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教宗沒有批准撤銷他的婚姻而與羅馬決裂，由此引發了英格蘭宗教改革。這個不祥的開端好像注定了此後產生的清教主義那混亂而動盪的歷史。各地的宗教改革離不開關於國家權力以及是否對君主效忠的爭論，尤以英格蘭爲最。英格蘭宗教改革在天主教和新教統治者之間飽受折磨，直到伊麗莎白一世在十六世紀的最後四十年間終於用她的新教版本穩定住了這個國家。但是，在她的任期內，「清教徒」一詞開始產生，當時是對那種「非常熱心的新教基督徒」的侮辱性稱呼，這些基督徒認爲宗教改革沒有使英國教會完全順服聖經關於教會和律法的命令。
1620年，分離派領導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後，清教主義與英國宗教改革的命運變得更加複雜和難以控制。分離派認爲當時的英國國教教會太過腐敗，真信徒應該出來，成立自己的教會。這樣的行爲在英國是違法的，但是清教徒於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在馬薩諸塞及康涅狄格建立了殖民地。他們在理論上主張改革國教教會，而非獨立出來，但是，渡過大西洋的行動清楚地表明了他們在教會問題上要從國教獨立的立場。
清教律師約翰·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爲馬薩諸塞——清教徒在美國發生故事的主要地區——獲得了一份特許狀，授予這塊殖民地特別的靈活性，可以建立敬虔的教會和政府，不受倫敦的干涉。這個狀態保持到十七世紀八十年代，直到英國政府災難性地廢止了溫斯洛普的特許狀。十七世紀九十年代初，新教（但非清教）君主威廉和瑪麗頒發了一份新的特許狀，宣告了清教徒運動（儘管不包括他們的敬虔精神）在大西洋兩邊的終結。
自十九世紀起，美國歷史學家普遍將清教徒視爲造就美國「特質」及其民主政制的重要群體。美國和其他地方的許多基督徒都認爲清教徒的著作特別表達了動人的敬虔和對聖經的極端忠誠。然而，在20世紀初，清教徒的名聲卻在精英人群中一落千丈，因爲他們似乎與當時尋求「進步」的政治風氣不合。
不過，因爲經濟大蕭條和世界戰爭的發生，甚至令一些世俗歷史學家也重新對人性的狀況又有了些清醒的認識，於是，執拗的清教徒突然之間又開始受知識界的尊重。爲清教徒恢復名聲的最大功臣是在哈佛大學的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最偉大的美國清教徒史學家，也是他發起編定學術版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著作集。米勒自稱無神論者，但卻敬仰神學家雷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他敬仰清教徒不是因爲他們忠於聖經和敬虔，而是因爲他們對罪的清醒認識，以及致力於嚴謹的學識。他們是按照所信行動的人。
在某種意義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每一位研究清教徒歷史的學者都籠罩在米勒的身影之下。喬治亞大學的麥可·溫斯普（Michael Winship）在繼承米勒的這一代學者中是佼佼者。我們很難想像有哪一位學者在這個領域造成了米勒曾經帶來的巨大影響，不過，溫斯普已經出版了一系列以清教徒爲主題的傑作，包括2012年出版的《敬虔的共和主義》（ Godly Republicanism，哈佛大學出版社)。在他的新作《熱烈的新教徒：英格蘭和美國清教主義史》（Hot Prostestants: A History of Puritanism in England and America）中，溫斯普嘗試滿足一項米勒也沒有做到的需求：單卷本、可讀性強的英國和美國清教主義導論。溫斯普成功了，如果我要佈置學生閱讀一本關於清教徒的最新學術著作，就是《熱烈的新教徒》了。不過溫斯普還是在米勒的身影下開展工作，他的書也令我產生了一個疑問：爲什麼溫斯普認爲我們應該了解清教徒。對於這個問題，米勒自己從來沒有懷疑，哪怕他的答案未必能滿足基督徒讀者。
今日，清教主義不再像20世紀初那樣背負惡名，當時一位說話尖酸刻薄的報刊撰稿人，麥肯（H.L.Mencken），將美國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清教徒。麥肯把清教主義定義成：「一種無所不在的恐懼，生怕有人，在某地方，會感到快樂。」不過，現在的學生應該要學習並且了解爲什麼該尊敬清教徒，溫斯普在《熱烈的新教徒》中並沒有給讀者多少指引。相反，他對清教徒大加鞭撻——或許以可讀性爲名——強化了學生對他們不屑一顧的態度。
不過，溫斯普並不是一個膚淺的流行作家。他對英美清教史的把握是權威性的，我也不認爲有其它書以這樣一種流暢、比較的方式通順地講述了整個故事。在本書中，他把許多清教徒男女的故事串接起來，這些人各自的故事都見證了清教徒敬虔令人折服的力量。
其中，我最喜歡的故事之一是約翰·班揚歸主，就是那位英國貝德福德郡的「巡遊補鍋匠」（147）。班揚在貝德福德公理教會與一小群清教徒婦女的談話中歸主。溫斯普寫道：「那些貝德福德婦女帶著何等的喜樂，熟悉聖經以及充滿恩典地談話，使他感覺自己來到了一個嶄新、動盪的世界。」班揚終於認識到自己需要拯救，並且完全確信「基督願意並且有能力救他」（148）。班揚後來成爲了一間非法的家庭教會的傳道人，因爲拒絕承諾停止講道，他被關進牢裡12年。在獄中，他寫了《天路歷程》，此書成爲了清教信仰（有可能是）最經典的著作，也是英文文學最富影響力的著作之一。
我們從班揚的故事中能清楚看見清教徒信仰的動人品質，然而，溫斯普不斷地打岔提醒爲何現今許多讀者會（應該？）對清教徒感到厭煩和惱怒。他們是一群「敬虔的愛管閒事的人」（18）。有時候他們近乎恐怖分子，「就像是激活了的潛伏小組一樣」策劃著接管教會（45）。清教徒像毛澤東那樣試圖要領導一次「文化大革命」（161）。溫斯普看見清教徒沒有譴責奴隸制（就像幾乎所有在新大陸的英國人一樣），他便指出：「舊約裡的神是同意奴隸制的」（168）。他更特意提到哈佛大學不接受女性（169），而這在當時的英國及美國是普遍情況，只有少數男人、沒有婦女能進入大學讀書，這個事實要到清教主義消失之後150年才改變。
此書沒有結論，若這不是證明溫斯普自己都不知道清教徒的重要性，那就更奇怪了。清教運動的確帶給了之後幾代新英格蘭人一套「文化遺產」，包含各樣的特徵，例如「反天主教，嚴謹的學術鑽研，社群主義，富有遠見的熱情，強制性、道德主義的傳福音方式，以及教會和政府的民主參與文化」（292）。這些特徵的確能形容清教徒，至少是某些時候的某些清教徒。不過，清教徒自己會將絕大多數這些特徵視爲對於更高目的的服侍：爲了神的榮耀，以及真正的、經歸正的基督教事業。
譯：Alice Wang；校：freerain。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Puritans—Exceptional Protestants or Prejudiced Moraliz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