肯塔基的肯德基沒有區別。如果人將自己的旅行標準限定在目的地上的話，要體驗到真正的「地點的轉換」越來越難。就像阿凡特兄弟（The Avett Brothers）所唱的，「所有的出口都一樣。」
從我們21世紀的視角來看，我們很容易看出階級意識和精英主義是建基於壯遊的。儘管有階級意識、階級細分、明顯的階級存續問題，壯遊至少爲旅行者提供了難以估量的經驗。例如參與壯遊的年輕人，可以期待使用過去僅在書本上學到的語言。可以期待維持在旅行中建立的關係。家族的長久安康，甚至國家的福祉都全繫於此。如此旅行之目的是和生命的呼召相關的。
可是，今天團遊安排的是網紅路線，盡力保護旅行者免受文化預設的挑戰。此類旅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讓人轉向娛樂和享受。裝著空調的巴士、說著英語的導遊，包括所有拜訪的餐館旅店的業主都能提供同樣的英語服務。從德里到聖保羅，聰明的商人都接受美元，儘管你可能要爲此付上不菲的代價。多數美國人爲了方便樂意接受這樣「旅遊稅」。如果你不夠謹慎的話，很可能在雷克雅末克和里約買的都是中國製造的紀念品。
現代旅行更令人玩味的地方在於，它提供的便利恰恰極大地抹殺了真正沉浸式文化體驗的可能。你主要接觸的對象是你的旅行同伴，和你年紀相仿、社會經濟狀況類似。（畢竟，如果他們很窮的話，也沒法負擔起旅費。如果他們更富，他們可能會考慮更奢侈的旅程，選擇四星級賓館而非三星級的旅店。）
哈潑雜誌（Harper’s Magazine）曾贈送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著名美國作家）加勒比遊輪之旅，他則把在旅行中的經歷串寫成最著名的文集之一：《所謂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A Supposedly Fun Thing I』ll Never Do Again），他在書中這樣說（英文直譯）：
我現在知道中頭彩（straight bingo）和一場空（Prize-O）之間的區別了。我已經看過了閃閃發亮的行李箱、亮瞎眼的太陽鏡、熒光閃閃的鼻夾鏡，20多種不同款式的橡皮T字褲。我聽過了鋼鼓表演，吃過了海螺脆片，看了一位穿著銀色金屬風格布料的女士在玻璃電梯中噴射性嘔吐。
他總結道：
在我踏上豪華遊輪之旅前幾週，一位16歲的男性在一艘巨輪甲板上，以花樣跳水的姿態墜入水中，結束了生命。新聞將這起自殺歸結於一場不愉快的情事，是因爲船上的浪漫變得不可收場。但我覺得該事件中有些事是任何新聞故事難以言說的。豪華遊輪這個巨大的市場中有些事讓人極度痛苦。
唐·德里羅（Don DeLillo）在他最富盛名的小說《白噪音》（White Noise）的開篇中敘述了這樣一個旅行場景。鄉村裡有一處號稱「全美最佳攝影農舍」的景點。招攬的廣告牌幾英里外就隨處可見。讀到這段的時候，你自然會想到21世紀美國現實生活中所見過的「來看岩石城吧」或「最大的德州人」或「南部邊界」等標識牌。當敘事者和朋友莫瑞來到那地時，他們看見的農舍和別處並無二致。唯一的區別就在於「臨時停車場裡那40輛汽車和旅遊巴士」。
我們沿著牛道走上那爲了觀賞和拍照勉強算得上制高點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帶著相機：有人還有三腳架、長焦鏡頭和濾色鏡。亭子裡的一個男人出售著明信片和幻燈片——從這個高處拍攝的照片。我們站在樹林邊看著這些攝影師們。莫瑞長時間地沉默著，偶爾在小書上胡亂寫上幾筆。
「沒人看見農舍。」他說道
一陣長久的沉默。
「一旦你看到了那些關於農舍的標示牌，就不可能再看到農舍了。」
他再次陷入了沉默中。帶著照相機的人們離開了取景點，另一批人立刻取而代之。
