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關於自我身份的新概念挑戰了基督徒的世界觀，我們發現自己處在一個與自己敵對的處境中，在這個處境裡挑戰新的現狀是危險的。
例如，在現在的道德體系中，反對同性婚姻幾乎與種族主義者沒有本質區別了。基督徒可能仍然不同意世俗世界的很多信念，但會發現自己作爲社會體面成員受到尊重的時代即將結束——如果現在還不算結束的話。事實是，原本被基督教文明塑造的社會意識留下的最後殘餘正在迅速消失，我們中的許多人可以說現在正作爲陌生人生活在一個陌生的新世界中。
自我身份的革命，特別是它在性革命的各個方面的表現，將對我們所有人的生活施加壓力，從幼兒園教育到工作場所的人稱代詞使用。基督徒現在可能還能逃避，可以說是在一段時間內避免其中的一些事情，但他們不可能永遠逃避下去。我們中每一個人遲早都有可能面臨由現代自我概念帶來的挑戰局面。這意味著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我們應該如何生活、以及在面臨順應社會的壓力時應該如何做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緊迫了。以下是基督徒應對這一新世界的六種方式：
我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了解我們都是現今文化中「表現型個人主義」的共犯。當然，這樣說需要非常小心，因爲表現型個人主義並不全是邪惡。我們確實都有感情，我們確實有一個內在的心理空間，這一空間深深地塑造了我們是誰。
從歷史上看，當盧梭正在發展他根植於內在情感的自我概念時，約拿單·愛德華茲正在寫下《宗教情感》（The Religious Affections），並明確地從基督信仰的角度探索這一內在空間。表現型個人主義在肯定心理認定我們自己是誰的重要性以及強調所有人的普遍尊嚴方面是正確的。我們還可以補充說，這種對個人的強調與《新約》中強調個人信心作爲對福音回應的重要性、緊迫性強調是一致的。只有「我」才能爲我而信。這就把「我」放在了一個最重要的位置。
但這裡也有問題。比如說，想想宗教自由。這是一種社會性美德。哪個基督徒願意生活在一個教會受到迫害、敬拜上帝被視爲犯罪的國家裡？然而，有宗教自由的國家通常也會有許多宗派，甚至很多宗教，這樣人們可以做出自由的選擇。
我在賓夕法尼亞州家中的書房裡寫這本書，方圓10英里範圍內有幾十個教會——長老會、路德會、東正教、浸信會、羅馬天主教。甚至「長老會」、「路德會」和「浸信會」這些詞的下面還有很多不同的小宗派。這是宗教自由的結果、是一件好事，但它也產生了使宗教成爲一個市場的效果。在這個市場上，會眾是顧客、教會是賣家。這意味著宗教的權威必然會向會眾（顧客）傾斜，以迎合心理上的自我需要。
爲了更尖銳地說明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以前，如果人們很痛苦，他們就去教堂，以便找到他們痛苦的解釋。他們不期望得到幸福，『幸福』這種想法是希臘的，不是基督教或猶太教的。」
這樣的觀念在今天是不可理喻的：今天的基督徒認定了我們去教會就是爲了感覺良好——也許是爲了見朋友，或唱令人振奮的詩歌（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或讓我們的頭腦受到好講道的刺激，或讓我們的耳朵受到優美音樂的薰陶。個人和團體的禱告往往集中在減輕痛苦而不是使我們能夠理解痛苦上。我們傾向於去選擇讓我們個人感覺良好的教會。對情感型的人來說，靈恩派教會可能對他們有吸引力；如果是熱愛藝術之人，可能會自然而然地被聖公會、天主教或東正教吸引；或者（像我一樣）是愛讀書的人，那麼改革宗「燒腦」型講道就對我們有吸引力。大家都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
也許我在這裡誇大了一些狀況。但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如果我們對自己誠實的話——都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教會的選擇並不完全是由神學信念驅動的。個人取向和品味也起了作用，而這是由心理學化的、「治癒系」社會期望所塑造的，我們在其中生活、活動和存在。
