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Innell Packer，著作中往往署名J. I. 巴刻，而他的朋友們則稱他吉姆（Jim）。現在，他已經親身體驗了保羅所說的「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爲這是好得無比的」是什麼意思了。
他對全世界福音派的影響，特別是通過他的著作（有時候也是透過他在會議上的演講），可以說是難以估量地巨大。
1926年7月22日，巴刻出生於英國格洛斯特郡北部的特溫寧村，他後來獲得了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獎學金，並於1948年獲得文學學士學位。隨後，他又在1954年獲得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受C. S. 路易斯（儘管兩人從未見過面）和牛津大學校園團契（OICCU, Oxford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的影響，巴刻成爲耶穌基督的堅定跟隨者。在倫敦橡樹山學院（Oak Hill College）短暫地教授希臘語後，他在英國國教的一所神學培訓機構威克利夫學院（Wycliffe Hall）接受了正式的事工培訓（1948年）。1952年，他被按立爲執事，1953年被按立爲祭司，1952年至1954年擔任助理牧師。
此後巴刻的事奉主要圍繞著幾所神學院展開。1955年至1961年，他在布里斯托爾丁道爾學院（Tyndale Hall）講學。他後來做了圖書管理員（1961-1962），然後成爲牛津大學拉蒂默樓的舍監（1962-1968），接著回到布里斯托爾的丁道爾學院擔任校長（1970）。再後來，丁道爾學院和克利夫頓大學（Clifton College），以及米迦勒學院（Dalton-House-St Michaels）合併重組爲丁道爾大學（Tyndale College），巴刻於1971年至1978年擔任副校長。接著，他又飛到加拿大溫哥華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擔任這所福音派立場的無宗派神學院第一任「Sangwoo Youtong Chee」教席教授（Sangwoo Youtong Chee是贊助這一教席的一位香港企業家——譯註），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服事到1996年成爲學校董事會教席神學教授（Board of Governor’s Professor of Theology）爲止。除了這些學術職責之外，他還在英國和加拿大的聖公會中的擔任許多角色，巴刻曾擔任過《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執行編輯、英文標準版聖經（ESV Bible）的總編輯，還擔任過聖經男女角色委員會（CBMW）的顧問。
毫無疑問，時間將證明，巴刻思想給這個世界帶來最持久的影響是以他的大量著作爲媒介的。如果要列舉他所有的著作，那會是一個很長的清單，本文可憐的篇幅無法一一列舉，更不用說對它們所涵蓋的內容進行充分的總結了。但是，也許我們可以提到少數幾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並指出它們發揮了怎樣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還引發了怎樣的爭議。
捍衛神的話語
巴刻早期著作中最流行的、也是多年來他最有影響力的書之一，是《基要主義與神的道》（『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 1958；中譯由福音證主協會於1962年出版）。即使到了今天，「基要主義」在英國英語中的指代和內涵與這個詞在美國給人的概念並不完全相同。「基要主義」在英國通常指的是保守（認信）福音派。巴刻認爲，高舉聖經權威，以及對聖經無誤的肯定，並不是基督教右翼某個狹窄分支的專利，而是幾百年來各地基督徒的共同產業，直到自由主義席捲整個神學界。直到信仰被神學自由主義所掠奪。巴刻認爲，聖經是神的話語這一立場是由深入的解經、完整的神學推論和歷史見證所證明的。
