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該是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在一百多年前，具體來說是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點，交戰雙方簽署了停戰協議。那時候，大家稱這場戰爭爲「大戰」（the Great War）。沒人會想到給它起名叫「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爲誰也想不到幾十年後會爆發一場更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可惜，1918 年達成的和平沒能持續太久。
儘管在 1917 年到 1918 年短短兩年間，美軍有超過 11.7 萬軍人陣亡，但美國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注度要遠遠高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事實上，一百多年前結束的默茲-阿爾貢戰役（Meuse-Argonne Offensive）是美國歷史上傷亡最慘重的戰役，遠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突出部戰役（Battle of the Bulge）和諾曼底登陸戰役（Normandy Invasion）。這場本可避免的可怕衝突，不僅永遠改變了美國，也改變了所有遭受更大損失的參戰國。
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宗教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Religion ）的著名歷史學教授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寫了一本優秀的作品，從宗教層面探討了這場「聖戰」。我們交流了這場戰爭如何塑造了全球基督教、宗教熱忱、基督教神學、和平運動等方方面面。你也可以收聽我之前對詹金斯的採訪：「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何演變成宗教聖戰」。
其實，與其說是和平，不如說是戰爭本身對基督教產生了巨大影響，尤其是 1918 年發生的事件。
戰爭摧毀了中東地區古老的基督教中心，特別是亞美尼亞人和亞述人的聚居地。同時，宣教活動的中斷也改變了非洲和亞洲本土信仰的力量對比。1918 年爆發的流感疫情更是大大加劇了這種變化，這場疫情在全球造成了 5000 萬到 1 億人死亡。這一事件暴露了西方宣教士和醫務人員的無能爲力，促使許多普通民眾轉而求助於那些號稱能醫治疾病的教會，以及個別先知和具有魅力的領袖。非洲獨立教會的鼎盛時期就始於此時。
至於對西方世界的影響，範圍之廣，簡直難以盡述！與普遍觀點相反，戰爭並沒有摧毀普通人的信仰，但它確實推動了神學家們的思考和著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卡爾·巴特（Karl Barth）。巴特於 1919 年出版了他的《羅馬書註釋》第一版，但真正引起轟動的是 1922 年出版的第二版。正如一位天主教評論家所說，這本書「如同一顆炸彈在歐洲神學家的遊樂場上爆炸」。它正面挑戰了自啓蒙運動以來主導主流神學的自由派傳統。
這還沒有談到那些偉大的天主教思想家，比如亨利·德·呂貝克（Henri de Lubac），他們的戰爭經歷塑造了他們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影響經久不衰，而且在20 世紀 60 年代的梵蒂岡會議上徹底改變了教會。
我是否可以說，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基督教世界其實是 1918 年的產物？
你提出的這些問題很有見地，但我想重點談談一個我們今天可能不太關注的共同主題。當然，在那個社會經濟動盪、有些國家甚至爆發公開革命的時期，牧師和神父的首要任務是幫助歸來的退伍軍人。這些牧者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把精力集中在紀念活動上。這項工作在接下來十年左右佔據了他們的大部分精力。具體來說，紀念活動包括設計和建造各種紀念碑。這些紀念碑生動展現了人們對戰爭的宗教詮釋，上面常見天使和騎士等形像。除此之外，還要舉行紀念儀式，確保生者永遠銘記逝者。這些活動影響了所使用的聖經章節和讚美詩的選擇。長期以來，紀念活動成爲教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幫助普通信徒與國家教會（在有國教的地方）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繫。值得一提的是，許多牧師和神父本人也曾在前線服役，其中不少人還擔任過軍牧。
正是這些廣泛的紀念活動，使得 1918 年之後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世俗化浪潮，這與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
我當然不想指責任何國家特別渴望戰爭，不過我認爲德國的政治領導人（而不是普通民眾）應該爲這場戰爭本身負主要責任。他們得到了該國宗教領袖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新教教會的支持。這些宗教領袖非但沒有悔改，反而積極參與傳播一種有害的、推卸責任的說法。這種說法認爲德國之所以戰敗，不是因爲軍事上的失利，而是因爲國內的某些群體（如政客、猶太人等）在背後「捅刀子」——背叛了國家。這種說法後來被納粹利用，成爲他們崛起的思想基礎之一。德國著名的新教傳道人布魯諾·德靈（Bruno Doehring）就是這種想法的早期倡導者。他在 1918 年就說過，神並沒有拋棄他的子民，而是我們的民族拋棄了上帝，因爲有些「精英」背叛了國家，「褻瀆了祖國的祭壇」，導致德國人民偏離了神的道路，從而招致失敗。雖然德靈沒有特別指責猶太人，但其他右翼分子很快就這麼做了：他們說是猶太人在德國背後捅了一刀！