「我們來這裡不是捕捉圖像的，而是要保存它。每張相片強化了這種感覺。你能感受到嗎，傑克？一種積聚的、不知名的能量……來此地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投降。我們所見的僅僅是旁人所見。過去來過此地的千萬人，將來要到此一遊的人。我們心甘情願地成爲了集體感覺的組成部分。這一點實實在在地豐富我們的想像。這與所有的旅遊活動一模一樣，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宗教經驗。」
最容易將旅行假扮成宗教體驗的地方也許就是福音派教會中的短宣之旅，這種假短宣在現代教會中現象屢見不鮮。
三一福音神學院宣教與跨文化研究教授，羅伯特·普利斯特（Robert Priest）研究過短宣項目的增長：
美國參與短宣的平信徒人數從1965年的540人增長爲1979年的22000人。到1989年，該人數已經增長到約120000人次。三年後，人數又翻了一番，達到250000人。現在估計每年有至少100萬人次參與過短宣。
短宣爆炸性增長的主要原因在於所謂「基督教綜合產業」的增長，這一盈利性產業把教會及教會成員看作利潤豐厚的市場。例如，今天的「基督教」旅行代理和旅遊公司專做以色列之旅，或者安排到世界各地的宣教之旅。這些公司善於爲旅行團的組織者提供折扣或免費住宿——通常是牧師或青少年牧者，否則他們無法負擔得起這樣的行程。在優惠激勵下，教會領袖變得異常積極，成爲本地的旅行銷售。
普利斯特批評這些短宣更多是觀光，而非服事。「短宣的轉變是非常明顯的，」他寫道，「這是教會歷史上首個以宣教士的需要爲主要動力的宣教運動。」
實際上，鮑勃·勒普敦（Bob Lupton）相信這些短宣帶來了有害的影響。勒普敦大部分時間都在亞特蘭大的中心城區服事窮困的人。他的著作《他們有的就是天國》（Theirs Is the Kingdom）、《有毒的慈善》（Toxic Charity）是從事基督教憐憫事工人士必讀的書目。
勒普敦在書中提到自己的一次尼加拉瓜之旅讓他大開眼界。美國人會花費數千美元到尼加拉瓜幫助建造一間教會或組織一週的兒童營會。這些花在機票上的錢可以供當地工人生活數月、甚至數年。勒普敦的嚮導胡安，在他的追問下承認，那些與美國教會建立夥伴關係的教會們正「破壞當地人的自主精神」。據勒普敦說，「隨著美元和免費資源的湧入，自主創新建設活動日益消減。人們習慣於等待下一次短宣的到來，而非開展自己的工作謀生。」他說實際結果就是人們的自尊被蠶食，開始把自己看作富裕遊客的施捨對象。
對此，勒普敦總結道：
尼加拉瓜之旅使我大感不安。它對西方教會宣教的手段提出了質疑。我們當然知道不該以自己的善意破壞當地的文化。我們也知道代替別人做他們自己該做的事，從根本上來說是有害的——對給與者和接受者都是如此。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更好的方法。
面對以上對旅行、宣教運動的癡迷，我們不得不理智地問：我們在逃離什麼？我們在尋找什麼？
亨利·大衛·梭羅提出了以上的問題。他可能是美國首次本土文學及哲學運動——超驗主義的中心人物。梭羅也是美國首位旅行作家。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漫步瓦楚塞特山》（A Walk to Wachusett），刊登於1843年的《波士頓雜誌》。該文回顧了梭羅從家鄉康考得步行到瓦楚塞特山頂的旅程。其他的旅行作品還包括《河上一週》（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 Rivers）、《往加拿大的遠行》（An Excursion to Canada），以及被認爲可以與《瓦爾登湖》（Walden）媲美的傑作《緬因森林》（The Maine Woods）。
梭羅有時讚美旅行。「依我看，有時我的雙腿在移動，思想也隨之流動」他寫道。但是，大部分時間梭羅鄙視美國人在各樣運動（movement）上的衝動。他認爲這種衝動頂多來源於屬靈的不安。他間或把美國看作是伊甸園的縮影，我們對運動的衝動，尤其對西方的擴張，在梭羅看來是 「如神」的自我努力。在1853年寫給H.G.O.布雷克的信中，他提到：