《基要主義與神的道》成書於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出現的大量高舉聖經的嚴肅聖經論著作之前，它的影響力與其篇幅完全不成比例。這本小冊子是巴刻對神學自由主義的許多反擊中具有標誌意義的第一擊。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讓我們有些人想起了梅欽（J. Gresham Machen）早先的堅持：神學自由主義不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宗教。巴刻把他那個時代（70年代初）神學自由主義的發展與90年前司布真（C. H. Spurgeon）的發現進行了比較，他指出司布真「將他當時在浸信會中看到的對聖經論、代贖論和最終審判教義的搖擺不定描述爲『降級』（downgrade），如果他能調查一下現在新教對神論的思考，我想他會說這是『俯衝』（the nosedive）。」難怪1978年他簽署了《芝加哥聖經無誤聲明》。他在《神對人說話》（God Speaks to Man: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 1965）和《主曾曉諭：無誤聖經》（God Has Spoken, 1979，中譯由中華展望於2009年出版）中，一直在繼續推動這個話題。
神的主權
1961年，巴刻又出版了一本具有強大沖擊力的小書：《傳福音與神的主權》（Evangelism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中譯修訂版由改革宗出版社於2009年出版）。聖經在描述神的主權和人的責任上形成了一種張力，這張力攪動了長達幾個世紀的、高度複雜的哲學/神學辯論。相比之下，巴刻的討論是奇妙而清晰的。他不僅通過他的選詞，而且通過坦率探討聖經如何對待相關的實際問題：傳福音、禱告、對苦難的回應等等，來達到這個目的。
巴刻溫和地預備讀者承認我們對神的不了解，以及信徒必須準備好在一位其道路不是我們道路的神面前屈膝敬拜。這本書我想我已經送出幾十本了，我仍然極力推薦它。它總能幫助基督徒的思想更清晰，從而使他們的信仰更加堅定。巴刻在《神的全權與人的責任》（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 2002. 中譯由美國麥種傳道會於2007年出版）中又回到了這個話題。
代贖
我第一次見到巴刻是在1970年代，當時我是劍橋大學一年級的博士生。巴刻從布里斯托爾坐火車來講丁道爾聖經神學講座。他給出的題目是《十字架成就了什麼事？代替受罰的道理》（「What Did the Cross Achieve? The Logic of Penal Substitution」，中譯收錄於《祂替我受刑罰》，由改革宗出版社於2013年出版）。我坐在下面目瞪口呆，他的力量不在於誇誇其談，因爲他根本沒有誇誇其談。他的力量在於精挑細選的詞語和精美的句子，在於思想的發展，在於處理聖經的小心翼翼，在於精心構建論點的神學之美，在於優雅而深思熟慮的文字，在於給主耶穌帶來的榮耀，在於他呈現內容時那種安靜背後的權威和巴刻在提問時間所作回答的廣度和能力。
最後，我知道這些都是巴刻教課的標誌，但那次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人的時候，我首先被十字架所成就的東西所吸引。那晚講座接近尾聲時，當大家都在享用茶水和咖啡時，我穿過人群溜到了講台上。我想看看巴刻的稿子，它仍然躺在講台上，沒有人打擾到它。令我驚訝的是，我發現那稿子是在一個大信封的背面所寫下的一個提綱，這顯然是他在從布里斯托爾出發的火車上寫的。這稿子向我展現的是一個儲備充足、秩序井然的頭腦，他已經對自己的主題有了深刻的了解，只需要一些提醒就可以保持流暢。
當講座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現時（先是發表在1973年的《丁道爾學報》上，然後在1974年初以45頁小冊子單行本的形式出現），我很好地消化吸收了上面的內容，發現（就我的記憶所能回憶起的）那晚的大綱和講座上所說到的表達和論點，現在有些擴展又加上了嚴謹的腳註。此後出版的關於十字架的書籍和論文很多，但沒有一本在清晰、忠心和簡潔上超過它。
認識神
公認的、影響最大的巴刻著作一定是《認識神》（Knowing God, 1973. 中譯由福音證主協會於1979年出版）。巴刻在序言中的頭兩句話完全是自嘲，同時也解除了讀者的武裝：「就像小丑渴望扮演哈姆雷特一樣，我也想寫一本關於神的論文，但卻不是這本書。」巴刻繼續解釋說，書中的章節都是關於那偉大主題的簡短信息，
