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是對醫療實踐有一種充滿上帝之愛的印象。護士溫柔地包紮傷口或握住垂死之人的手這一時刻反映了我們愛人如己的使命（路10:27），醫生們徹夜工作以挽救一個人的生命，則體現了爲彼此捨命的呼召（約壹3:16）。這種對福音的強烈呼應會誘使我們將醫學與基督教思想等同起來，並期望生命倫理學能與教會一起堅定地抵禦流行文化的狂潮。
但有時，醫學所反映出的善意或可愛之處很少。雖然醫治的能力是從神來的禮物，但醫學與墮落後的任何其他生活領域一樣敗壞。當我們穿行在醫院走廊時，我們需要練習辨別能力，腦中要有經文，心中要有禱告。
在我的培訓中，有一個例子一直困擾著我的良知。一位婦女在懷孕近23週時因爲疾病來到醫院。在醫生對她進行護理時，她要求墮胎。在得知她的要求後，她的家人像一群哀悼者一樣走進她的房間，他們低著頭，臉上寫滿了悲傷。有些人哭了。其他人提出要收養這個孩子。所有的人都懇求她不要打掉這個在她身體裡踢來踢去的嬰兒，他的四肢已經完全形成，他的心臟正在以有力的節奏跳動著。當他們懇求的時候，她盯著一個角落，眼睛裡偶爾會有淚水。
這一幕讓人心碎。而這與她的護理團隊的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沒有坐在她身邊探索她的思想遊離到哪片黑暗的區域，也沒有深入研究墮胎似乎是她唯一答案的原因，而是擔心她的疾病可能無法及時恢復以便進行合法墮胎。州法律允許他們在23週零6天之前進行墮胎手術。他們敦促說，如果她想墮胎，就需要盡快康復，趕在孩子24週時「神奇地」成爲一個人之前把他殺掉。在那之前，她的自我決定權取代了她孩子的生命權。她的孩子的生存權、愛的權利和實現他在這個世界上的目的的權利不是來自他作爲上帝形像持有者的固有尊嚴，而是來自他是否被人需要。但根據州法律，只要過了一天，胎兒的本質就會發生改變，所以時間緊迫。
這一令人不安的例子暗示了聖經教導和醫療實踐之間的裂痕，一個胎兒是否爲人取決於一個隨意的時間點。成年人自我管理的權利對未出生的孩子的生存權有影響。現代生命倫理學將自我決定作爲一種終極利益來維護，而不是將其作爲服事上帝的祝福來使用。它珍視個人自由，但卻把它從神的目的中剝離出來。其結果是，在無數情況下，這個系統反映上帝的恩典，但也可能偏離聖經的原則。
現代醫學是上帝的禮物，但醫院不是基督教機構。
醫學與福音的分別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儘管幾個世紀以來，教會和修道院都在關懷病人，但現代生命倫理學的起源不是基督教思想，而是古代和啓蒙運動。希波克拉底被譽爲 「現代醫學之父 」，他的著名的誓言開始於：「我向醫治者阿波羅發誓」，然後是一連串對希臘諸神的讚美。今天，作爲一種儀式，醫科學生仍在背誦他的誓言，他們低下頭來，對這個職業充滿敬意。
現代生命倫理學在希波克拉底之後又發展了幾個世紀，當時醫學中猖獗的虐待和家長制已經達到頂峯。20世紀70年代，可怕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曝光（Tuskegee）點燃了全國性的憤怒，因爲我們了解到，長達四十年之久，美國公共衛生局未經同意就對貧困的非洲裔美國人進行梅毒研究。這場危機引發了一場定義醫學倫理的運動，最終確立了四項原則，這些原則成爲醫學倫理的基石：非惡意、仁愛、尊重自主權和公正。概述這些原則的美國哲學家比澈姆（Thomas Beauchamp）和丘卓思（James Childress）在很大程度上借鑑了康德的自主權框架，以及對共同道德的呼籲——換句話說，這些原則的哲學是被廣泛接受，不言而喻的，具有普遍性。
我們可以把醫療服務中的許多美德歸功於比澈姆和丘卓思對人類尊嚴的強調。但是聖經警告我們人類智慧的侷限性（林前1:25），並建議我們相信上帝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理解（箴3:5-6）。由於比澈姆和丘卓思的原則取決於公眾的一致意見而不是神的權柄，我們預計它們的表現形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和扭曲。一個建立在社會共識而不是堅實的真理基礎上的醫療系統會隨著變化的風向而彎曲。