這也與教會變得比她經常意識到的更與世界相似的另一種方式相聯繫：對個人幸福的崇拜。當然，幸福快樂沒有錯。但多年來，幸福的性質已經改變，變成了類似於一種內在的心理幸福感。一旦我們開始從這些方面考慮幸福，保羅書信中提出的基督徒生活願景（特別是哥林多後書），就變得不可理喻了。我們可能都不會說自己是成功神學的擁護者，但我們中許多人都從我們個人幸福的角度來思考神的祝福。這是心理學、「治癒系」文化滲入我們基督信仰的結果。
基督教在其他領域也成了同謀。有多少教會對無過錯離婚採取了堅定的立場？「無過錯離婚」這一概念的前提是，一旦一方或雙方的個人幸福沒有得到滿足，婚姻就沒有意義了。當一個心愛的親戚或朋友出櫃成爲同性戀或變性人時，有多少基督徒其實在允許自己的情緒支配道德觀？在這個陌生的新世界裡，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共犯。
要想知道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容易，我想提出幾個想法：
首先，我們需要審視自己，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看看我們在哪些方面順從了這個時代的精神，以至於損害了福音。然後我們需要悔改、向主呼求恩典，並尋求相應地歸正我們的信仰、態度、直覺和做法。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一場真正的改革。
第二，意識到我們都是同謀，這應該讓我們與那些在這些問題上有分歧的人打交道時培養一種謙卑的態度。不能有法利賽式的禱告，即「感謝主，我們沒有像他們一樣。」
第三，意識到我們都是同謀，這至少可以讓我們在未來進行適當的自我批評和自我監督。我們不能不選擇去參加敬拜教會。即使是稀里糊塗的天主教徒中也有不少選擇了繼續去教堂，因爲還有許多其他可供選擇的辦法，包括根本不去教堂。但既然選擇了去教會，我們就應當要求自己致力於服事教會、堅持下去，並拒絕讓自己僅僅因爲一些瑣碎的問題或個人品味問題而換教會。你很難在選教會這件事上獲得完美，順服和支持也並不容易，但我認爲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反省和自律，沒有其他選擇。
傳統的基督徒通常是那些認真對待歷史的人。我們的信仰植根於歷史信條（最重要的是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和祂生活中的工作和行動），並將我們的宗教團體視爲站在一條從五旬節延伸直到今天，而且通往永恆的歷史線上。因此，當面臨特殊挑戰時，基督徒通常會向過去看，爲他們現在的經歷尋找盼望。通常情況下，新教徒期待著宗教改革，天主教徒期待著中世紀高潮。我們都在告訴自己：只要能夠回到那個世界，一切就會好起來。
任何真切認識歷史的人都知道，這種回歸是幾乎不可能的。首先，宗教改革和中世紀都不是後來的宗教懷舊主義要我們以爲的黃金時代。教會在這些時期運作的社會環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技術，它重塑了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
如果我們要爲我們的時代找到一個先例，我相信我們必須再往前追溯，回到第二世紀和緊接著的使徒時代教會。在那裡，基督教是一個鮮爲人知的、被人鄙視的、邊緣的教派。社會懷疑它是不道德和煽動叛亂的，在聚會中吃他們神的身體和血，甚至在結婚時也互相稱呼「弟兄」和「姊妹」，這使基督徒和基督教在外人聽來非常可疑。聲稱「耶穌是主！」從表面上看是背離了對凱撒的忠誠。這很像今天教會的情況。
例如，我們因爲對同性婚姻的立場而被認爲是不理性的偏執者。在川普擔任總統之後，聽到一般的宗教保守派特別是福音派基督徒，被報界斥責爲代表了對公民社會的威脅。這對基督徒來說可能已經習以爲常了，就像我們在第二世紀的屬靈先祖一樣，我們也被社會認定是不道德和具有煽動性的。
當然，這個比喻並不完美。第二世紀的教會面對的是一個從未了解過基督教的異教世界。我們生活在一個正在去基督教化的世界，往往是自覺和有意地抵擋基督教。這意味著我們的反對派很可能比古代教會更了解情況，更積極主動。然而，看一眼教會在第二世紀的策略仍有啓發意義。
首先，從《新約》和《十二使徒遺訓》這類早期教會典外文獻中可以看到，社區是教會生活的核心。《使徒行傳》展示了一幅基督徒相互關心和彼此服事的教會畫面。《十二使徒遺訓》則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倫理要求，包括禁止墮胎和殺嬰，這有助於把教會與周圍的世界區分開來。基督徒的身份顯然是一件非常實際、樸實和日常的事情。