大部分最初是作爲獨立的文章寫給《福音雜誌》的讀者的。正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這些章節在文學層面上清晰優雅，在主題層面上則是關於神的偉大和我們的渺小可憐。
大約20年後，我和巴刻在同一個會議上發言（我不記得是哪一次了），我們正好一起吃午飯。因爲當時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問他爲什麼《認識神》會成爲一本暢銷書，並在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界產生巨大的影響。他回答說：「因爲這是一本關於基督徒屬靈生命的書。」我花了不少時間才明白他的意思。這與當代大多數談論基督徒屬靈經驗的作品絕對不同，這是一本關於神的書，主題涉及神的屬性和方式。但作品卻又仔細地闡明了每個主題與基督徒生活的相關性。讀過這本書的人絕不會認爲我們認識神是因爲祂是爲了服侍我們而存在的，相反，我們需要認識神是因爲祂是神，我們如果想要得救就必須認識祂。如果主耶穌再過200年還沒有來爲這個破碎的世界降下帷幕，我可以愉快地預言，《認識神》仍會被新一代的基督徒懷著感恩的心閱讀。他們和保羅一樣，想要更好地認識神。好書很多，基督徒經典著作卻很少。本書就是其中之一。
聖靈、清教徒和小冊子
巴刻以同樣的文字優勢，但又技術成就上略高一籌的文筆寫了《活在聖靈中》（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Finding Fulfilment in Our Walk with God，這本書講到聖靈論，但又落實在基督徒生活上。中譯本由宣道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他對《三十九條論綱》所作的神學註釋（The Thirty-nine Articles, 1984)。
要想對他在清教徒時期歷史神學上的學術功底又有一個全面概覽，那一定要讀一讀他的這本《巴克斯特思想中人的救贖與恢復》（The Redemp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an in the Thought of Richard Baxter）。這本書出版於2003年，基於他五十年前答辯的牛津論文（1954）而寫成。另外，還可以讀他更通俗的著作，《置身上帝的巨人當中》（Among God’s Giants: Aspects of Puritan Christianity, 1991)，以及最重要的《敬虔的追尋》（A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ew of the Christian Life, 1984）。
打造出如此星光熠熠書卷的同一支筆，也能寫出鍼砭時弊的小冊子，如《熱管宗教》（Hot Tub Religion, 1987）。巴刻的許多膾炙人口的著作最初都是以短文和散文的形式出現在各種場合，但令人欣慰的是，其中的許多著作已經彙集在他的四卷本《短文集》（Collected Shorter Writings, 1998-1999，可以點擊序號購買：1、2、3、4）中。
如果不簡單地提及他所參與的爭議，那對巴刻來說也是不公平的。有些爭議主要是因爲巴刻的觀點對批評者本身產生了影響：他們因爲巴刻在某些問題上的立場而不喜歡他，因此拒絕閱讀他在其他方面的文章——即使他的文章可以極大地豐富他們的視野。這就是那些對一個作家的評價因爲一兩個問題而走極端的人自己給自己帶去的懲罰。有些人因爲巴刻的互補主義立場（complementarianism，即男性帶領的聖經立場）而否定他，有些人則因爲他對神導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的支持（但其實他的立場很含糊）而否定他。但就這篇文章的目的而言，有三個爭議是非常明顯的。這三個爭議都源於他獨特的聖公會神學對普世教會主義（ecumenism，或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態度，而且這三個爭議都對巴刻的生活和事工產生了各自的影響。
第一，英國聖公會和認信福音派