今天，我們的文化把滿足個人的慾望看得比恩典的福音更重要。醫學中對自我決定的偶像崇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比澈姆和丘卓思的四個信條中，尊重自主權在醫療實踐中取得了首要地位。這一原則也被描述爲自決權，旨在保護病人不受剝削，在20世紀70年代，它代表了與恐怖的家長制的重要區別。從表面上看，它與基督教價值觀相似。作爲上帝形像的承載者，我們都有內在的價值和尊嚴（創1:26），上帝賦予我們一定程度的自由，作爲祂所造世界的管家（創2:15、19）。
然而，在上帝賦予我們的自主權目的上，《聖經》與世俗的醫學倫理學有分歧。從聖經的角度來看，神給我們自由，是爲了讓我們的生活指向祂的品格；我們的自由伴隨著我們爲他的榮耀行使自由的期望。保羅寫道：「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西3:17）。雖然我們在基督裡有自由，但十字架必須約束我們的行爲（林前6:19-20）。
相比之下，脫離了聖經的自主權則遠離了上帝，轉向了自我。選擇的權利至高無上，不管我們的選擇是否反映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生活中的主要目標從服事上帝轉向滿足自己的慾望。自由成爲一種終極利益，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再是榮耀主的工具。
我們以前見過這樣的情況，我們知道它會導致什麼。沒有上帝的自主權首先在伊甸園裡結出了罪惡的果實，當時亞當和夏娃珍視自我統治而不是與他們恩主立的約（創3）。此後，它一直困擾著人類，引誘我們崇拜自己的雙手所做的工作，而不是敬畏我們的創造者（賽2:8；耶1:16；羅1:21-22）。
醫院的走廊和地球上的任何其他角落一樣容易出現這種顛覆性的現象。在醫學上，不符合聖經的自主權將大眾主義和超人類主義的線索編織到對病人的護理中。技術語言將不被需要的未出生的嬰兒非人化。倡導者聲稱協助自殺也是一項人權。需要宗教關懷的癌症患者在醫院裡幾乎得不到支持，而做出回應的醫生則握著病人的手，花額外的時間交談——將人文主義姿態與屬靈關懷混爲一談。基督教與醫療實踐之間的鴻溝如此之大，以至於醫生邁克爾和特蕾西·巴爾博尼（ Michael and Tracy Balboni）在他們的優秀著作《敵意對待》（Hostility to Hospitality）中把美國醫學描述爲 「屬靈疾病」。
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不信任醫生或迴避上帝賜予我們的現代醫學措施。與媒體對醫生的貪婪和權勢的描述相反，大多數醫生追求醫學是出於幫助他人的真正熱情，往往付出了巨大的個人代價。而現代醫學確實拯救了生命。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反映了基督呼召我們作爲他的門徒的憐憫和對鄰居的愛。醫學是來自主的祝福，我們應該發自內心地接受它。
但醫院遠非天堂。在解開其複雜性的同時，醫學的世俗根基警告我們要進行辨別。我們不能盲目地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西方的醫療體系上，就像我們不應該把政府或經濟作爲偶像一樣。當我們考慮到急性疾病時，這種意識尤其重要，因爲對生命的威脅可能會使我們失去按照聖經解讀倫理困境的清晰性。生活的喧囂可能不允許我們有空間和時間按照自己的節奏思考醫學問題。我們需要在災難來臨之前，仔細確定我們的價值觀，以及指導基督門徒的原則。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世界這個破碎系統中的微不足道的希望，在我們最偉大和最堅定的希望的榮耀面前枯萎了。在十字架上，我們找到了上帝之愛的保證，它超越了我們自己頭腦中所有微不足道的哲學。當基督再來時，關於醫學倫理的爭論將變得無關緊要，因爲耶穌將死亡之手收回，使我們脆弱的身體完美，並完全取消了對醫學的需求。
譯：Tom Tang；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Hospital Is Not Heaven: Discerning Secular Thought in Medic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