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 年耶拿戰役前夕，大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看到拿破崙（Napoleon）策馬而過，指著他說：那就是「世界精神」。這絕不是隨口的奉承，而是因爲黑格爾真心認爲：拿破崙代表了歷史進程的頂點。在這位體現後革命國家意志的偉大將軍與帝王身上，歷史已然抵達終點。
黑格爾無疑是對歷史辯證法影響最深遠的人物。他試圖透過歷史中的規律，探尋其背後的深層動力與終極意義。在他之前也有類似的嘗試，比如伊斯蘭學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但黑格爾的思想影響尤爲深遠。他的後繼者通常分爲兩派：右翼黑格爾派用其理論支持保守的社會思想，左翼黑格爾派則以他的哲學爲基礎，展開激進的社會與宗教批判。
左翼陣營中一位名叫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年輕人，將黑格爾的唯心哲學徹底翻轉，與唯物主義結合，由此誕生了馬克思主義。而後的發展，正如人們所說，成了歷史本身——一段充滿黑暗、鮮血與壓迫的歷史。
這一切將我們引向歷史辯證法的核心及其內在困境。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關於社會變革的理論與實踐」。這句話不僅道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抱負，也點明了所有歷史辯證法的共性。它們往往將某些政治立場或行動，解釋爲某種「客觀歷史進程」的必然結果，並以此賦予其合理性。
在此過程中，它們要麼賦予某種行動以道德正當性，要麼宣稱道德評判無關緊要，因爲歷史最終是非人格化的進程，而非自由意志的體現。這正是那些聲稱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或主張「歷史弧線終將轉向正義」之論調的理論根基。
歷史辯證法通常可分爲兩類：一類是目的論歷史觀，認爲歷史朝著特定方向前進，每個時代都在根本性變革中超越前一個階段，而歷史的終極意義在於未來。這種觀點容易走向烏托邦幻想，並在實踐中（即便理論上未必如此）往往催生極權傾向。
許多學者認爲黑格爾的政治哲學就帶有這種色彩，他對拿破崙的評價便是一例。馬克思主義則是更典型的例子。它提出封建主義被資本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終將因經濟矛盾崩潰，最終進入廢除私有制的社會，歷史至此終結。但目的論並非左翼專屬：三十年前，黑格爾主義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隨著蘇聯共產主義崩潰與西方自由市場民主制度的勝利，歷史已走向終結。納粹的種族鬥爭理論同樣帶有目的論色彩，其首席歷史理論家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的著作已清晰揭示這一點。
第二類是循環史觀。它不認爲歷史存在一個通過世代積累必然抵達的終點，而是主張文明興衰、社會更替會以相似的模式不斷重演。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循環史觀代表，無疑是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他將文明的生長與崩潰歸結爲一系列可辨識的社會動力學過程。
這些討論或許讓學院派歷史學家興趣十足，但對普通大眾，尤其是基督徒來說，有什麼意義？即便馬克思顛倒了黑格爾的哲學，湯因比認爲文明興衰模式相似，這對普通基督徒的思維方式與生活實踐有何影響？
對這些明顯且合理的疑問，答案是：影響極爲深遠。正因爲這些歷史辯證法已深深滲入當代文化，無形中塑造了人們看待世界與自身處境的方式。諸如「站在歷史正確一邊」這樣的流行話語，恰恰暴露了這類思想對我們潛移默化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所謂「另類右翼」的興起，歷史辯證法的影響愈發明顯。川普總統 2016 年競選的核心人物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公開推崇威廉·斯特勞斯（William Strauss）與尼爾·豪（Neil Howe）於 1997 年出版的《第四次轉折》（The Fourth Turning）一書。該書副標題「歷史循環告訴我們美國下一次與命運相會的時刻」已揭示其核心主張：歷史——尤其是美國歷史——遵循循環模式。
該書的基本論點簡明扼要：美國歷史以 80 至 100 年爲週期循環演進，每個週期包含四個階段：
此後社會重返和平繁榮，循環重啓。
80 至 100 年的週期並非隨意設定，而是基於代際價值觀與權力更替的邏輯。本質上來說，四階段對應四代人的興衰歷程，每一「轉折期」的主導階層通過塑造下一代價值觀，推動歷史進入下一階段。
將這一模式套用於美國歷史，表面上看確有幾分道理。作者指出，美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均屬「第四次轉折」，且間隔均在 80 至 100 年之間。如今距離二戰結束已近 80 年，班農等人認爲，我們正處在新的「第四次轉折」邊緣：現有社會結構即將破碎，一個新美國將在廢墟中誕生。
這種史觀在當下顯得尤爲應景。左右兩派都瀰漫著一種「世紀末」的焦慮：川普崛起與民粹主義興盛擊碎了進步主義者的自信；身份政治帶來的撕裂動搖社會凝聚根基；自由民主制度承受巨大壓力；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曾經不容置疑的社會價值，如今遭遇漠視甚至敵意。加之激進伊斯蘭勢力抬頭與 2008 年金融危機，種種跡象似乎都在助長焦慮蔓延。「我們正活在第四次轉折」之說，因而顯得極具吸引力。
基督徒應如何審視這類觀點？我認爲可從三方面著手：第一，辨明歷史辯證法普遍存在的缺陷；第二，認識到此類思想的關鍵不在其真僞，而在其被如何利用；第三，建立一種更清醒的歷史認知——它或許不專屬於基督教，但必與基督教信仰相容。