這樣做很必要。社會身份認同概念的基礎是，一個人的身份是由我們所屬的社區塑造的。而我們都有各種身份，我是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教師、一個英國人、一個移民、一個作家、一個橄欖球愛好者，此外還是一個基督徒。我擁有的最強烈的身份，形成我最強烈的直覺，來自於我所屬的最強大社區。而這意味著教會需要成爲我們每個人所屬的最有力社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LGBT+群體就是這一點的明證：他們之所以從邊緣地帶走到舞台中央，與他們在邊緣地帶形成的強大社區密切相關。這就是爲什麼對基督教文化邊緣化的哀嘆雖然合理，但不能成爲教會對她所經歷的當前社會震盪的唯一反應。當然，我們應該哀嘆世界正在違背神的心意，正如許多詩篇讓我們看到的那些哀嘆那樣，但也要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社區。主說，憑著這一點，眾人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因爲你們彼此相愛（約13:35），而這意味著教會共同體的生活。
這使我想到我們可以從初期教會學到的第二個教訓。就其日常細節而言，城市的共同體和農村的共同體可能看起來不一樣，或者美國的共同體和英國的共同體相比也不一樣。但每個地方的教會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敬拜和團契。這包括了在主日聚集在一起，禱告、唱讚美上帝的歌、聽讀聖經和講道，慶祝洗禮和主的晚餐，爲教會的事工提供資金支持——這些都是所有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時應該做的事情。
這聽起來可能很老套，但教會向著世界的見證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敬拜中成爲教會。保羅自己評論說，當一個非信徒意外地出現在教會的禮拜中時，他應該被正在進行的另一個世界的神聖所震撼。對福音最有力的見證是教會本身，尤其是在教會敬拜聚會的時候。
許多基督徒談論與文化接觸。事實上，當教會向文化展示另一種文化、另一種形式的共同體時，教會就是在與世界發生文化接觸。這種文化扎根於教會的禮儀崇拜實踐，並體現在存在於崇拜內外的愛之社區。許多人喜歡談論基督徒和世俗主義之間的文化戰爭，當然聖經本身也用戰爭語言來描述這個時代的屬靈衝突。但考慮到我們世界上肉體戰爭的現實和歷史，也許「文化抗爭」是將這一想法更好地轉化爲現代用詞的一種方式。教會抗爭著這個世界的廣泛文化，提供一個真正的願景，即成爲一個按照上帝的形像被造的人意味著什麼。
這種方法在第二世紀基督教文獻中有許多展現。所謂的希臘護教學家，如遊斯丁（Justin Martyr），常常從基督教的角度探討羅馬帝國現狀。但是與今天許多基督徒——不論是右派還是左派——的一些做法相比，這些古代的護教家非常尊重他人。他們沒有花時間譴責皇帝和他的宮廷的罪惡。相反，他們積極地主張說，基督徒是最好的公民、最好的父母、最好的僕人、最好的鄰居、最好的僱員，因此他們應該得到自由、應該允許他們繼續他們的日常生活而不被當局騷擾。當然，他們參與公民生活的做法是有邊界的：如果要求他們像祭祀神靈一樣祭祀皇帝，他們就不得不拒絕。但在這些要求之外，他們可以成爲羅馬社會的好成員。
五世紀時，奧古斯丁在其代表作《上帝之城》的第十九章中提出了類似的論點。他說，基督徒既是世俗之城的公民，也是上帝之城的公民。他們的異教徒鄰居可能只是世俗之城的公民，但這仍然意味著這兩個群體有共同的利益或愛，首先是世俗之城的和平和繁榮。異教徒和基督徒都希望得到這些東西，並且可以一起共同努力來實現它們。這意味著基督徒可以而且應該成爲好公民，只要他們對上帝的更高委身允許他們這樣做。
遊斯丁和奧古斯丁都提供了一個身處敵對文化中的教會願景，呼籲教會成爲教會，呼籲基督徒成爲他們所處的更廣泛社會中的建設性成員。有些人可能會回答說，不參與積極和直接的對抗，看起來就像失敗主義或退縮。但真的是這樣嗎？
在諸如墮胎這樣的關鍵問題上，西方的基督徒仍然可以自由地利用他們作爲地球城邦一員的權利來爭取利益。我不是在呼籲消極的靜默主義——即基督徒放棄他們的公民責任，或者在如何追求這些公民責任上和他們的宗教信仰之間沒有任何聯繫。我的意思是，使用世界上的工具、修辭和武器參與文化戰爭，這不是上帝子民的做法。
