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的奠基人，也就是那些我們在中學和大學的物理、化學、生物教科書裡一定都會看到他們的名字，他們是科學革命時代最傑出的科學家，絕大多數都是基督徒。我們可以開出一長串這些科學家的名單：牛頓（Isaac Newton）、波義耳（Robert Boyle）、帕斯卡（Blaise Pascal）、開普勒（Johannes Kepler）、法拉第（Michael Faraday）、麥克斯維（James Clerk Maxwell）、開爾文（William Thomson, Lord Kelvin）、巴斯德（Louis Pasteur）、歐拉（Leonhard Euler）、帕金森（James Parkinson）、培根（Francis Bacon）……

有人說這並沒有什麼稀奇的，因爲這些人生活的年代，歐洲還是「基督教世界」，在歐洲國家中占主導地位的宗教，不是天主教，就是基督新教。整個歐洲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基督徒——即使內心信仰可能並不正統，但至少是名義上的基督徒。不過這最多只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解釋。這些科學家生活在基督教占主導地位的歐洲是事實，但是在他們生活的年代，歐洲已經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那個年代已經出現很多強烈反教會、反宗教的無神論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實際上這些基督徒科學家裡面有很多當年跟反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有激烈辯論，有思想交鋒。更重要的是，這無法否認一個事實，那就是現代科學是發源、奠基在基督教（廣義）的文化背景之中，而不是在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或者中國文化等等之中。  

在科學革命方興未艾的那個年代，科學往往被稱爲「自然哲學」，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大都以自然哲學研究者自居。然而他們相信他們所從事的哲學把他們引向對上帝的信仰。科學革命時期的化學大師波義耳（Robert Boyle，1627-1691）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波義耳是被稱爲「近代化學之父」的物理化學家，英國「皇家學會」創始人之一。他是一名自學成才的清教徒，從小喜愛科學研究，18歲時就應邀參加了常常在倫敦和牛津大學聚會，被稱爲「隱形（無形）學院」的科學社團「哲學學會」；27歲在牛津大學建立實驗室，研究氣體性質和燃燒現象，後來也成爲大名鼎鼎的科學家胡克是他的助手。

波義耳是「波義耳-馬略特定律」的發現者之一，這個大家在中學物理、化學課都學過的定律，數學表述是「pV=k」或「pV=nRT」，文字表述是「理想氣體的體積與壓強的乘積在一定的溫度下爲一確定的常數」。台灣大學環境科學教授張文亮評價說：「這個定律的偉大不是在怎麼計算、怎麼運用，這個定律的永垂不朽，是因爲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被發現的『定律』，證明宇宙裡是有不改變的律——且因創造宇宙的是一位信實、永不改變的上帝。」

 波義耳做科研突出的地方是他特別注重實驗。他自己設計了很多化學實驗的儀器和方法（例如真空泵）。通過實驗的實證，他發現空氣是燃燒的必要條件。1661年他出版《懷疑派的化學家》一書，批判亞里斯多德的「四元素」論（萬物由水、氣、火、土構成），並提出「元素」的概念。由於他對化學研究的重大貢獻，波義耳被認爲是近代化學的奠基人。

波義耳很有把身邊的科學家團結起來的能力。在他身邊逐漸聚集了一批傑出的基督徒科學家，包括牛頓、胡克、「植物學之父」約翰·芮（John Ray）等，這群人後來成爲「英國皇家科學會」的主力。1680年，波義耳被推選爲英國皇家科學會會長，但因爲他拒絕宣誓（他相信聖經禁止基督徒發誓）而沒能擔任此職。

1691年的最後一天，多年來原本身體就很虛弱的波義耳與世長辭。在他去世之前，波義耳在著作中勸勉牛頓等他的科學界的同事、朋友和學生：「我老了，這該是我將所知的化學知識寫下來的時候了。這些知識，有的是經過多年的實驗、有的是與別人仔細討論而得。我認爲是確實的，就盡力地寫下來；有些是困難不易明白的，我盡可能地寫清楚，好讓後來的人能夠仔細判斷。我把每個研究細節一一寫下，透過真實無僞的記載，將知識有效地傳遞下去。但是，儘管我盡了所有的努力，我仍然無法窺得知識的全貌。現今，我把一生的成果放在你們的手中，願你們像鑑賞家鑑定藝術品一般。在那一刻，是我呈現對人類與化學深愛的獻禮。」 

波義耳晚年把大量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神學研究中。他的神學研究以時間神學爲主，不太注重一些基督徒之間在神學上的爭辯。1665年，他曾被推舉擔任伊頓公學副校長，但他因爲這個職位算是教會聖職而拒絕擔任——他說如果他成爲神職人員，人們對他的神學觀點將更爲看重，但他不認爲自己是一名優秀的神學家——他的謙卑和謹慎由此可見一斑。波義耳很顯著地把他自己對科學的興趣和熱愛融入到他的神學研究當中。他在神學著作（如《論自然事物最後的因》（A Disquisition about the Final Causes of Natural Things）中批評笛卡爾等與他同時代的哲學家否認對大自然的研究能夠幫助人了解上帝的啓示。波義耳認爲，科學研究能夠揭示出自然界具有設計特質的一些方面，從而佐證上帝在這個世界中的工作。 

波義耳年輕時寫的信仰文章主要是靈修作品，在思想更成熟的後期，屬靈寫作中他對理性、自然和啓示有更深入和細緻的哲學思考，尤其對新興科學與基督宗教的關係有富於洞見的討論。他對那個時代歐洲無神論和反基督教的自然主義的興起深感憂心，也因此很努力地向世人展示科學與宗教可以彼此支持的諸多方面。他晚年寫了《基督徒的品德》(The Christian Virtuoso)一書，呼籲基督徒「以科學研究作爲信仰的職責」。

對波義耳來說，研究作爲上帝手筆的自然是宗教熱忱的必不可少的一個方面。他深信以這樣的態度從事科學研究，必能有助於我們認識上帝的無所不在和至善至美。波義耳曾經捐助大量的金錢給向亞洲宣教的宣教機構和把聖經翻譯成東方文字的福音機構，他也曾資助愛爾蘭語聖經的印刷。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是《相信聖經的科學家》（The Christian Virtuoso）。波義耳死後，按照他的遺囑，親友把他關於上帝存在的講稿捐贈給公眾，並用他的基金設立了研究基督教信仰與自然哲學之關係的「波義爾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