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不能想想這樣一幕：拿起報紙，看到廣告頁上有這麼一塊：
出售四個死海古卷，它們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年，正宗聖經抄本！這將是個人或團體送給教育機構或宗教機構的理想禮物。
這聽起來像是《奪寶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或伊麗莎白·彼得斯（Elizabeth Peters）小說中的內容。然而這則廣告是真實的，它出現在1954年6月1日的《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發佈廣告的是耶路撒冷敘利亞東正教聖馬克修道院院長塞繆爾大主教發佈的。他從伯利恆一個名叫坎都（Kando）的古董商那裡購買了這些東西，而坎都又是從貝都因牧羊人那裡買來的。那些牧羊人聲稱，他們是在1947年於死海附近的山洞裡發現了這些東西。
因爲20世紀40年代末巴勒斯坦政局動盪，塞繆爾大主教將這四卷書偷運到新澤西的一個敘利亞正教堂，它們一直在那裡，直到在《華爾街日報》上打出廣告。通過一個美國代理人，考古學家亞丁（Yigael Yadin）代表以色列國購買了這四卷書。這些書卷包括《以賽亞書》的完整抄本、《哈巴谷書》註釋、一部名爲《社區規則》的教派文獻和一部名爲《創世記》的亞蘭語僞經。
貝都因牧羊人又發現了三個卷軸，他們把這些卷軸賣給了第二個名叫薩拉希（Salahi）的伯利恆古物商。1948年，考古學家蘇肯尼可（E.L.Sukenik，亞丁的父親）獲得了這些卷軸，把它們收藏在了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這三個卷軸包括了《以賽亞書》的第二個抄本、《戰爭卷軸》和《感恩卷軸》。
在猶大沙漠中發現這些卷軸很快就成了眾所周知的事情，導致了許多探險隊去調查該地區的其他洞穴。從1947年到1956年，某些洞穴（標記爲1號至11號洞穴）產生了遠遠超過900份（大部分是碎片）抄本，這些抄本後來被統稱爲死海古卷。這些卷軸大部分是皮製品，但也有少數是用紙莎草製成的。大多數是用希伯來語寫的，但有些是用亞蘭語寫的，還有一些是用希臘語寫的。死海古卷包括下面三種類型的抄本：
考古學家最終發現了240箇舊約書卷的碎片，這代表了除以斯帖以外的每一部舊約書卷。第二聖殿的文本包括次經中的書卷，如《託比書》（Tobit），以及僞經中的書卷，如《以諾書》（Enoch）。教派文獻包括《戰爭卷軸》和《聖殿卷軸》等主要作品。
今年是在死海附近發現第一批卷軸的75週年。著名考古學家奧爾布賴特（W. F. Albright）曾稱其爲「現代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他的說法今天仍然正確，至少有三個原因。
第一，它們包含了現存第二早的聖經抄本。
最早的抄本是在欣嫩墓地（Ketef Hinnom）發現的、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紀末的一個小護身符，其中包含了民數記第六章中的祭司祝禱詞。希伯來文舊約中最古老的完整抄本是可追溯到公元1008年的《列寧格勒手抄本》（Leningrad Codex）。死海古卷中的一些文本比該抄本早了1200年，因此對於評估《聖經》是如何傳給我們的至關重要。這項被稱爲文本批評的研究表明，死海古卷中的聖經文本與我們今天的文本之間的差異非常微小，許多差異僅僅是「如果」、「和」或 「但是」之類的連詞，都是由於抄寫者的錯誤造成的。這強調了希伯來聖經的可信性和上帝爲祂的子民保存祂話語的偉大工作。
第二，它們記錄了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教習俗。
位於死海附近庫姆蘭遺址的一個猶太教派稱爲埃塞尼派（Essenes），很可能是他們抄寫了這些書卷。教派文獻中包括了所謂的《大馬士革文件》（Damascus Document），它譴責了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反對者。這份手稿對了解當時猶太教派所持的各種神學立場有很大幫助。
第三，它們有助於我們理解《新約》的世界。
雖然在死海附近的洞穴中沒有發現新約文本，但新約作者可能知道庫姆蘭社區的教派文獻。事實上，這些教派的文字中有許多能讓人了解新約時期的環境和背景。
這項工作還沒有完成，許多碎片仍未得到翻譯，其他洞穴也產生了更多的抄本。例如在瓦迪穆拉巴地區（Wadi Murabba'at）就發現了一個包括所有小先知書的卷軸。甚至在2021年，以色列文物局還宣佈發現了幾十個新的死海卷軸碎片，上面有幾行希臘文的舊約《撒迦利亞書》和《那鴻書》。這項重要的工作仍在繼續。
20世紀70年代我在大學讀書時，有一位名叫瑞秋·金（Rachel King）的舊約聖經教授。20世紀40年代末，她參加了聖經協會的年會，在會上宣佈了卷軸的發現。用她的話說，她從未見過這麼多聖經學者在聽到一個消息後在過道上擁抱和跳舞。
這仍然值得慶祝，即使是在75年之後。
譯：DeepL；校對：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Dead-Sea-Scroll Discovery—75 Years L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