如果護教家們和奧古斯丁都是消極的安靜主義者，就很難解釋基督教如何在西方佔有主導地位這麼多世紀。歷史證據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方法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它可能再次發生——也許不是在我有生之年，甚至不是在我孩子的有生之年。但神是至高無上的，神預備進行的是一場長期爭戰，神的旨意將得到實現，在地如同在天。
在一個巨大的變動和充滿變化的時期，我們遇到的常見試探是把注意力放在對基督信仰的直接挑戰上。優先考慮教會面臨的最緊迫問題，並以一定程度的緊迫性來解決這些問題，這當然不是一件壞事。例如，出售贖罪券是1517年的一個主要問題，路德關注這個問題而不是花時間寫同性婚姻問題有關文章是正確的，後者在16世紀初沒有任何意義。然而，這裡有一個危險：我們可能變得如此專注於具體的威脅，以至於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基督真理不是一套孤立的、沒有聯繫的主張，而是作爲一個連貫的整體存在。
教會對性別、婚姻和性的教導是教會教導人之所以爲人的意義之一。關於創造、墮落、救贖和成全的教義是解決我們時代具體挑戰的重要基礎。如果像我所主張的那樣，現代性政治和身份政治是更深層次的自我概念，那麼我們首先需要知道基督教的自我觀是什麼，以便解決這些問題。由於《聖經》教導說人類的自我是按照神的形像製造的，我們需要很好地掌握關於神的教義才能更好地教導其他。簡而言之，只有當我們在神的真理中基礎廣泛而深厚時，我們才能在這個文化時刻站穩腳跟，應對我們面臨的具體挑戰。
這意味著我們這個時代的混亂性質並不是放棄教會教導她的子民學習上帝全備真理的藉口。如果有機會，教會應該把這樣的時刻看作是審視她是否在做這些事情的良機，並對教導策略做出任何必要的改變。教會需要確保基督徒受到刻意地教導，以扎根於真理。
就像前面所說的，這一策略在不同的地方和會眾中做法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我建議使用好的歷史性信仰告白或教理問答是一個有用的開始。時間能夠處理掉很多次要的東西。如果一個信條、信仰告白或教義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並被證明是有用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有理由相信它是精練的，沒有包含次要、無意義的雜質，對基督徒來說具有永久的重要性。
在我自己的傳統中（長老會），《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大要理問答》及《小要理問答》都是在1640年代編寫的，是對基督信仰本質的全面闡述。此後的幾個世紀裡，它們都經歷了一些修訂。例如，美國的版本經過修訂，取消了國家和教會之間的積極聯繫，即所謂的「國教原則」，以便使這些文件符合美國人對政教關係的看法。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絕大部分內容仍未改變。任何使用它們作爲神的全備真理教導指南的教會都會發現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資源，可以看到什麼是關鍵的核心真理。
有些人可能會回應說，在今天，當更廣泛的社會將同性婚姻或跨性別主義等問題壓在我們身上時，這種歷史性文件的用處有限。這話有道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沒有以牧師可能必須的方式直接解決這些問題，但它確實包含了關於人之爲人的意義以及婚姻性質和目的的積極教導。這些都提供了堅實的、一般的概念基礎，教會可以據此來處理當代的挑戰，而且它們的方式是將我們今天的直接問題置於更廣泛的基督教永恆真理的框架中。
簡而言之，這樣的信仰告白不僅幫助我們看到某些事情是錯誤的，而且從上帝的整體真理來看，也看到它們爲什麼會這樣。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以這些爲指導的教學策略似乎是任何教會生活中都會帶來理想效果的策略之一。
在當代社會中，表現型個人主義是有問題的，因爲它把個人和他們自己的慾望——我們甚至可以說是他們的自我——置於道德世界的中心。然而，我們必須注意不要錯過它所包含的重要真理，例如它相信普遍的人類尊嚴概念——無論我們在地球上的等級制度中處於什麼位置。
