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俄羅斯軍隊對烏克蘭哈爾科夫市的居民公寓樓進行了火箭彈襲擊，此舉導致數十人被殺，另有數百人受傷。當然，這並不新鮮——自入侵開始以來，俄羅斯軍隊一直以無辜的男人、婦女和兒童爲目標。看到哈爾科夫著火的畫面，讓我想起了那天我沿著日本廣島的街道行走，試圖想像那個城市著火的情景。
56年前，原子彈「小男孩」點燃了廣島，在24小時內造成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根據當地縣衛生部門的估計，在爆炸當天死亡的人中，60%死於閃光或火焰燒傷。大多數死者是「非戰鬥人員」（"noncombatants"）——無辜的男子、婦女和兒童。
像許多美國人一樣，我一直認爲向日本投擲原子彈是一種必須的惡，是結束這場血腥、持久戰爭的唯一途徑。但是，看著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漫步的孩子們的笑臉，我就不那麼確定了。我所看到的那些平民——爲嬰兒做飯的母親，握著小女孩手的祖母——曾經成爲我國的軍事目標，想要以此迫使日本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屈服。
我是一個美國人，所以我聽過支持和反對雙方的所有論點：爲什麼犧牲這些非戰鬥人員是拯救成千上萬人生命的唯一方法，如果不投原子彈，會有更多人不可避免地在登陸作戰中喪命。但是，作爲一個基督徒，我在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上掙扎：把無辜的男人、女人和兒童作爲攻擊目標，這怎麼可能合理呢？
在返回巖國市海軍陸戰隊航空站的30英里路上，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但是我一回到基地，就把這個問題拋諸腦後了。
那是在2001年8月。
兩週後，在黎明前的幾個小時裡，我和我所在中隊的戰友們一起站在機庫裡等待來自美國東岸的消息。儘管生活在一個光纖和衛星通信的時代，但信息還是無法迅速傳到處在世界另一端的我們這裡。我們急切地想知道家鄉發生了什麼。一些海軍陸戰隊員認識原本要從波士頓、紐瓦克和華盛頓特區飛出來的人，許多人認識在曼哈頓市中心居住或工作的人。幾乎每個人都認識五角大樓的人。
我們感到很無助。當我們在異國他鄉「保衛我們國家」時，數以千計，也許數以萬計的人遭到襲擊、死在了美國，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非戰鬥人員」。
我的平民同胞們的死亡使我重新考慮二戰時期日本死去的平民，這不是一個道德上對等的問題。軸心國是邪惡的，盟軍有理由使用必要的武力來保護自己的人民。但經過大量的禱告、思考和研究，我對盟軍使用的手段得出了一些不受歡迎的結論。例如，我意識到，無論我的國家可能從這個決定中得到多少好處，對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以及對其他67個日本城市的不分青紅皁白的燃燒彈攻擊都不符合我所認識的聖經倫理。
現在回想起來，這似乎是一個基督徒應當考慮的合理立場，即使這不是一個基督徒可以持有的唯一立場。然而，儘管我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十三年，除了徹底反戰的和平主義者外，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其他基督徒認同我的觀點。很少有資源可以幫助我思考作爲一個基督徒軍人的道德義務。
20年後，我蒙召成了牧師，就在離五角大樓6分鐘車程的教會服事。多年來，我一直在分享我對如何思考戰時殺害無辜平民問題的看法。這樣的教導難道不應該在基督教會內得到充分討論嗎？畢竟，如果我是普京軍隊裡的軍牧，我難道不希望教導同樣的觀點嗎？
不幸的是，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例如，大約十年前，空軍暫停了一個培訓核導彈發射軍官的課程，因爲該課程使用了聖經經文和宗教繪畫來教導他們戰爭的道德規範。倫理培訓的宗教部分核心觀點被受訓學員稱之爲「耶穌愛核平」，它似乎提出了一個斷章取義的基督教正義戰爭論，以支持核武器的使用。
這一培訓的演示文稿（PPT）簡單粗暴地把「奧古斯丁正義戰爭論」分解爲「正義的原因」和「正義的目的」。雖然這些jus ad bellum（拉丁文「發動戰爭的正當性」）都沒有錯，但卻沒有提到jus in bello（「戰爭中的正義」）。相反，報告只是列舉了舊約中參與戰爭的幾個人物（亞伯拉罕、參孫、大衛）和新約中少數幾段對軍人有正面形像的經文。
隨後，該培訓講到了廣島。PPT提到有8萬人當場死亡，到1950年有20萬人死亡，然後又加了一個 「然而」，指出「東京在一個晚上就有8萬到10萬人遭到燃燒彈攻擊」以及「如果日本人或德國人先製造出原子彈，他們已經作證說他們會使用它」。爲猶太人大屠殺和南京大屠殺辯護的人如果有機會也會用這套邏輯，這並不是令人信服的道德理由。可悲的是，這似乎是演講中使用的主要推理模式。
僅僅根據PPT來判斷培訓內容是不公平的。也許完整的介紹更加細緻入微，或許其內容的確扎根於基督教的道德倫理，這當然是我的盼望。但是看起來該培訓似乎與基督教倫理關係不大，僅僅是爲了消除那些可能不得不「轉動鑰匙」並對平民發射核武器的基督徒軍人可能有的不安。
