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找到一個比大衛·紹特（David Short）更具有聖公會特質的人，可是要費點氣力的。但這正是麻煩所在。
大衛·紹特現在61歲，是他們家族的第四代牧師，他出生於非洲——當時他的父母在那裡做宣教士。
結束宣教工作後，他們在澳大利亞悉尼安家。在那裡，他發現所在的聖公會教區（diocese）「堅定地傳福音，有宣教士的心胸，對很多問題深思熟慮」。紹特在那裡讀高中，然後上大學，後來又回去修更多的神學課程，再後來被按立爲牧師。他在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的碩士論文是在神學家J. I. 巴刻指導下完成的，後來他又成了巴刻的牧師。
紹特愛耶穌、鐘情於改革宗神學，也熱愛聖公會傳統。神學畢業後，他在加拿大從事教牧工作。
「在到溫哥華之前，我從來沒有碰見過一位自由派聖公會信徒」，他說，「我一頭扎進了這個最奇怪的、運轉失調的自由派神學主導的聖公會教區。」
2002年，當他所在的教區議會（regional synod）投票決定允許它的主教爲同性婚姻祝福時，紹特起身走出了會場（巴刻也這樣做了）。同樣效法他們的還有來自其他六個教會的領袖。
這些牧師知道他們必須成立自己的組織，並在聖公會裡找到主教團監督他們。這些似乎並不困難。全球多數的聖公會教會還是持守福音的。加拿大這些反對同性婚姻的聖公會教會只需要找到一個保守的主教團應該就可以了，而且這種做法在加拿大是已經被許可的。
「我以爲這個過程只需要10週時間」，紹特說。
然而，實際上卻花費了10年的時間。10年間， 有的是指責、會議和官司， 還有壓力、恐懼和憤怒。幾乎所有的教會都會失去他們的會堂（因爲聖公會教會的固定資產屬於教區而不屬於地方教會——譯註），所有的教會都在會眾人數和金錢方面受損失。牧者失去了羊，有些幾乎要發瘋。
「我們向大家認識的智慧人——也就是所有最聰明的神學家——求問，」紹特說，「但是沒人知道該怎麼做。」於是他們只能做下一件事，然後再下一件。
2019年六月，「北美聖公會」（Anglican Church in North America）迎來了成立十週年的日子。它主要由包括紹特在內的，分離出來的美國和加拿大保守派聖公會信徒構成。這個宗派擁有1000多間教會，13萬5千名成員。它與「全球認信聖公會基督徒團契」（GAFCON）在信仰觀點上完全一致。
「這些是值得的」，渥太華的一位聖公會主任牧師喬治·辛克萊這樣說。他的教會和紹特的教會都一起從加拿大聖公會脫離出來。不過，不論結果怎樣，他都會這麼說。
「即使教會衰敗了，那也不表明我們犯了錯誤。」他說，「因爲聖經在這個問題上是清楚的。你必須就此表明立場，而且不要期待神會因爲你的忠心就（在地上）獎賞你。」
聖公會建立在改革宗神學的基礎上，並與英國人一起搬遷到加拿大。實際上，直到1955年，它的名字才從「加拿大英國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 in Canada）改爲「加拿大聖公會」（Anglican Church of Canada, ACC）。（加拿大直到1982年才完全獨立。）
這個宗派曾經非常興旺——1964年，「教區名冊上的正式成員」有一百三十七萬。這是加拿大人口的7%。相比之下，美南浸信會成員才佔美國人口的5%。
然而，這只是聖公會的高峰期。
到1967年，「教區名冊上的正式成員」下降至一百二十萬；1997年降爲71萬7千；2007年降到了54萬6千。在那之後，教會領導人不再公佈成員人數數字，儘管有人估計每年人數下降的速度爲一萬三千人。
