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流媒體時代，海量的視覺故事包圍著我們。其中不乏引人入勝、時尚前衛、演技出眾、配樂一流的精良之作，還有不少可以成爲網絡熱梗的場景。看完後，我們可能會一時興起，向朋友推薦或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大讚這些「製作精良」的元素。然而，一週之後我們就將其拋諸腦後，忘個一乾二淨（儘管我們可能花了10 多個小時觀看）。幾年後，我們甚至想不起任何相關的內容。
這就是當代媒體的特性。大多數作品看過即忘，給人留下的只是空虛。但爲什麼會這樣？我們不是正處於「電視黃金時代」（也稱「電視巔峰」）嗎？各大流媒體平台不是源源不斷地在爲我們提供頂級劇集和大師級導演作品嗎？「高品質」的敘事作品比比皆是，但是這種豐富卻讓我們感到異常貧乏。這些作品無法滿足我們，滋養我們；如果說它們真的對我們有什麼影響的話，可能就是讓我們感到噁心。
最近，佩吉·努南（Peggy Noonan）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將當前的審美疲勞歸因於「萬物醜化」（the uglification of everything）。這是一種「表達自我厭惡的藝術態度，而一個厭惡自己、厭惡生活的社會無法長存。因爲它沒有給年輕人留下任何值得愛的東西。」
佩吉說對了一部分。但我們需要區分形式和內容。我注意到，與形式之美同時出現的是內容的醜化，這實在有違常理。電視製作技術日益精進，但有意義的故事卻日漸式微。這就是爲什麼許多電視節目和電影從表面上看令人驚歎，但觀影過後觀眾卻感到困惑沮喪。
當代視覺敘事在風格上日臻完善，在道德內涵上卻日漸退化。我們正經歷著風格的文藝復興，同時也見證著故事的黑暗時代。
網飛（Netflix）新劇《裡普利》（Ripley）恰好印證了這一觀點。努南在文中討論了《裡普利》（該劇集是對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Patricia Highsmith] 的《天才裡普利先生》[Talented Mr. Ripley] 的最新改編）。她認爲該劇「毫無美感可言」，但我不同意。我認爲，《裡普利》和當今眾多流媒體劇集一樣，在藝術風格上可謂精雕細琢。受卡拉瓦喬（Caravaggio）啓發的黑白攝影既深邃又富有情調，完美呈現了戰後黑色電影的精髓。劇中反覆出現的樓梯意象巧妙地暗示了故事中的道德高地。在攝影師羅伯特·埃爾斯威特（Robert Elswit）的鏡頭下，意大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超越時空之美。
然而，《裡普利》整體給人的感覺更像是一場華麗的頹廢風格秀，而非一個有深度思想的實質性敘事。說到底，這是個貓鼠遊戲的犯罪故事（他能逃脫嗎？），但沒有哪個角色特別吸引人，觀眾看完後往往會產生現代媒體消費中那種再熟悉不過的感覺：「所以呢？」
《裡普利》以其高度風格化、近乎優雅的手法描繪犯罪行爲，讓我不禁想起去年 Netflix 上映的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執導的《殺手》（The Killer）。芬奇無疑是當今電影界一位最傑出的藝術家，在風格塑造上無人能及。但《殺手》卻是典型的重形式輕內容之作，難免讓觀眾感到索然無味。再酷炫的鏡頭、再震撼的場景設計、再精湛的剪輯技巧，若缺乏內在的情感共鳴，終究難以打動觀眾。
我們期待的遠不止是酷炫的視覺盛宴。我們渴望的是引人入勝的故事，是能引發深思的主題，是超越單純類型片或風格秀的作品，是能回答「所以呢？」這個問題的影視佳作。
令人遺憾的是，在這個世俗化的時代，視覺敘事者越來越難以找到超越風格本身的存在意義。
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原因。新一代視覺敘事者在屏幕主導的世界長大，對視覺美學有著極其敏銳的感知。他們在 YouTube、Instagram、iMovie 和 Pinterest式的情緒板中浸潤成長，對風格的語言了如指掌。
可惜的是，他們在美德語言方面的素養相對匱乏，道德詞彙也不夠豐富。他們更習慣於刷那些吸睛視頻，而不是翻閱能啓發思考的經典著作。因此，他們更精通優秀設計的視覺邏輯，而非良善的道德邏輯。