這類理論存在許多顯而易見的問題。第一，循環史觀都預設，過去出現的模式將在未來無限重複。但這樣的論證難以迴避歸納法的根本困境：即便我們暫時承認這些規律過去確實存在，也無法證明未來必然會以同樣方式重演。
第二，這類理論往往忽略了非人爲因素在歷史中的作用。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即便不至於摧毀社會，也足以從根本上改變其發展軌跡。
第三，這類理論無法解釋不同社會與文化之間的互動如何可能改變歷史循環。如果我們回看被用作循環證據的例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更能看出問題所在：二戰顯然不是由美國國內因素所引發的，更何況今日的世界遠比當時複雜。如今，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已不再主要由上一代或本土社會結構塑造。科技的迅速發展、全球娛樂文化的傳播、以及通訊方式的巨大變化，都讓這種傳統模式遭到致命衝擊。換句話說，這種理論賴以成立的代際動力機制已被打破，而不同文化間的互動複雜程度也遠遠超過 20 年前。
第四，所有這類理論至少都帶有某種決定論傾向，而決定論在兩個方面都很成問題。其一，它們低估了人的自由行動在歷史中的真實作用。（由此引申）第二點是，它們甚至爲某些行爲提供了道德開脫的藉口，只要這些行爲被視爲符合某種預定的歷史走向，就能獲得合理化。而這一點正是基督徒真正必須警惕之處：任何否認人的道德責任，或把行爲的倫理評判交給某種推測性的歷史進程的理論，都與基督信仰不相容。比如，以「第四次轉折」爲理由，爲川普的某些決策辯護；或以「歷史的弧線彎向正義」爲理由，爲同性婚姻辯護；這兩種論證在基督徒看來都是不可接受的。
馬克思主義與納粹主義帶給我們的教訓之一在於：一種理論無需正確，亦可產生巨大影響力。實際上，歷史辯證法很少僅僅停留在歷史解釋層面。正如前文引用伊格爾頓的觀點所指出的，它們往往也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實踐綱領。馬克思主義的首要實踐目的並非理解歷史，而是爲革命提供合法性。當理論條件不成熟時，渴望權力者，如列寧與毛澤東，便通過修改理論來適應現實需求。
《第四次轉折》這類著作同樣如此。它們通過構建一種賦予當下特殊意義的歷史敘事（這迎合了人類的自負心理），進而爲特定政治立場辯護。對自由派而言，「歷史弧線終向正義」（以其自身定義的正義爲標準）；對班農與另類右翼而言，歷史的必然循環則爲藐視、破壞乃至暴力顛覆現有秩序提供了理由。
當個體面對所謂「歷史洪流」時，抵抗又有何意義？正如斯大林主義與納粹主義者可以在他們的歷史觀框架內爲古拉格或奧斯維辛集中營辯護，同樣，班農等人所推行的破壞性行動，在「第四次轉折」的語境中也形成了自洽的道德邏輯。規模雖不同，但思想同源。
基於以上分析，基督徒應當審慎對待歷史辯證法。
不過，這裡需要稍作澄清。作爲基督徒，我們確實持守一種目的論的歷史觀：歷史正走向終末，到那時，基督不但是王，更要向萬有顯明他的王權——萬膝必跪拜，萬口必稱頌他的主權。
然而，世俗歷史（即我們現今世代的歷史）並不像黑格爾式哲學或循環史觀所宣稱的那樣，能被我們清晰把握其發展規律。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扁平的」：歷史在終末之前始終是人類日常經驗的重複：生老病死、飲食嫁娶，直到基督再來的那一日。那一日或許就在下週，也可能在千年之後，而任何對當下時代特質的分析，都無法真正揭示它的具體來臨時間。
是的，熟悉聖經的人知道，耶穌確實提到「這世界末了的預兆」（太 24:3–14），但他也明確告誡：「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太 24:36）。因此，在這一點上保持謙卑是必要的。況且耶穌所提的許多徵兆具有普遍性，單憑世上存在迫害、戰爭或地震，並不足以證明終結迫在眉睫。基督徒的任務，是警醒預備，同時也忠心管理主所託付的事（彼前 4:10）。而基督徒歷史學家的任務，是解釋過去，而不是預測未來。
人類歷史既非某種黑格爾式（無論是唯心還是唯物）的辯證運動，也不是一系列可預測的循環。從人的角度看，歷史是一團混沌，無法被任何單一宏大敘事或明顯模式所統攝，它沒有內在的道德指向，也不必然朝某個倫理方向彎曲。我們在政治實踐中若忘記這一點，必將付出代價。
歷史學家——包括身爲基督徒的歷史學家——當然要解釋過去，但必須以謙卑的姿態進行，承認歷史的混沌本質。不可否認，許多歷史辯證法在這方面能帶來啓發：馬克思主義的部分觀點有助於理解經濟如何塑造人的行爲；正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指出的，黑格爾的思想對於理解「身份」在歷史中的形成極爲重要，也能幫助解釋諸如同性戀權利運動之類的「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就連湯因比，也對走向衰亡的帝國內部動力提出了有益的反思。
優秀的歷史學者往往兼收幷蓄，同時保持謙遜。他們必須抵制的誘惑是：從對過去有限的解釋，輕易躍向對未來形態的全盤斷言。這一跨越會使歷史學從描述領域滑入規範領域，進而可能以某種臆測的未來，相對化當下行動的道德判斷。
這也讓我們回到黑格爾。當他指著拿破崙稱其爲「世界精神」時，遊戲的性質已經改變——那一刻他不是在描述歷史，而是推測政治。他不過是將自己的政治認同，嫁接到所謂的歷史洪流之上。1812 年兵敗莫斯科、1815 年失利滑鐵盧、以及聖赫勒拿島（St. Helena）上黯淡的晚年都證明，拿破崙並不是歷史的終點，也不是世界精神的化身，他只是一個時代精神的縮影。這個教訓，值得所有被左右派思辨歷史哲學所吸引的基督徒謹記在心。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at the Left and Right Both Misunderstand About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