1999年，美國聖公會主教約翰·希爾比·斯邦寫下《爲什麼基督教不改變就會消亡》（Why Christianity Must Change or Die）一書，力圖「建構一套後現代的基督教體系」。他在這本書中認爲，在當今時代，童女生子、復活和聖經無誤等主張，都「早已受到挑戰，並被科學和哲學所拋棄」。
這是一種想要停止繼續流失成員的努力，也有很多人贊同他的主張。紹特記得，在聖公會議會的聚會上，「我們唱著來自印度教經書的讚美詩，向那『多面的神」禱告，每年支持那種教婦女如何通靈的『姊妹屬靈對話』課程。「紹特的主教邁克爾·英格姆（Michael Ingham）寫了一本題爲《聖靈的宅邸：一個多信仰世界上的福音》（Mansions of the Spirit: The Gospel in a Multi-Faith World）的書，對「耶穌是通向上帝的唯一道路」這一基督教觀點提出挑戰。
但不是所有的聖公會信徒都認爲，基督教必須改變教義才能生存下去。1994年，有一小批信徒聯署者發表了《蒙特利爾宣言》（Montreal Declaration），肯定童女生子、聖經權威、一男一女婚姻等觀點的。宣言的簽署者最終成立了「信仰要領委員會」（Essentials Council），在那個委員會中，保守的聖公會牧師可以彼此聯絡。
不幸的是，「信仰要領派」處於一條不可能的軌跡上，夾在自己的信念（受到全球聖公會，尤其是在非洲和亞洲，不斷增長的保守主義傾向支持）與他們所處的加拿大教省（聖公會術語，地區的意思）高漲的自由派神學傾向之間。
「我們一直都清楚，在加拿大聖公會的具體實踐中是有著自由派神學的成分的。」教區牧師瑞·格蘭說道（Ray David Glenn）。他記起在一次主教區儀式上，因爲「充滿了世俗、異教和巫術的符號」，他拒絕領聖餐。
他說，「當自由派神學被正式寫入信條時」，那就是個問題了。對於他來說，「這是個引爆點。」
1998年，在十年一次的蘭柏斯會議（ Lambeth Conference）上，經過三個小時的激烈辯論後，全球聖公會主教以526對70票通過了一項決議，堅持歷史上普遍採取的對於性別問題的聖經教導，反對承認同性婚姻。最強烈的聲音來自非洲和亞洲的主教們。
決議是清楚的，但並不具備約束力。四年後，紹特所在的新威斯敏斯特教區（diocese of New Westminster）——聖公會加拿大教省下屬的一個教區——第一個允許爲同性婚姻祝福。
當投票結果——63%支持——公佈後，有些信仰要領派的牧師站起來抗議。另外的人，包括紹特、巴刻和來自其他八個教會的代表，站起來走出會場。
「大家流淚了」，紹特回憶道，「這是真正艱難的一刻。」
從人數上說，異議者並沒有多少力量，他們只代表了該教區80個教會裡的九個，但是這九個教會卻提供了教區25%的收入。這九個教會中有一些立即停止了向教區繳納這些收入，而作爲報復，英格姆停止支付某些牧師的薪水。
「我的反應是震驚的」，和紹特一起走出會場的崔沃·沃爾特斯（Trevor Walters）牧師當時告訴記者。「如果你要報導最糟的結果，這就是了。」
從某個角度來看，是這樣的。
「第二天我們就收到了主教的威脅」，紹特說。「他對我和其他神職人員提出指控。我們都不得不去見他，主教區的律師要求我們答應服從主教。」
「我會遵守你每一個合法的命令」，紹特告訴他。「合法意味著符合聖經。你所做的是不合聖經的。」
英格姆對他施壓，但紹特沒有改變主意。
「在那一刻，我不知道主內
合一的纖維是否已被撕裂，但我知道這是個關乎得救的問題。」紹特告訴福音聯盟。「對我有幫助的，是重讀改教先驅的著作，尤其是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他多次強調不能分裂，但是當腐敗進入了教會的城堡，就只能決裂了。這就是現在發生的。」
「從職能上看，我們發現自己所屬的這個全國性教會，不論是從歷史角度，還是從全球角度看，都已經無法被認可爲聖公會了。」格蘭說，「他們在用基督教的語彙來描述世俗的人文主義。」
