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敗局命定說」（英語：Lost Cause，又譯「失敗的事業」）是一個美國文學/史學運動，維基百科對此的解釋是：「此運動企圖使美國南方的傳統社會接受美利堅聯盟國（即CSA，又稱邦聯、南軍）於美國內戰之敗。獻身於此運動者趨向於描寫美利堅聯盟國之偉業，以其領袖人物爲老派騎士，因寡不敵眾（而非政治失敗）而敗北。」
內戰很少有好結果。內戰是在那些外在特徵高度相似的人之間進行的，內戰使得原本不起眼的差異特別凸顯出來，從而帶來更大的動盪。士師記12章中，以法蓮人和基列人就爆發了支派間的內戰，而區分他們的唯一方法就是他們對「示播列」這個詞的發音方式。而且與國家之間的戰爭不同，內戰一般沒有確定結束的和平條約。有時會有大赦，有時甚至會有領土分割——使戰爭中的一方或一派成爲獨立主權國家。但是，在內戰中，至少有一個最初的競爭者會敗下陣來，首先造成衝突的問題很少得到解決，而是繼續發酵，有時會持續幾代。
在列王紀上14章中，我們發現以色列和猶大之間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羅波安與耶羅波安時常爭戰。」 18世紀的英國詩人喬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在他的作品中描繪了在英國內戰結束後很久，一個仍不服氣的克倫威爾追隨者仍然在家裡保留著「一個小凹槽」，並在那裡藏著克倫威爾的畫像：
……被選中的朋友轉過來，那裡出現了
他嚴厲、強壯的特徵，他們都敬仰他。
因爲在那裡，人們看到站在崇高的空中
這片已被征服之土地的勇敢護國公……
每個朋友都露出了讚許的笑容，
然後轉過身去，大家又都嚴肅起來。
這種堅持不應該讓我們感到驚訝。畢竟，將國內的政治不滿轉化爲徹底的武裝衝突，需要非同尋常的精力和理論支持——比應對另一個國家的侵略時要多得多——而且因爲需要付出的精力太大、理由太充分，以至於即便武裝衝突結束了也不能輕易消散。特別是對戰敗一方來說，意識形態狂熱的消耗（更不用說實際的個人和經濟傷亡）往往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會以各種形式縈繞在人們的心頭，有時甚至在幾代人之後又重新引發衝突。索馬里、蘇丹和巴爾幹地區是現代的例子，說明導致和證明內戰必要性的意識形態差異在戰爭結束後不會輕易消失，T. S. 艾略特（在他關於米爾頓這位不知悔改的克倫威爾派的文章中，）探討了英國內戰是否真的可以說已經結束，他最後補充說：「我懷疑，自古以來是否有任何內戰我們可以說已經真的結束了。」
美國內戰也不例外（艾略特在聖路易斯長大，他的祖父是一個移居到新英格蘭的廢奴主義者，因此他對美國內戰應該很了解）。南方文學的代表人物，包括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羅伯特·彭·沃倫（Robert Penn Warren）、沃克·珀西（Walker Percy），還有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都爲南方聯盟在1865年的失敗而感到痛苦。
但是，發揮作用的不僅僅是區域性的懷舊。南方人不僅僅是對他們的損失感到遺憾。在內戰爆發之前，他們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自我說服，才鼓起足夠的勇氣來挑戰合眾國。這一代人在法律上說服自己相信各州仍然擁有足夠的憲政主權來脫離聯邦；在經濟上說服自己相信歐洲對其棉花作物的飢渴將迫使舊世界（指歐洲大陸——譯註）來拯救他們；在社會理論上說服自己相信南方的農業社會在本質上優於貪婪的北方資本主義；在道德上說服自己相信奴役另一個種族的人作爲勞動力是（正如約翰·C. 卡爾霍恩竟然敢於說出的） 「一種積極的益處」。
內戰的失敗使這些說服自己的理據都化爲烏有。但是，這一自我說服在內戰前已經進行了太久，以至於這些理據的影響力並沒有隨著內戰結束而消失。內戰並沒有在1865年徹底結束，南方人已經將這些理據重新組合成一個強大的內戰後神話（post-Civil War mythology），即所謂的「敗局命定說」。
我們可以把「敗局命定說」的生日和誕生地定在1865年4月9日，在阿波馬托克斯法院（Appomattox Court House），羅伯特·E. 李（Robert E. Lee）將軍帶領南方邦聯的主要野戰部隊在那裡向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將軍投降。在那天，李將軍向他的士兵們發佈了一份公告，史稱《九號通令》（General Orders No. 9），正式通知南軍投降。李將軍並不是九號通令的真正作者，他通常將命令的起草工作委託給他的一位主要參謀查爾斯·馬歇爾上校（Colonel Charles Marshall）。但馬歇爾利用了起草九號通令這一機會，開始構造「敗局命定說」的基本要素。
