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研是爲了幫助窮人。
我想研究的領域是經濟發展——是什麼造成了全球貧困人口陷入貧困，以及可以爲他們做些什麼來改變現狀。與經濟學中的任何其他領域相比，研究經濟發展似乎更有益處，因爲經濟發展的目的就是爲了讓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所在的世界變得更美好。
但在我讀完研究生的第一年後，我成爲了一名宏觀經濟學家。我現在不是直接研究什麼影響了最貧窮的人等類的領域，而是研究全球金融體系這樣的抽象概念。我研究的主要角色不是全球窮人，而是全球富人——銀行家和金融家。他們投資了難以想像的資金，完全沒有考慮到他們動用的資金如何影響到了馬拉維（Malawi）的農民。
當我告訴我的一位教授我想研究宏觀經濟學時，他尖銳地告訴我，「那你還能幫到誰呢？」然後他轉身就走了。他是貧困干預方面的專家；而我將成爲華爾街干預方面的專家。在他眼裡，也許在許多基督徒眼裡，我已經出賣了自己。
與此同時，早在2008年，一度不爲人知的美國次貸市場危機拖垮了全球金融體系，導致全球經濟活動出現大蕭條以來前所未有的崩潰。
金融危機源於美國，但它卻震撼了整個世界。發展中經濟體失去了大約8.5%的收入增長。這意味著馬拉維和蒙古以及整個發展中世界的農民比全球金融體系沒有崩潰的情況下平均要窮8.5%。如果沒有美國次貸危機，馬達加斯加的經濟可能會增長7%，但它現在卻萎縮了近5%。在馬達加斯加，美國抵押貸款的銀行損失奪走了2000萬人收入的12%。
爲了服事窮人，我們需要像我的教授這樣的貧困干預專家。但這並不是我們需要的全部。
如果美國的金融體系可以通過限制某些形式的風險承擔而變得稍微穩定一些，雖然馬拉維的農民不會直接注意到，但是精心設計和有效的宏觀和金融政策意味著整個世界將變得更加美好。爲了回答我的教授，我會說好的宏觀政策將幫助每個人，包括全球的窮人——甚至可能會給後者帶去特別的幫助。
這並不容易。減輕災難是困難的，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可能是不可能的，穩定全球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的政策是很難「正確」的，這關係到很多事情。
但是，好的宏觀政策並不是我們無法企及的。有時我們很清楚哪些政策會有幫助，哪些會導致混亂和恐懼的狀態。
我父親年輕時從委內瑞拉移民來了美國。委內瑞拉現在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國家之一。貧困率超過76%。經濟規模比三年前縮小了約40%。通貨膨脹率已達到每年80000%——這幾乎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數字——在這種通脹速度下，價格甚至毫無無意義。
雖然委內瑞拉經濟的全部故事很複雜，但其結果是完全可以預測和避免。委內瑞拉越來越不必要地依賴石油收入來爲政府開支提供資金。油價崩潰了，政府就印製了無盡的鈔票來爲其支出提供資金。貨幣的價值崩潰了，價格暴漲。政府實行價格控制，導致食品、水和尿布等基本必需品的短缺。黑市蓬勃發展，而官方市場則遭到查封。現在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買得起食物和藥品。
對於3000萬人口來說，這是一場可以避免的危機。無論怎樣的貧困干預戰略都無法阻止它。但好的宏觀政策會阻止它。
當以色列從流放地返回時，它既需要微觀干預也需要宏觀機制。人民需要以斯拉來呼喚他們的個人聖潔，需要尼希米來組織經濟活動，需要以斯帖來制定宏觀政策，使以色列能夠做這些事情而不會遭到屠殺。重建耶路撒冷需要靈性、經濟和政治等多個層面的更新。
像以色列一樣，委內瑞拉需要多方位的更新。他們需要救災，他們需要私營企業，他們需要衛生服務和食品分配網絡，他們需要教會爲人民提供物質和精神關懷，他們還需要更好的國家領導人。
但是，如果他們得到這些東西而沒有負責任的經濟政策，他們就會回到同樣的困境中。
經濟政策很重要。爲了照顧窮人，爲了提供就業機會，爲了地球的發展，爲了推進上帝的國度——經濟政策很重要。
作爲基督徒，我們都應該感謝我的教授，他一生的工作就是了解貧困的實地細節。我們也應該爲決策層的良好政策而感激。這是基督徒可以去做同樣事情的另一種方式。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I 'Left' the Global Poor to Serve the Global Po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