最近，一位 Z 世代的朋友提醒我，不要低估優秀的設計美學在吸引他們這代人方面的重要性。他們非常看重精心包裝和富有美感的事物，甚至超過了對實質內容的關注。在一個感覺、氛圍、表象比事實、邏輯、現實更受重視的世界裡，故事的形式勝過內容也就不足爲奇了。
這種重風格輕實質現象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世俗文化對「好」的定義缺乏共識。我們不再有超然的標準來判定什麼是「好」的故事、「好」的角色、「好」的結局。沒有客觀的基礎來界定英雄或反派，界限就變得模糊。如今的大多數故事都在將這些類別「複雜化」，打破所有既定的規範、界限、期待。無論是在性別還是道德方面，流動性和模糊性都成爲了主流。
這是《裡普利》的一個主要主題，湯姆·里普利和幾乎所有主要角色在道德和性取向上都難以界定。例如，在 1999 年電影版中，弗雷迪·邁爾斯（Freddie Miles）一角是由菲利普·西摩·霍夫曼 （Philip Seymour Hoffman）扮演，而在這裡則由女演員（斯汀的女兒艾略特·薩姆納 [Eliot Sumner]）飾演，這進一步突顯了故事中道德指向的模糊性。
我們還能在好萊塢經典反派電影的趨勢中看到這一點，無論是《沉睡魔咒》（Maleficent, 2014）、《毒液》（Venom, 2018）、《小丑》（Joker, 2019），還是《黑白魔女庫伊拉》（Cruella, 2021）——後者本質上是一部展示薇薇安·韋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式朋克時尚的長片。而且它還是一部票房大片！精心設計的服裝和 70 年代英倫搖滾配樂對觀眾來說，比庫伊拉那令人反感、頌揚惡行的故事更具吸引力。氛圍勝過了願景。
有人可能會說這些故事確實有道德願景和目的，因爲它們展示了罪惡和腐敗的本質。我認爲這種說法有些牽強。你或許可以用這種說法來解釋像《絕命毒師》（Breaking Bad）這樣的「自我沉淪」系列。但好萊塢大多數以反派爲中心的故事並不探討罪惡的本質。它們只是利用罪惡來打造風格化的世界。
電影製作人不斷回歸小丑這個角色，並非因爲他們想認真探討他墮落的本質，而是因爲他爲服裝設計師、化妝師、演員和其他創作者提供了一張無法抗拒的創作畫布。他那充滿無政府主義的裝扮風格和顛覆性的形像，簡直就是爲沉迷於視覺奇觀的社交媒體時代量身定做的。
如果 Z 世代的人真的更看重好設計而不是實質內容，那麼教會應該如何回應呢？答案絕不是將教會或福音包裝成時髦的品牌和酷炫的氛圍。但這並不意味著教會不應重視美。好的設計並不等同於美。設計是爲了向消費者兜售產品，它總是與潮流緊密相連。而美是爲了見證更高的榮耀，它永遠與超越性掛鉤。
在這個癡迷於審美的時代，教會連接年輕人的一種方式是展示超越性的美遠比時尚品牌更能滿足人內心深處的渴望。我們應該順應審美對人的吸引，但同時讓人看到，這些形式上的審美最終是何等的膚淺。當我們注意到某些美好得讓人嚮往的事物時，應該想到這些都是悄悄的提示，告訴我們，神是爲了讓我們敬拜祂而造了我們，祂才是美的源泉、美的標準、美的裁判者。好的設計只能滿足表面的需求，而上帝之美則滋養我們的整個生命。
教會還應該關注人在這個風格先進但內容淺薄的娛樂世界中感受到的焦慮和空虛。我們應該引導人們關注聖經，因爲聖經既頌揚風格（詩歌、體裁、隱喻、意象等），又傳達真實。
聖經是形式和內容的完美融合，在傳講聖經真理時，基督徒應該以此爲榜樣。如果越來越少的世俗藝術家能夠同時呈現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技巧和有意義、引人入勝的敘事，那麼基督徒藝術家就有很好的機會做到這兩點。
因此，讓我們進入這個文化真空，用福音的美來回應「醜化萬物」。讓我們講述既有風格又有實質的故事——不是爲了吸引一掃即過的眼球，也不是爲了求煩躁之人的點讚，而是爲了引導躁動不安的靈魂找到他們所需的滿足。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llywood’s Rut: On-Point Style, Aimless Sub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