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學界，很少有人像約翰·納爾遜·達祕（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這樣既備受推崇又飽受爭議。有趣的是，他的聲名卻與其真實信仰相去甚遠。無論是歷史學家、公眾評論員、社交媒體用戶，還是像約翰·里奇（John Rich）這樣的鄉村音樂人，都一致認爲達祕是時代論前千禧年派之父。前千禧年論被視爲錫安主義影響美國宗教文化和外交政策的主要途徑，其影響力功過難斷。
達祕的支持者認爲，他的貢獻是重拾使徒教導。而反對者則超出了正常的歷史分析範疇，聲稱他的影響力來自於涉足神祕學、與共濟會的關係，甚至一些極端陰謀論者認爲更糟糕的是——他得到了神祕猶太金融家的支持。（說到底，要是沒有羅斯柴爾德家族，陰謀論還怎麼編下去呢？）
那麼，關於達祕的真相到底是什麼？他在傳播時代論和推動錫安主義政治方面究竟該承擔多大責任？
達祕若知道自己至今仍受到如此關注，恐怕會大吃一驚。1882 年達祕去世時，他的墓碑上刻著「似乎不爲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這句話源自《哥林多後書》6 章 9 節，既反映了他在認可他爲領袖的宗教團體中的重要地位，也暗示了圈外人對他的漠視。然而，將近 150 年後的今天，達祕之名早已超出了這個日漸式微的團體，爲更多人所熟知。不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人們常把一些達祕本人並不認同的觀點歸咎於他。
無論是那些視達祕爲恢復使徒真理之源的支持者，還是那些認爲他應爲教會神學衰落和中東外交政策災難負責的批評者，歷史上的真實達祕似乎都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相反，美國福音派人士爲了尋找一段「可用的」歷史，徹底重塑了達祕的貢獻。這種做法極具諷刺色彩，尤其是其中一小部分改革宗福音派人士，他們執意要將某些神學觀點歸咎於達祕。然而，這些觀點在達祕出生前的幾個世紀裡，在他們自己的宗教傳統中其實已經司空見慣了。
約翰·納爾遜·達祕 1800 年出生在一個富貴顯赫的家族。這個家族與本傑明·富蘭克林、約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等名人有些淵源，在加勒比擁有種植園，還在英格蘭和愛爾蘭有幾處鄉間莊園。達祕先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學校（Westminster School）就讀，後來進入都柏林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並於 1819 年以古典學金獎的優異成績畢業。起初，達祕對法律頗感興趣，但很快就轉向了愛爾蘭聖公會的聖職。1820 年代中期，達祕在威克洛郡（County Wicklow）開始了他的第一份牧職，周圍許多都是貧困的鄉村天主教徒，那時的他還不是一個福音派信徒。
1820 年代末，達祕騎馬時出了意外，這個事故竟成了他靈性覺醒的契機。此後，他接受了加爾文主義味道濃濃的人論和救贖論觀點。像當時許多年輕、躁動不安的改革派聖公會信徒一樣，達祕很快開始質疑教會體制，並思考在伊拉斯圖主義體制下（伊拉斯圖主義主張國家在教會事務上擁有最高權力——譯註），作爲國教的愛爾蘭聖公會是否應該繼續受到英國政府的庇護。當達祕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其中也包括少數年輕女性）建立聯繫後，他的思想逐漸成型。