在另一個加拿大教區提出的替代監督關係因爲受到調查和紀律處分的威脅而撤回後，紹特並沒有回心轉意。當英格姆提出指控，就這一分裂行爲吊銷他的執照、取消他和巴刻的按立時，他沒有回心轉意；當一位同性戀權益鼓吹者爲了抗議而加入他的教會時，他沒有回心轉意；當受到死亡威脅時，他也沒有回心轉意。
「我都無法形容人們是以什麼樣的恐懼的目光來看我們」，他說道，「我們出現在報紙的頭版上。我認識的人爲了躲開我，寧可穿過馬路。我妻子在商店裡聽到人們談論『那個大衛·紹特』的『邪惡』。」
對於所有脫離出去的牧師而言，危機是沉重的——他們遭到停職，沒有工資，在媒體上遭到抨擊，被他們的某些朋友和會眾唾棄。但最糟的是長時間的緊張關係。」
「壓力持續了很長時間」，辛克萊（George Sinclair）說。他的教會隨著紹特的教會也離開了ACC。從新威斯敏斯特投票後決定開始建立一個保守的加拿大聖公會網絡（ANiC）那時起，已經過去六年了。而到那時候，「渥太華的聖公會神職人員已經討論爲同性婚姻的祝福問題有足足十年了。」
分手了，但壓力依然不減。
「只有作爲主教區的一部分，教區或者教會才能合法存在」，英格姆寫到。「任何人如果試圖讓教會脫離主教管轄，或者脫離教區治理，都是在分裂教會。」
分離出來的教會對此表示異議，爭論說ACC已經放棄聖公會教義。訴訟、反訴訟、反-反訴訟，官司接二連三地打到法庭。
「當我們投票從ACC分離出來時，我們知道可能會丟掉產權和資產」，辛克萊說。「我們的法律問題持續了三年多，結果是庭外和解。按照協議，我們要放棄自己的教堂，條件是同鎮另一家也要分離出來的教會可以保留他們的教堂。」
「主教區從官、私兩方面起訴我
們」，格蘭說。「結果我們只能搬入一處臨時場所。原來大家以爲這「臨時」只是六個月，結果一拖就是八年。」
身處紛爭中心的紹特，身上的壓力大概是最大的。聖約翰是加拿大最大的聖公會教堂：擁有2000名成員，每週大約有1000人出席敬拜。在這九年裡，紹特每週要在糾紛上花費兩到三天的時間——閱讀、撰寫法律文件，與全球的領袖們會面，在正統的教會間尋求一致。
終於，壓力大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他還記得那個週末，一切都在分崩離析——他的岳母去世了，他主持了一個「困難的」婚禮，教會組織主辦了兩項傳福音活動。
「我記得躺在外邊的草地上，流著淚，感到世界在旋轉著離我而去」，他說。週一他去見醫生，醫生給他做了個焦慮/抑鬱症測試。「如果檢測值在16以上，你就有麻煩了「，紹特說。」我的則是21。」
他的醫生讓他立刻停止工作。紹特想到他計劃中的佈道大會、歐洲之行，還有他向英格蘭的保守派聖公會福音傳教人裡科·泰斯（Rico Tice）答應好要出席的兩個會議。
「我沒辦法做其中任何一件」，他說。「我已徹底崩潰了。」
30個月後，他才回來全職工作。
「我從未質疑過神的愛」，他說，「但是有時候主把你從從尋常之事中撤到一旁，讓你看到，你只有仰望他。」
「在領導會眾方面，我經歷的最艱難的一件事，是在離開我們自己的建築物一年半後，我們的會眾開始減少，最後只有以前的一半人數」，辛克萊說到。在危機中，他的教會人數從大約220人降爲110人。「我花了不少時間向神傾訴苦惱，不知道是我不夠信實，還是我的講道變糟了。但是我認識到，人們不會回到聖公會了，他們將去長老會或者浸信會，因爲他們想有自己的教堂。」
然而，苦澀不是永久的。
教會「從未拖欠一次帳單」，「即使當有人離去，會眾的士氣也從未消落。」
聖喬治教堂搬到臨時場所的第一個主日是「意味深長地充滿喜樂，」格蘭說到。「沒有哀慟、悲傷的感覺。我記得對妻子說，『如果這是爲福音受苦，那麼讓我也報名吧。』」
他的會眾98.5%投票支持離開原宗派。而在這個國家的另一頭相距44個小時的地方，紹特的會眾99%贊成脫離。