著名的路德派神學家賴因霍爾德·西伯格（Reinhold Seeberg）爲一座戰爭紀念碑寫下了墓誌銘，這既是拉丁文精確簡潔的完美範例，也是 1940 年那一代人令人不寒而慄的宣言——「Invictis Victi Victuri」，意爲「致未被征服者，來自被征服者，他們自身將成爲征服者」。西伯格稱那些在戰爭中陣亡的柏林大學畢業生爲「未被征服者」，戰後的德國人是「被征服者」，但是「他們終將征服」。
這裡有個奇怪的插曲：西伯格最著名的神學學生和追隨者是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那位傳奇的反納粹殉道者。
很多人問到這個問題時，通常會遺憾地表示，德國當時面對的條件太苛刻了。但是我不這麼想，原因有很多。1918 年的問題在於，同盟國讓德國軍隊以一種特殊方式結束戰爭。這讓德國人可以假裝說，這是我們談判達成的和平，而不是承認自己其實已經被打得一敗塗地，不得不投降。更糟的是，德國本土沒有經歷實際戰鬥。要是戰爭真的打到德國境內，他們就會親身體會到自己是真的輸了，被徹底打垮了，就像 1945 年那樣。但因爲沒有這種經歷，德國的領導人們就有機會編造謊言，說什麼「我們是被自己人從背後捅了一刀」，完全否認自己是在戰場上輸掉了戰爭。
戰爭並沒有讓美國突然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其實，從 1900 年左右開始，美國就在慢慢改變了。大家有了很多新想法，社會也在逐步進步。戰爭並沒有直接造成這些變化，但它確實讓人們更加關注和重視這些已經存在的新想法。戰爭好像是一個放大鏡，讓這些變化變得更加明顯和重要。
幾個要點值得一提。白人新教徒們把戰爭看作一次道德crusade（十字軍東征），他們覺得這是個絕佳機會，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整個國家。這主要表現在禁酒令上，而禁酒令又影響了人們對性和道德純潔的看法。禁酒令是以戰爭需要爲由推行的，雖然是 1917 年制定的法律，但直到 1919 年才開始實施。女性獲得投票權也是這套思想的一部分。這當然是社會進步的好例子。但壞處是，它常常與一種醜陋的本土主義和反移民情緒聯繫在一起。三K黨（Ku Klux Klan）在 20 世紀 20 年代初的復興，並非巧合。
另一個重大的宗教影響是千禧年主義和末世論思想的興起。這與 1917 年英國佔領耶路撒冷，以及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承諾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國家等事件有關。這些事件使得 20 世紀 20 年代成爲末世論和原教旨主義思想盛行的時期。
從大約 1915 年到 1930 年，這段時期可能是歷史上基督徒遭受最嚴重迫害和大規模殺戮的時代。其中包括約 150 萬亞美尼亞人慘遭殺戮，更不用說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的大規模屠殺。
這些事件帶來了兩個重要的結果。首先，中東地區變得更加明顯地以伊斯蘭教爲主導，基督教少數群體的規模大大縮小。
其次，它終結了長期存在的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三分天下的基督教格局。雖然東正教信徒和思想家顯然還存在，但隨著東正教俄羅斯的失陷，東正教在俄羅斯遭到壓制，這導致東正教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下降。人們開始第一次將基督教視爲新教和天主教的二元結構。
這種轉變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儘管我們可能從《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這樣的作品中得到不同的印象，但大多數德國人從未後悔發動戰爭，他們只是非常懊悔戰敗。西方國家的重大轉變發生在 20 世紀 30 年代初，伴隨著和平主義和左翼思潮的興起。
從宗教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一本書是雷·艾布拉姆斯（Ray Abrams）1933 年寫的《教士訴諸武力》（Preachers Present Arms）。這本書在美國宗教歷史研究中雖然不是特別有名，但也算是一本小經典了。它嘗試著描述美國神職人員（尤其是主流教派的）是如何變成了激烈支持對德國發動「聖戰」的擁護者。艾布拉姆斯寫這本書的時候，反戰情緒已經非常強烈了。他感到難以置信的是，那麼多受過教育的信徒怎麼會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正義的。他認爲，大規模轉向支持戰爭的觀點，其實是天真地屈服於同盟國特工的狡猾操縱，再加上美國政府內部一些主戰派的影響。在艾布拉姆斯看來，美國的神職人員屈服於「宣傳主義」和媒體煽動的恐慌，陷入了一種集體歇斯底里的狀態，這讓他想起了殖民時期的獵巫行動。
艾布拉姆斯的著作對後來的宗教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越戰時期。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Peace That Could Not Ho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