此外，它對我們的內在心理以及對我們的情感和慾望的強調本身並沒有錯。只有當它使這些東西本身成爲人生目的時，它才是錯誤的。上帝把我們造爲有情感和慾望的生命。我們是有目的的被造物，而不是簡單的本能動物，我們的內在思維過程對我們是誰至關重要。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承認那個內在的心理空間，並以正確的方式塑造其直覺。
奧古斯丁的自傳《懺悔錄》是基督教文學的經典之一。這本書專注於奧古斯丁的內心世界，他回顧了他早期生活中的關鍵事件。然而，有趣的是，奧古斯丁向內的反思之舉並沒有終止於自己，而總是最終向外走向神。最終，他的感受被設定在上帝和他在基督裡的啓示這一更大真理的背景下，並被其糾正。
我們可以說詩篇中也有類似的動態。不同的詩人以誠實的態度談論他們對朋友、敵人、甚至對上帝的感受，往往是苦毒和痛苦的。但這絕不是爲了自我肯定，也沒有更糟——沉湎於自我放縱的自憐。相反，這是爲了將所敘述的經歷和感受置於上帝偉大真理的背景之中。
爲了讓教會掌握這一真理並以聖經的方式塑造我們的心理直覺，教會需要對崇拜的核心和塑造行爲之一進行長時間的思考：我們該如何歌唱？詩篇是一部集體讚美的詩歌集，這不是巧合。作爲一個群體唱這樣的詩歌，塑造了猶太人的社會身份。今天，教會也需要這樣做。
是的，我們一直是表現型個人主義的同謀。但是，不，我們不想走從盧梭到奧普拉·溫弗裡（Oprah Winfrey）的路，不想讓情感成爲我們生活的基礎。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從我們的教會生活中消除情感和情緒。遠非如此。我們需要改革我們的教會生活，以適當地塑造我們的內在生活。這意味著選擇敬拜詩歌，不是要爲了情感而沉溺於情感，也不要把我的需要和慾望當作上帝存在的理由來逼迫自己接受。我們需要能讓我們誠實地理解和表達我們感受的歌曲，但其方式總是向外指向上帝和他的真理。雖然我不像有些人那樣認爲教會應該只唱詩篇，但我傾向於說，多唱詩篇——或者唱一點詩篇，如果你已經不唱的話——將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想一想：詩篇展現了基督徒生活的觀點，以喜樂爲標誌，但也知道悲傷和失去。它們將當前的掙扎置於上帝在過去的偉大行動和祂對未來的應許中。它們幫助我們理解我們作爲陌生之地客旅的地位。通過闡述上帝的宏偉圖景和對未來安息的應許，它們幫助我們對當前的事件——無論是疾病這樣的個人事件，還是令人不安的社會轉型這樣的社會事件——都保持神學和情感的視角。我們是情感和情緒的被造物，但我們又是墮落的。因此，我們需要救贖之歌來幫助我們的情緒恢復到適當的範圍。
教會也需要恢復自然法則和身體的神學。羅馬天主教在前者上有著悠久的傳統，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則是後者的傑出教師。雖然宗教改革時期的新教對自然法則有著豐富的認識，但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它已經消失了。
那麼什麼是自然法則呢？簡單地說，它是這樣一種觀點：我們生活的世界不是簡單的道德上無動於衷的「東西」，它本身就擁有一個道德的結構。尤其是我們的身體具有深刻的意義。我們通過我們的身體與他人相連，因爲我們的身體依賴於他人。我們的身體不是我們碰巧居住在其中並有生命力的容器。它們以一種深刻而重要的方式與我們的身份、與我們自己不可分割。身體有長處和短處，當然有些是個人特有的，但也有許多是我們大家共同的。這意味著人類——受限於身體——在某些方面可以蓬勃發展，在其他方面則不行。
我們所有人都以我們可能稱之爲技術上、道德上的中立方式理解這一點。我不能爬上帝國大廈，然後從樓頂跳下，期望能夠從中受益。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飛起來，我的身體結構對我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都有限制。
自然法則是這種思想在道德領域的延伸。因此，例如，新生兒對母親的依賴是自然的，母親有義務盡其所能保護和養育孩子。因此，如果母親把孩子遺棄在樹林裡，讓他被野獸吃掉，那是不道德的。或者，如果我們假設生命是一種自然之物，那麼由他人終止這種生命就是錯誤的，是違背自然的行爲，因此謀殺是錯誤的。
當涉及到性和身份時，自然法則的想法顯然有幫助。我不想說得太清楚，男性和女性的身體在性方面是以某些方式結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以其他方式。男人的身體根本不是爲了與其他男人的身體發生性關係。幾乎每個人出生時都有一個身體，在出生時將他們歸類爲男性或女性，而且有充分的理由：這些身體有不同的能力，執行不同的功能。在每一種情況下，我們都可以說，自然或自然法則指出了什麼行爲會和不會導致一個人進入繁榮。