這些人在都柏林、牛津和英格蘭西南部各郡逐漸建立起了關係網，並開始創辦教會。到了 1830 年代初，其中規模最大的一個教會坐落在普利茅斯（Plymouth）。這個城鎮的「弟兄會」給這個新興運動提供了名稱。從 1830 年代末開始，達祕開始在講法語的歐洲國家四處遊歷傳教。在那裡，他接觸到了兩類群體：一類是在偏遠農舍聚會的小規模信徒群體，另一類是在日內瓦和洛桑追求神學研究的高學歷年輕人。正是在這些人中間，達祕開始發展出他關於教會和末世的一些核心思想。
1840 年代初，達祕重返普利茅斯時，發現整個弟兄會運動已經偏離了原有的方向。在該運動的核心教會裡正在傳播並縱容一些嚴重違背基督論的錯誤教導。達祕呼籲弟兄會採取一致的懲治，但支持他的只是少數派。
於是，達祕帶領這些「純粹弟兄會」成員脫離了主流運動，組建了一個新的教會網絡，這個網絡更加倚重他的領導。19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達祕得以自由發展他的思想，幾乎不需要與他人的觀點或行爲發生衝突。從 1860 年代中期開始，他開始在北美各地奔波，將大湖區周邊的英語基督徒與中西部講法語的信徒聯繫起來。
達祕和其他人主要通過出版物來維繫這個鬆散的網絡。弟兄會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學文化，涵蓋面極廣：從發行量高達數十萬冊的福音小冊子，到即便在 1880 年代初期仍在發表拉丁文文章的高深神學期刊，不一而足。
達祕不知疲倦地旅行，六次橫渡大西洋。他從加利福尼亞州出發，遠赴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探訪當地的基督徒。直到 70 多歲高齡，當他開始放慢腳步，首次考慮安定下來時，他已經寫下了約 1900 萬字的著作，包括一部完整的聖經註釋；至少將新約翻譯成英語、法語和德語；並能用英語、愛爾蘭語、法語、德語、荷蘭語、意大利語和毛利語講道。
在漫長的事奉生涯中，達祕逐漸形成了他獨特的神學思想。在神觀方面，他是一位正統的三位一體論者，對亞他那修信經（Athanasian Creed）推崇備至。在救恩論上，他是一位堅定的加爾文主義者，但與改革宗信條不同，他不認爲人有自由意志。他特別贊同英國國教《三十九條信綱》中關於揀選得救的論述。
達祕還提出，稱義包括赦罪，但不包括基督主動順服的歸算。他從聖經角度爲這一觀點辯護，指出稱義源於神的義，而非「基督的義」——他認爲這一說法在新約中根本不存在。達祕還從歷史神學的角度論證，稱基督主動順服歸算的教義在加爾文、《三十九條信綱》、英國聖公會講道集，甚至《威斯敏斯特信條》中都未曾出現。
關於聖靈的工作，達祕認爲五旬節是神子民屬靈經歷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他看來，這不僅僅是暫時性神蹟恩賜的突然湧現，更標誌著一種全新屬靈經歷的開始。如果教會能一直忠心直到主再來，這種經歷本應持續下去。
達祕對聖靈工作的理解直接影響了他的教會觀。他認爲教會由所有與基督聯合的人組成，是聖靈在世上工作的特殊領域。他主張基督徒應該摒棄宗派忠誠帶來的分裂，而應在這些體制之外聚會，讓聖靈引導，向天父和聖子獻上敬拜。值得一提的是，達祕始終支持爲信徒的兒女施洗。
在末世論方面，達祕的觀點從歷史派前千禧年主義轉變爲災前被提的前千禧年論。這一轉變並非如某些陰謀論者所聲稱的那樣，受到瑪格麗特·麥克唐納（Margaret MacDonald，愛德華·歐文的一位年輕追隨者）預言的影響，而是源於另一位愛爾蘭弟兄托馬斯·特威迪（Thomas Tweedy）的論點。達祕認爲，猶太人終將重返應許之地，就如同他預見英帝國的解體、聯合王國的分裂以及愛爾蘭獨立一樣。
然而，達祕並不贊同將救贖歷史劃分爲七個時代的觀點。這種觀點在 17 世紀末就已經在神學界廣爲流傳。達祕否定了這種說法，他認爲神只向猶太人設立了三個時代——先知、祭司和君王時代，而且這三個時代僅存在於大洪水和基督被釘十字架之間，是同時並存而非依次發生的。