這種團結是出奇的高——不管怎麼說，離開原宗派，意味著在聲譽上受損，向律師和法庭付出大筆金錢，最終還要丟掉他們自己的歷史性建築。誰會加入這樣的事情？
實際上，不是每個人都要樂意委身加入這種事的。
「在最初的幾個月裡，我們在
人數上受損。有些人無法消化這樣的變故，還有更多的人在這一問題上其實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待福音的。」紹特說到。「很多人必須做出痛苦的決定，在這個在當今文化中不受歡迎的議題上，要在桅杆上選定哪種顏色。」
他召集了兩次「全體大會」（town hall meetings）來解答正在發生什麼，但是決意「不會在聚會講道中討論這個危機」，因爲「聚會講道是爲了教授聖經和敬拜神。」
實際情況表明，在保守派牧師中，這是一個普遍而關鍵的決定。
格蘭向聖喬治教堂的會眾解釋這一衝突，並召集禱告會。但是在主日崇拜中，他只傳講聖經上的道理。
「在講道中我們不會鼓吹離開我們的教區，」他說。「我們只是傳講福音。我記得我們最後的講道系列是關於《加拉太書》各章。當我們就聖經各章進行講道時，一切變得非常清楚：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辛克萊是在1995年，被「不顧會眾意願地強加於」他的城市型自由派教會任職。「很多時候，當我開始講道時，有的人會靜悄悄地離去，有的則大聲抗議著走開，」他說。「但是也有一些人被轉化了，神開始吸引其他人到這裡。」
他到達那裡任職13年後，當最終投票時，計票顯示99%支持離開ACC。到了要做出決定：是要騰出自己的建築物、還是請鎮裡的另一個教會騰出的時候，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投票要留下。
在新威斯敏斯特教區的投票，是在迅速跟進的一場更大的戰役中打響的第一槍。2003年，一位正在有同性戀性行爲的男子成爲主教候選人（最終他撤回了自己的提名）；另一位則在美國成爲主教候選人（並最終成功）。
作爲回應，世界聖公會主教中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抵制了2008年蘭柏斯會議。在那次會議上，美國和加拿大的自由派領袖被允許列席但沒有投票權。接著，非洲和南美的主教們召開了他們自己的保守派會議。GAFCON本來只是個「一次性事件」，但卻孕育了今日代表著「七千萬聖公會團契中五千萬」的一個理事會。（GAFCON，本來意爲「全球聖公會未來會議」，現在則代指整個運動。）
紹特2018年在GAFCON大會上發言/GAFCON提供
「在發生的各件事情當中，最奇妙的是南半球教會圍繞GAFCON所凝聚的力量」，紹特說，「從全球傳來的故事是異乎尋常的。神在全球聖公會中做工。」
在聖公會的發源地英國，國教教會將婚姻限制在一男一女之間，但是有些牧師非官方地在類婚姻儀式上爲同性伴侶祝福。十二月，宗派建議——並非要求——那些希望進行性別轉換的人在教會中可以用洗禮的方式做出宣告，而坎特伯雷大主教賈斯汀·威爾比則邀請了有同性戀傾向的主教們（但不包括他們的伴侶）參加2020年舉行的十年一次的蘭柏斯會議。
總體來說，「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聖公會重組」，格蘭這樣說。
在加拿大，分裂之後反倒有種祥和。
七月份，ACC將二讀允許同性婚姻的增補條款，進行投票，使之成爲教會法律。
同時，作爲已有10年歷史的「北美聖公會」（ANiC）的一個主教區，ANiC 宣告：「從本質上看，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間的，不論順境與逆境，直到生命終結，排他、永久、一生一世的結合。」
