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斯蒂文·平克爾（Steven Pinker）確信人類的境況已經比過去有改善，而且還將繼續得到改善。
他的新書《啓蒙運動在今天：爲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辯護》，以大量的數據來表明這些改善的「靈感是來自啓蒙運動的理念，即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他駁斥因受到基督教道德觀的全球性侵蝕而認爲這個世界「正乘著一輛手推車通向地獄」的觀點站不住腳，是「大錯特錯的，有如聲稱『地球是平的』一樣」。沒錯，這個世界正在變得更好，而它不需要基督教的幫助。
我同意平克爾所說，世界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在改善，而啓蒙運動的價值在世界的改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我不同意這些改善是以犧牲基督教爲代價的，事實上，基督教正是這些改善的動力。世界正變得更符合基督教價值觀，而不是更偏離。正如歷史學家多米尼克.額爾竇仁（Dominic Erdozain）所論證的，啓蒙之光中「充滿了基督教的預設」，而且「其宗教性不輸它之前的任何事物——那是一個既有批判和懷疑，又有屬靈覺醒的時代」。確實，「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根本不與基督教對立，反而是基督教深邃的價值。
世界真的正在分崩離析嗎？進步的理念已經過時了嗎？在對人類處境第三個千年的評估中，認知科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平克爾呼籲我們從血腥的新聞頭條和末日預言中退出來，因爲它們會迎合我們的心理偏見。我們應該轉而關注數據：平克爾用75幅讓人驚愕的圖表，向我們顯示出，不僅是在西方國家，而且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生命、健康、財富、安全、平安、知識和幸福感都在上升。照平克爾所看，這些進步是拜啓蒙運動之賜，即理性與科學能夠提升人類繁榮的信念。
如果你願意投入這個馬拉松式的閱讀，你能從平克爾的書中學到很多東西。他的綜合分析大體上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他未能承認基督教在進步中的作用，且一慣把宗教（通常不區分宗教）貶低爲有害於人類進步的東西，這是令人失望的——即使按照他自己的標準也是如此。
平克爾把科學譽爲人類進步的引擎，但跟其他無神論者一樣，他沒有認識到基督教是科學的起源。科學方法最初是由一些基督徒發展出來，因爲他們相信一個理性的上帝，他按照理性的法則創造了宇宙，而這些法則能夠被承載了上帝形像的人類所認識。按照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科學哲學家漢斯·哈爾沃森的說法，有神論至今仍然是科學最佳的哲學基礎。事實上，無神論本身並不是科學的基礎。
假設有一種科學與信仰的範式，平克爾做出諸如以下的籠統宣稱：
「任何一個受過科學教育的人——一個沒有被原教旨主義蒙蔽的人的道德世界觀，都要求他們清楚地跟宗教對於意義和價值的觀念分道揚鑣。」（394頁）
對於那些成千上萬無悔地持守基督教關於意義和價值理念的世界級科學家們來說，這是令人詫異的說法。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院長弗蘭西斯·柯林斯就是一個例子。那麼，平克爾的邏輯是什麼呢？（他認爲）宗教對宇宙的科學起源「在事實上根本是錯誤的」，所以，宗教對其它問題的看法也不可信（394頁）。當然，這忽視了對《聖經》創世記記敘的各種解釋——不僅是最近幾個世紀的解釋，而且還追溯到了教會歷史的元老時期。