整個國家，不是向上發展，而是向西進發，向俄勒岡、加利福尼亞、日本等等。這些對我來說都毫無興趣，無論是步行還是藉著太平洋鐵路。它不是由思想勾畫的；它沒有情感的溫度；在其中沒有什麼值得擺上生命，甚至脫下手套都不配——人都不該爲它拿起報紙。它完全是異教式的——以偉大的西進路線阻礙通向天堂之路。不，他們也許會以他們的方式達成他們的信條，但我相信那不是我的。
梭羅在他的旅行敘述中多次表達了對家鄉的渴望。在《緬因森林》一書中，他評論偉大的美國在西進上無休無止，但環顧他的家周圍卻有許多「在向太平洋躍進中，不像俄勒岡和加利福尼亞，未開發而棄之不顧的地方……」。
最後，梭羅總結說，「我們的旅行若能帶來知識分子的公開討論，那就足夠了。」
耶穌算不上一個旅行者。如果你只是粗略膚淺地讀聖經，可能覺得這點並不明顯，因爲他總是在路上。同時，我們也沒有關於「耶穌未被記載時期」的可靠記錄，從12歲與家人一起去耶路撒冷到30歲公開事奉這段時間的記載。關於這段空白期有許多傳說。有傳說稱他旅行至西藏，另一個則是不列顛。這些傳說都沒有歷史證據支撐，有些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捏造。
事實上，除了耶穌在嬰兒時期爲了逃避希律對兩歲以下嬰兒的屠殺，前往埃及的那趟旅行外，耶穌很可能終其一生都在圍繞出生地幾百英里的範圍活動，他主要生活的地方離父母的家鄉拿撒勒不超過25英里。如果說旅行拓展了眼界或增進了人的屬靈、智識或情感深度，拓展了人對其他人和文化的同情……仔細看看耶穌的生活，你找不到這些。
事實上，耶穌也把四處遊蕩看作是破碎世界的一個標記。當一位律法師想要跟隨耶穌時，耶穌對他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路加福音9:58）。朝聖者的寄居生涯，流浪者的一生，在耶穌看來，正是人生的艱難之處。
或者想想耶穌最震撼的神蹟，格拉森那個被鬼附體，「墳墓之人」的故事。在這個記載在馬可福音5章的故事中，耶穌醫治了一個被叫做「群」的鬼折磨的人。這人現在「坐著，穿上衣服，心裡明白過來」，想要跟隨耶穌。事實上，馬可告訴我們這人是「懇求」跟隨耶穌。
但耶穌告訴這人他最該做的是讓那些見過他過去的人看看他現在的轉變。耶穌沒有讓這人跟隨他。相反，耶穌給了他簡單直接，又在某種程度上令人心碎的命令：「回家去。」
甘道夫說過這樣的名言，「不是所有流浪的人都迷失方向。」他似乎在讚賞那些我們稱爲「有目的的旅行」。另一方面，我們也有句出自聰明的比爾博·巴金斯的名言：「弗羅多，一旦你出了門上了路，旅行就變得很危險。」
我們生活在這兩種對旅行認識的張力中。我們應該避免把這些反思標籤化。「旅行是好的」或「旅行是壞的」並不是邏輯、經驗或聖經所帶出的結論。事實上，神並未禁止旅行——從古到今——神吩咐我們：「去」。
同樣，我們當謹慎，對旅行所帶來的個人和文化代價持健康的懷疑態度。如果我們踏上旅途，至少該睜大眼睛，汲取智慧而非小玩意和旅遊紀念品，不是作爲一個旅行者而是像一個朝聖客。
什麼是我們在旅行中可以汲取的最高智慧呢？什麼是朝聖客和旅行者的區別呢？也許是：明白在這個廣袤的世界中，我們無論去向何方，無論我們看見了多少長相、穿著、言談與我們不同的人……儘管有如此多的不同，我們仍是同樣的，帶著上帝形像的人。我們在墮落中都是破碎的。
我們都渴望回家。
譯：EYZ；校：JFX。原文刊載於《世界雜誌》（WORLD Magazine），福音聯盟英文網站蒙允轉載：The Curse of Cain: Travel Isn』t Everything We Make It Out to 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