當他還住在英國的時候，巴刻與兩位聖公會同儕科林·布坎南（Colin Buchanan）、E. L. 馬斯卡爾（E. L. Mascall）合寫了一本書。與巴刻不同的是，這兩位同事堅持的是英國國教高派（Anglo-Catholic）。他們合著這本書的書名說出了他們的目標：《成長進入聯合：形成英格蘭聯合教會的倡議》（Growing into Union: Proposals for Forming a United Church in England）從巴刻的角度來看（大概也是從布坎南和馬斯卡爾的角度來看），這本書是在論證英國國教仍然認信超自然主義的堅定承諾，以反對正在上升的神學自由主義。從批評巴刻的保守福音派人士角度來看，他在這本書中作出了太多妥協。沒有人懷疑巴刻個人對宗教改革中的五個「唯獨」認信和委身的深度，但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卻與拒絕五個「唯獨」的聖公會高派同流合污。他站在聖公會一邊，犧牲了福音派所堅持的立場，彷彿福音的唯一大敵是自由主義，而不是英國宗教改革（尤其是《三十九條論綱》）所反對的天主教教義。
這場爭執導致了巴刻與鐘馬田（Martyn Lloyd-Jones）之間的正式決裂，而隨著這一決裂的發生，持續多年的清教徒論壇也宣告結束，在此之前，清教徒論壇一直是鐘馬田和巴刻在共同帶領的。有些人有理由認爲，這一爭議在促使巴刻和他的妻子凱蒂做出移居加拿大的重大決定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發現自己在英國國教中是少數派，而且現在與那些與他有著最強烈神學認同的保守福音派教徒也有了一定的距離，因此，搬到另一個國家和接受一所年輕而充滿活力的學院的邀請無疑是一場從天而降的甘霖。因著神的護理，這一爭議的影響範圍被擴大了。
第二，福音派與天主教聯合
按照有些類似的思路，當巴刻在「福音派和天主教聯合」（「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聲明上簽字時，許多保守派基督徒對他進行了圍攻。有些批評只是一種貼標籤的做法，但那些知根知底的批評者卻不能完全忽視。他們認爲，這些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兒的天主教徒和福音派基督徒之間的「協議」往往是以尋找雙方都能認爲是「自己的」用詞爲代價的，也就是說，即便用了同樣的詞彙，雙方都知道對方對這個詞的理解和自己不一樣。因此，在追求合一的名義下，僅僅在形式上達成了一致，而在實質上卻毫無共識。
第三，同性戀與聖公會高派
無疑，巴刻最大的個人困境是由同性婚姻爭論引發的。當巴刻夫婦搬到溫哥華時，他們成爲了聖約翰教堂（St. John’s Shaughnessy）的一員，這是一個屬於加拿大聖公會（ACC）的教會。加拿大聖公會以自由派神學爲主，而聖約翰教堂是這個宗派一個突出的例外。ACC不僅批准了同性戀婚姻，而且在適當的時候堅持新聘的聖職人員也必須採取同樣的立場。經過多年的討論和爭論，聖約翰教堂投票決定離開ACC並且加入加拿大聖公會網絡（ANIC），第二年（2009年）成爲北美聖公會（ACNA）的一部分。當聖約翰教堂的會眾投票決定離開ACC時，他們失去了他們的建築物（因爲教產屬於宗派所有，不屬於會眾——譯註），並重新成立了溫哥華聖約翰聖公會（St. John’s Vancouver Anglican Church）。
2008年春天，巴刻向新西敏寺主教交出了他的傳道執照，並致力於培育和支持新的聖公會架構。這包括了編寫《成爲基督徒：聖公會教義》（To Be a Christian: An Anglican Catechism），該書於2014年被ACNA採納成爲要理問答手冊。在北美大陸，ACNA的教義光譜範圍很廣，既包括福音派，也包括聖公會高派，但信徒中卻是高派居多。保守的福音派人士們大體上對巴刻離開加拿大聖公會的勇氣表示讚賞，但同時也指出，他願意爲了一個道德問題離開聖公會，卻不願意爲了教義問題離開。那就意味著說，巴刻是否認爲聖經對同性戀婚姻有更加清晰明確的教導，但對宗教改革的五個唯獨卻沒有那麼清晰？不過，巴刻的支持者們則觀察到，他現在的立場與差不多40年前出版的《成長進入聯合》中所說的界限非常一致。
無論我們在哪些議題上更同意這些批評者，很少有基督徒會對巴刻是清教徒好夥伴的這一說法持有異議，巴刻本人稱清教徒爲「神的巨人們」。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Don Carson Pays Tribute to J. I. Pac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