確實，科學與倫理之間的準確關係一直像一個笨拙的幽靈一樣糾纏著這本書。平克爾說：「當今在道德和靈性價值上引導一個有知識之人的世界觀是科學賦予我們的世界觀。」 然後他補充道：「雖然科學事實本身並不決定價值，但是它們肯定可以嵌入其可能性中。」但這是真的嗎？正如平克爾在其它地方發現的，如果我們的倫理是從進化論遺留給我們的東西推論出來，那麼美德就等同於「在與其它族群競爭中爲了有利於自己的族群而做出的犧牲……那樣的話，法西斯主義就是最具美德的意識形態了。」
科學能告訴我們事情是怎樣的，但不能告訴我們事情應該是怎樣。針對我們如何最好地實行我們的價值觀，科學能爲我們提供重要的見解, 但科學不能告訴我們是否應該關愛人類的生命，應該關愛哪些人，或者關愛真正意味著什麼。這不是要打擊科學。要求科學賦予我們倫理就像要求一台血壓測量儀治好一顆破碎的心一樣。
平克爾竭力提倡把理性應用在倫理上，其結果就是人文主義，但因其世界觀裡面缺乏人是什麼的定義基礎，使得把理性應用在倫理上成了一個難以達成的任務。他相信當人們放下宗教成見的時候，他們就能意識到平等的人類價值、宗教自由和性別平等等是普世價值。果真是這樣嗎？共產主義是揚棄了宗教成見的影響最廣泛的一種世界觀，其中不乏科學無神論的信念，但它並沒有產生自由的民主制度，而是導致壓迫的和種族滅絕的政權。在缺乏定義人（在原子和分子以外）是什麼的基礎前提下，要定義普世倫理就像要把果凍釘在牆上一樣。
有一個例子可以用來說明這樣的張力。平克爾讚揚了嬰幼兒的死亡率在上個世紀「降低了一百倍」這一事實（57頁）。讚美主！但是當我們拋棄了承認所有的人都有巨大的內在價值的基督教根基時，嬰兒死亡率降低的好處就變得複雜了。我們就得面對一種世界觀的潛在張力，這種世界觀一邊爲嬰兒死亡率的降低而歡欣，一邊又維護妊娠晚期墮胎的權利。在這一點上，推理變得令人難以理解。
平克爾對進步的試金石是廣義上的人類的繁榮。但是他在幸福的問題上是糾結的，有的時候他更傾向於將意義置於幸福本身之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爲關於幸福的數據對他來說有點尷尬。對於積極實踐宗教信仰的人群比世俗的人群更快樂、更健康、更長壽的數據，平克爾引用蕭伯納的諷刺之詞表示不以爲然：「一個宗教信徒比一個懷疑主義者更快樂，並不比一個醉漢比一個清醒的人更快樂更說明問題」（287頁），這是頗能顯露他的偏向的。確實，正如哈佛大學教授、公共健康專家範德威爾（Tyler VanderWeele）總結的，如果平克爾真的是像他嚮往的那樣是跟著數據走的，那他就應該對踐行宗教的積極效果有強烈的興趣。
既然平克爾探索的數據可能對數十億人的生活產生影響，我們也許會想到，像他這樣一個致力於真理而非黨派之爭的人，應該願意放下派性的成見，而把精力投入到爲所有人謀求進步的共同事業上來。但是他卻將基督教妖魔化，並且拒絕承認基督教對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的貢獻。
如果我們除掉《啓蒙運動在今天》一書中的派性色彩，這本書還剩下什麼？從基督徒的角度我們應該如何思考這些數據？基督徒是否必須相信世界「正坐在一輛手推車中走向地獄」，且抵制全球人類繁榮整體進步的敘事？我認爲不是這樣。就像基督徒不需要懼怕科學或理性一樣（二者都是我們的知識傳承的核心部分），在涉及人道主義的進步時，基督徒也不必只是發出末日將臨的呼喊聲。實際上，我們應該是第一批慶祝這些進步，並致力於推動這些進步的人。
平克爾認爲是一次反基督教的啓蒙運動帶來了這些進步，他混淆了一些事實：他爲之歡呼的很多內容（比如科學革命）都早於啓蒙運動；而啓蒙運動的領軍人物中有很多都是有深厚的宗教信仰的。正如哲學家羅納德.奧斯本（Ronald Osborn）的《人文主義與上帝之死：在達爾文、馬克思和尼采之後追尋良善》中所闡述的那樣，基督教對我們現在視爲的普世價值觀和準則的影響是深遠的。我們應該慶祝這樣的進步。
耶穌宣稱他來是要「傳福音給貧窮的人」（路加福音4:18）。他譴責種族主義，提升婦女和兒童的地位，堅持愛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把照顧軟弱和受壓迫的人置於倫理的靶心。儘管歷世歷代的基督徒有很多失敗之處，耶穌的跟隨者們繼續建立大學、探索科學、創辦醫院。兩千年後，如果世界變得更加美好，我們該爲此感到驚訝嗎？
譯：基甸；校：Ker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