「經過四年的艱苦奮戰，」馬歇爾這樣開始九號通令，「我軍雖有無與倫比的勇氣和毅力，」但李的軍隊仍被迫向「擁有壓倒性數量和資源的敵軍」投降。擊垮南軍的並不是格蘭特對李將軍無情和完美的追擊。相反，李將軍的部隊被馬歇爾描繪成一支無畏的英雄隊伍，他們的頑強抵抗只是被北方佬的人數、子彈、資本主義生產力和口糧保障所擊垮。（或者，正如馬歇爾在晚年誇大闡述的那樣，被「一支強大的船隊……各種軍需品的大量供應」，以及「每戰損一個士兵，就有十個人頂替」所擊垮，相比之下南軍「經常……幾乎赤身裸體，幾乎總是吃不飽」。）在馬歇爾的投降框架中，戰爭從一開始就是一場不公平的戰鬥，除了這種不公平之外，南軍的失敗並沒有證明什麼。
按照他的習慣，李將軍只是閱讀了馬歇爾的草案，甚至「劃掉了一段，他說這段話會使北方和南方之間的對立情緒繼續存在。」李將軍實際上正準備寫一份與馬歇爾所寫的大部分內容截然不同的報告。在那份報告中，李將軍抱怨說，「部隊沒有以前那種大膽和果斷的特點，」在向阿波馬托克斯進軍的過程中，李認爲他們「很虛弱，軍官和士兵似乎都缺乏信心」。但是，部隊官兵帶回家的是馬歇爾命令的副本，從馬歇爾的命令中產生了對「敗局命定說」的進一步闡述。
這一說法沒有花多長時間就得到了進一步發揮。一年後，里士滿記者愛德華·波拉德（Edward Pollard）基於馬歇爾的想法構建了他的長篇著作《敗局命定：南方邦聯新歷史》（The Lost Cause: A New Southern History of the War of the Confederates）。波拉德熱情地贊同馬歇爾的堅持，即南方並沒有被公平地打敗。戰爭的失敗只是因爲「意外或疏忽」，這讓南方人相信，「他們是更好的人，只要環境稍作改變，他們就可以成爲勝利者，沒有其他任何不足之處，」這是一種「驕傲的、隱祕的、不死的、危險的意識」。
從這一前提出發，波拉德能夠重新審視所有導致南方分裂出去的自我說服，並爲每一個自我說服穿上粘稠的自以爲義的衣服。他認爲，歷史表明像美國這樣的合眾國家不過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南方的政治家們在1861年就已經意識到，「國家已經不再需要聯邦」，「南方各州的利益需要一個獨立、分開的政府」。北方已經成爲一個由「非常低級的商業意識」支配的政權，而南方人擁有「實質性的文明和真正的啓蒙」，這是北方人所羨慕和反感的。北方人把廢除奴隸制作爲一種道德崇拜，但奴隸制度「並不是貶低和剝奪權利，而是提升了非洲人的地位，是爲了人類的進步。」
波拉德的論點從一開始就是虛構的，這一點顯而易見。聯邦制度絕不僅僅是政治繃帶，只有波拉德這樣的浪漫主義者才會認爲國家僅僅基於血緣和土壤；除了貴族和社會主義者，沒有人會認爲「商業意識」就是卑鄙和有辱人格的；也沒有一個前奴隸爲過去的奴隸寫過頌歌。無所謂了，波拉德觸動了南方白人幾十年來埋下的所有身份認同的深層神經，在戰後的歲月裡，「敗局命定說」使這些觀點變得活力四射，這既是一種文化慰藉，也是一種意識形態資源，使反抗重建和建立種族隔離與貶低黑人的種族景觀變得合理。
從1865年到1915年，「敗局命定說」在南方戰爭回憶錄在作者、政治家、甚至小說家當中盛極一時，並圍繞五個基本論點展開。
第一，奴隸制不是內戰的真正問題，因此北方對南方的反對並沒有道德制高點。
「敗局命定說」的支持者們在這一點上觀點並不一致。有些人像波拉德一樣堅持認爲，奴隸制實際上是一種有益的制度，有些人承認奴隸制是南方人的可怕錯誤，但又說像李將軍這樣聰明的南方人實際上正在使南方擺脫奴隸制的束縛。無論如何，前南軍將領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在他於1879年出版的《毀滅與重建》（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一書中宣稱：「奴隸制不是戰爭的根本原因或直接原因，廢奴主義者沒有理由認爲自己贏得了衝突的榮耀和戰利品。」
第二，南方創造了一種抵制無神論工業資本主義的文化，南方人拿起武器正是爲了保護這種文化不受北方的侵擾。
南方是一個和藹可親、輕鬆的農業社會；北方則是貪婪、惡毒、個人主義的工業社會，並且北方人無法忍受物質主義所帶來的自卑感。羅伯特·劉易斯·達布尼（Robert Lewis Dabney）在1876年斷言，北方人「故意惡意製造戰爭」，不僅僅是「爲了推翻憲法和南方聯盟」，而且是爲了「在廢墟上建立他們自己的貪婪國度」。
第三，南方沒有被打敗，而是被壓垮了，因爲北方在工業實力和移民數量上大大勝出。