根據2017年的最新官方統計，ANiC有74個教會。成員人數從2015年的7200人增長到2017年7800人。
「這就像手術一樣」，格蘭說，「它花費了我們很多時間、精力，損失了金錢、建築，但這是一次能讓我們更健康的創傷。」
以前，教區是「靠制度性措施聯繫在一起」，他說到。現在「我們才真正感受到了親和力與手足情誼。」
辛克萊的教會將開始它的第一次植堂，而出席人數也從110人增加到140人。紹特的教會已經進行了「兩三次植堂」，每週出席人數保持在700左右。格蘭的會中從每週100人增長到250人。
「主日裡我們爲16個待受洗者施洗，我們每個季度都舉行洗禮。」他說到。這個數字「對我們來說並不反常。反常的是，在聖公會中有成人皈依基督。」（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包括ACC在內的加拿大四個「主流教會」損失了一半的成員。）
在任何一個主日，坐在下面的人當中，只有不到10%的還記得「我們舊的教堂建築內部是什麼樣子。」
回憶起多年前和當時的教區牧師查理·馬斯特斯（Charlie Masters）說的那句玩笑話，「幾年後，也許我們最終會在某個宣道會年會上相見」，辛克萊不禁笑了。
但後面半句就悲傷的多了：「因爲聖公會不值得我們爲之失去靈魂。」
在我們的文化中，性議題是個「與福音發生衝突的問題」，格蘭這樣說。「但是如果沒有福音，牧師不過是個不合格的社會工作者。福音就是我們所有的一切。」
辛克萊說，如果你爲會眾講道多年，卻不知道他們是否會爲了福音問題而投票脫離宗派，那你確實需要做一下「勇氣測試」。「明顯地，你想讓他們信服這些信條所代表的智慧，你不想太魯莽。但是我想知道有多少牧師和教會是因爲怕冒犯人而不敢清楚表明立場。」
他記得，他的會友將一位非基督徒朋友帶來參加崇拜。
「當他走進來時，我知道我的講道內容將會提到性議題」，辛克萊說，「我要承認，當時的想法是：講道內容是這個而不是其他內容，這實在太糟糕了。但是我還將講道的內容放在了性問題上。」後來那人的朋友告訴他，那人不僅沒有被冒犯，而且很感興趣。（「非基督徒知道基督徒所信的與他們不同。」）
他還記得，在一次關於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帶來人神和好的講道之後，他收到了不少譴責的信件，但同時又有不少人在門口說，「這是我一生聽到的最美的事情」。
「你不知道神怎樣裝備你、使用你，才會使你有成果」，辛克萊這樣說。但是這不意味著神欠你什麼果實。
「很多神職人員感到絕望，是因爲他們私下裡相信，既然他們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神就該祝福他們」，他說到。「我也有點那種想法。但對於基督徒或者牧師來說，這確實是一劑強烈的屬靈毒藥。」
相反地，「在你表明立場時，不要期望神會怎樣因爲你的忠心而賜下果實。」
紹特甚至不喜歡這個問題：「值得嗎？」（辛克萊和格蘭都說值得。）
「我覺得這是個來自撒但的問題」，他說，「如果你是一個忠心的基督徒，你不可能去爲同性婚姻祝福。你不能奉獻金錢給那個宗派，全身心投入其中。那你該怎麼辦？」
也許你會留在那個宗派中，宣揚聖經的真理。或者你走出會場。也許你提起訴訟，或者對抗那個對你的訴訟。也許你會組織一個新的宗派。
在你做這下一件事時，「對神保持忠心」，他說。在這同時，「你要一直宣講福音。」
譯：吳京寧；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Anglicans in Canada Found New Life After Their Evi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