這種教導戰時基督教倫理的真正問題就在這裡。軍牧在部隊裡的道德作用被簡化爲提供聖經經文來支持戰爭中的任何選擇。我們是否希望對俄羅斯核導彈發射井中的關鍵軍官進行同樣的培訓？我們是不是也想讓他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向洛杉磯發射核彈是參孫會做的事？
軍人——無論是美國還是俄羅斯聯邦的軍隊——不需要神職人員告訴他們：有時你必須摧毀一個村莊才能拯救這個村莊。他們需要的牧者是能夠讓他們了解聖經教導以及從奧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爾文、維託利亞（Vitoria）、格勞秀斯（Grotius）等人傳承下來的豐富的正義戰爭論。
在基督教傳統中，正當地參與戰鬥的方式被稱爲jus in bello（拉丁文「戰鬥手段的正當性」），這包括了對攻擊目標的定義：誰是戰鬥中的合理目標。
「戰鬥手段的正當性」第一條規則是：不以無辜者爲目標。在這裡，「無辜」一詞指的是個人不能對我們或參與正義戰爭的部隊造成直接傷害——不管這種傷害是自願的還是非自願的。這些人被認爲是「非戰鬥人員」，他們因爲無辜而免於成爲攻擊目標。（我對轟炸長崎和廣島的問題不是因爲他們使用了核武器，而是因爲他們以無辜者爲目標。根據「戰鬥手段的正當性」，我認爲只要不以非戰鬥人員爲目標，甚至可以使用核武器。）
正如已故基督教倫理學家讓·貝思克·埃爾什坦（Jean Bethke Elshtain）所解釋的，「劃定目標是指需要區分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非戰鬥人員在歷史上是指婦女、兒童、老年人和體弱者，所有正在進行日常生活的非武裝人員，以及根據定義已被解除武裝的戰俘。」 魯伯默·馬丁·翁德拉斯克（Lubomir Martin Ondrasek）補充說，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埃爾什坦對這一標準的理解強調了國家在戰爭中永遠不能故意針對平民。
在戰爭中永遠不應該以無辜者爲目標，並不是說無辜者不會被連累乃至受害。這就是爲什麼劃定目標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主動攻擊」。雖然無辜者可能因爲我們參與戰爭而受到傷害，但這一定不是我們的意圖。在他們的《正義戰爭傳統：現代戰爭中的道德規範》（The Just War Tradition: Ethics in Modern Warfare）一書中，查爾斯·格思里（Charles Guthrie）和邁克爾·昆蘭（Michael Quinlan）論述了滿足戰鬥手段正當性的三個關鍵條件：
雖然這不是一套完美的標準，但正義戰爭傳統對歷史上主導戰爭的「一切皆可允許」的觀點形成了制約。基督徒軍人需要接受這一聖經傳統的薰陶，這樣他們就不會把民族國家的利益置於神的國度之上。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創造了一種結果導向的氛圍，即根據行動是否導致有利結果來判斷其道德性。
這樣做不僅導致了對以前不道德行動的事後合理化，而且爲未來的違法行爲提供了掩護。如果在戰爭中攻擊基督徒平民與國家的戰略利益一致，並願意忽視這些暴行並爲其辯護，那麼當戰爭中的暴行變得更加頻繁時，我們就不應該感到驚訝，而且當其他基督徒平民——如烏克蘭平民——成爲目標時。
在爲戰爭提供道德限定這件事上，基督徒走在最前面。但我們總是面臨著失去我們已經贏得的道德陣地的危險。萊斯特·努里克（Lester Nurick）在廣島被炸兩個月後在《美國國際法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上寫道：「戰鬥人員和平民的區別不僅被定性爲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一區別本身就是最大的勝利。」然而，他也指出，即使在那時，「戰爭的趨勢是對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一視同仁，只要能夠實現任何實質性的軍事利益。」這種趨勢不是從軍隊開始的，而是那些認爲「只要達成目的，做什麼都可以」的平民戰爭發動者開始的。
儘管我們的讀者中可能沒有人需要輸入發射核導彈的密碼，但所有有思想的基督徒都有義務推敲潛在的道德問題。如果我們願意並能夠在道德義務與我們國家的戰略需求發生衝突時將其擱置一邊，那麼當我們看到俄羅斯人在烏克蘭針對無辜平民時，我們就不應該假裝道德憤怒。我們也不能破壞我們在相關問題上的前後一致。如果道德責任可以爲國家的集體需要讓路，爲什麼不能爲個人的需要讓路呢？如果我們可以在戰爭中以兒童爲目標，那麼爲什麼不能以子宮內的兒童爲目標呢？
馬基雅維利式的實用主義爲在外國城市屠殺無辜者辯護，最終導致世界上所有無辜生命的貶值。我們不能把結果導向留在戰場上，因爲它總是跟著我們回家。一旦我們把正義從戰爭中脫離，就沒有任何防線可以阻止相對主義的地獄燒燬我們自己的土地。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the Innocent Must Not Be Targeted in Warf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