達祕在討論時代論時，用語有時不夠嚴謹。因此，他偶爾會使用 19 世紀福音派中常見的「教會時代」這樣的詞彙來指代當前時期。但是，當他更爲嚴謹地寫作時，我們會發現，其實並非達祕本人，而是那些批評他的改革宗人士在主張教會時代是一個獨立的時代。
達祕的主張雖然引人注目，但幾乎沒什麼新意。眼光敏銳的改革宗批評者發現，幾乎所有區別於其他教派的弟兄會觀點，都能追溯到 17 世紀。
在救恩論方面，不少清教徒（包括威斯敏斯特神學會議的成員）都否認稱義包含了基督主動順服的歸算。
在聖靈論和教會論上，許多清教徒（包括約翰·歐文）都贊同基督徒應該聚在一起研讀聖經、禱告（達祕還加上了守聖餐），不需要神職人員的監督，只需等候聖靈的引導。
在末世論方面，《日內瓦聖經》（1560 年版）就已經提出了末世猶太人歸主的教義。雖然約翰·里奇（John Rich）最近聲稱《日內瓦聖經》是第一本帶註釋的聖經，但這種說法並不準確。很多清教徒（包括歐文）、後來的後千禧年主義者（如大衛·布朗 [David Brown]）以及前千禧年主義者（如查爾斯·司布真和萊爾）都教導猶太人將重返應許之地。就連達祕的災前被提學說也並非憑空而來。
有趣的是，達祕最明顯偏離早期現代先例的地方，恰恰是他否認救贖歷史經歷了七個連續的時代。至少從這個角度來看，達祕並不能算是一個典型的時代論者。「時代論」和「時代論者」這兩個詞是在他去世 30 年後才出現的，用來區分他的觀點（不屬於「時代論」）和《司可福串注聖經》（Scofield Reference Bible）的觀點（屬於時代論）。即便達祕知道這個詞，他也不會認爲自己的觀點是「時代論」。在他看來，這些觀點就是合乎聖經的。
當然，這種對達祕的描述可能讓那些尋求可用過去的福音派人士覺得既陌生又缺乏吸引力。現代時代論主要是在美國的歷史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它受司可福的影響遠大於達祕。如果改革宗批評者想要指責達祕的救恩觀，他們就得面對一個事實：達祕所持的這些觀點在威斯敏斯特會議上就已經被人辯護過了。改革宗傳統的支持者也不能把錫安主義歸咎於達祕，因爲在他出生前的兩百年裡，加爾文主義神學家就已經廣泛支持這一觀點了。
在許多有關達祕遺產的討論中，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上，存在著一個比誤解神學家名譽更爲嚴重的問題。美國福音派尋求可用歷史的傾向近來變得更加危險。越來越多的改革宗福音派人士如今譴責達祕，認爲他應該爲錫安主義的流行負責。
這種指責在多個方面都站不住腳，尤其是因爲在達祕出生前的幾個世紀裡，加爾文主義神學家就已經在提倡猶太人重返應許之地了。更重要的是，達祕一直主張基督徒應該完全遠離政治。他甚至認爲，基督徒作爲屬天的子民，永遠都不應該參與投票。實際上，達祕反對民主制度，他認爲選舉權的擴大是一場憲政革命的一部分，標誌著末日的來臨，並將摧毀國家對上帝責任的認知。
不過，這種針對達祕的指責被提出來本身就很耐人尋味。在過去幾年裡，一幫數量很少，聲音卻很大的改革宗福音派人士已經拋棄了他們傳統中長期關心猶太人並支持猶太人建國的立場，轉而宣揚那些歷來被視爲反猶太主義的言論。難道猶太人不再是「爲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了嗎？也許現在我們該停止討論福音派對美國政治的影響，而應該開始反思政治對美國福音派的影響了。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Darby, Dispensationalism,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Antisemit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