「李將軍並沒有戰敗，」朱巴爾·厄爾利（Jubal Early）在1872年爭辯說，「而是投降了，因爲他已經無兵可派。」事實上，沃爾特·泰勒（Walter Taylor）在《與李將軍相處的四年》（Four Years with General Lee，1877年出版）中補充說，「（北軍）相對李將軍具有巨大兵力數量優勢這一事實」是戰爭成敗的主要因素。
第四，南軍士兵英勇而高尚，是家鄉的保衛者；而北方佬則極具破壞性，他們（像喬治亞的威廉·謝爾曼和仙納度的菲利普·謝里丹）以焚燒城市和浪費家園爲樂。
南方軍隊是「騎士精神、高調榮譽、聖地自由的唯一剩餘代表」，甚至普通士兵（在丹尼爾·哈維·希爾的描述中）也是「騎士般自我犧牲，詩歌和故事中理想英雄」的典範。
第五，說到底，從合眾國中分離出來是合法的。
1876年，羅伯特·M. T. 亨特（Robert M. T. Hunter）在《南方歷史學會論文集》（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 Papers，「敗局命定說」的偉大引擎之一）第一卷中寫道：「對於1878年最初受託組建聯盟國的智者來說，每個獨立的社會都應受託管理其特有的利益，這一點是很明顯的。」但是，「自由州的行爲證明，憲法不再有能力保護奴隸制度。」南方人與其說是分離，不如說是被北方的挑釁驅使分離。「除了分離和分家，還能怎麼做呢？難道不是這些爭論把南方推向了極端的目的意識嗎？除了分離，南方還能做什麼呢……？
「敗局命定說」成爲美國南方很多社會組織，例如1889年成立的聯盟退伍軍人聯合會（United Confederate Veterans）和1894年成立的聯盟女兒聯合會（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以及南方藝術和南方公共紀念碑的生動主題。它的頂點在電影藝術中反映出來，例如格里菲斯（D. W. Griffith）的《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年）和廣受讚譽的《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1939年）。
但是，坦率地說，「敗局命定說」賴以生存的支柱已經腐爛了。當然，北方的人口確實比南方的人口多得多，2300萬對900萬，但「敗局命定說」的主張者也忽視了南方在防守中的優勢，而且南方擁有廣袤的內陸，應該能夠像俄羅斯對拿破崙的軍隊那樣吞沒入侵的軍隊。北方的人數優勢也不應該掩蓋南方的一個又一個的將軍（包括朱巴爾·厄爾利）在戰鬥中的輕率行爲，他們本可以贏得戰鬥。南方士兵可能確實表現得體；但北方人也是如此，包括備受唾棄的謝爾曼，他提出與被圍困的亞特蘭蒂斯人分享他的「最後一塊餅乾」，只要他們「再次承認國家和政府的權威……不再把（他們的）房屋、街道和道路用於戰爭之類的可怕用途。」
不得不說的是，南方的騎士精神在內戰期間也並不總是事實。歷史證據表明，李將軍的軍隊在跨越波托馬克河前後同樣善於破壞和浪費，而且情況更糟，因爲南軍軍官還自由地圍捕已經獲得自由的北方黑人，並在里士滿的奴隸市場上將他們重新賣爲奴隸。1864年，當黑人士兵囚犯在皮洛堡和火山口被無情地砍死時，騎士精神也表現得蕩然無存。至於分裂的合憲性，人們在憲法中徒勞地尋找描述脫離聯邦的條款而一無所獲。「敗局命定說」開始的時候是一種痛苦的麻醉劑；到後來，它變成了一種癮頭。
作爲一個歷史學家，我應該是一個倡導記住而不是忘記過去的人。但正如大衛·里夫（David Rieff）在他對20世紀90年代的愛爾蘭和波斯尼亞歷史的有力探索著作《讚美遺忘：歷史記憶及其諷刺》（In Praise of Forgetting: Historical Memory and Its Ironies）中提醒我們的那樣，也有理由支持遺忘歷史。里夫認爲，有些人的言行遺毒無窮，只有拒絕培養歷史上的怨恨，才能保持現在的健康。
作爲一個基督徒，我們也有來自聖經的警告告訴我們，忘記過去的罪可能是一種祝福，因爲「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詩130:3）事實上，有些罪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應該仔細禱告，希望上帝「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彌7:19）。畢竟，這是神在基督裡的目的，「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彼前2:24）這可能會是「敗局命定說」的一個合適墓誌銘，當然還可以用在一些其他事情上。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We Must Forget the Lost Ca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