對此的一種回應可能是，人類的罪惡意味著這樣的爭論在更廣泛的世界中沒有效力。同性戀是否會增加艾滋病或癌症的風險？無論如何，世界都會做出回應，將資金投入到相關的醫學研究中，並尋求開發消除或減輕問題的藥物和療法。有些人認爲他們生錯了身體？可以應用手術和荷爾蒙來使心理上的信念成爲身體上的現實。在每一種情況下，假設自然界只是「東西」，當它阻礙我們做任何我們想做的事情時，我們就可以克服。
這種反對意見是有分量的。是的，這個世界在悖逆上帝，並服從於這樣一種想法：我們可以成爲我們想要的任何東西。因此，對任何一種外部權威的呼籲都可能會遭到嘲笑或否認。但這並不是我推薦反思自然法則和身體神學的原因。這些並不是解決世界問題的道歉工具（儘管它們在這方面的作用可能比許多人承認的要大）。它們是教會內部有說服力的教導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例如，一個年輕的基督徒在糾結同性戀是對還是錯。牧師可能會給他指出某些聖經經文，指出它是錯誤的，因爲它與上帝對性的旨意相矛盾。這很可能足以說服這位年輕的基督徒，但我懷疑他仍會糾結於更多問題。上帝禁止同性戀僅僅是因爲他是一個刻薄的暴君嗎？難道只是因爲他不希望我的同性戀朋友幸福嗎？他爲什麼禁止這種行爲？
年長的基督徒不能再假設聖經中的倫理對年輕的基督徒是有意義的，因爲他們所處的社會身份概念與我們許多人成長的社會身份概念是如此不同。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加努力地解釋基督教道德的內容和原理。
因此，在上述情況下，不僅要指出《聖經》在一些文本中的教導，還要表明這些文本在更大的背景下是有意義的。這幅大圖景既有廣泛的聖經一面，即性是聖經關於人類身份這一教導的一部分。也有「自然法則」的一面，例如，男性和女性身體的性互補性是相關的，就像某些性行爲對身體造成損害的證據一樣。這並不是說自然在這裡提供了決定性的論據，然而它確實有助於表明聖經的教導不是對自然的任意強加，而是與之相關。換句話說，它幫助我們表明，鑑於世界的實際情況，上帝的命令是有意義的。
最後，教會需要通過避免陷入絕望和過度樂觀的盼望來回應當前的時代。前者就等於沒有認真對待教會最終會獲勝的應許，因爲耶穌說了地獄之門不能勝過教會。後者只是爲以後更深的絕望做準備。而兩者都會助長不作爲，一個是出於無力感，另一個是出於天真。
有一種選擇。去年，在與我的朋友羅德·德雷赫（Rod Dreher）（一位記者和東正教信徒）的談話中，我評論了他許多文章的暗淡前景，並暗指他是悲觀主義者。他笑著拒絕了這個形容詞。「我既不悲觀也不樂觀，」他說，「但我充滿盼望。當然，有盼望並不是樂觀主義。波利安娜（Pollyanna）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米考伯（Mr. Micawber）先生也是如此。樂觀主義是一種信念，認爲只要每個人都坐穩了，等著，一切都會好起來。」
然而，基督教的盼望是現實的。它明白這個世界是一個充滿淚水的世界，這裡的事情並不像它們應該的那樣，而且，用傑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話說，所有的生命死亡都會結束。這個世界不是基督徒的家，所以我們不應該期望它爲我們提供家庭般的舒適。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對我們在這裡和現在所擁有的美好事物心存感激。我感謝上帝，我仍然生活在一個擁有比中國更多自由的國家。我感謝上帝，我生活在一個可以獲得良好醫療服務的時代和地方，我有一份我喜歡的工作，我有一個充滿愛的家庭。我祈禱這樣的事情會繼續發生在我身上，並且對其他人也是如此。
但我也意識到，世界是墮落的，福音並不應許我繼續擁有輕鬆和舒適的生活，我的呼召（以及所有基督徒的呼召）是在我被設定的時間和地點忠實地生活。當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出現問題時，或者當我面臨的變化給我或我所愛的人或整個社會帶來痛苦時，我絕不能絕望，我必須盡我所能地努力糾正這種錯誤，而且我還必須記住，我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的真正意義不在此時此地，而在來世。此時此刻的苦難有時可能是可怕的，甚至是無法忍受的，但它從來都是毫無意義的。不，它在主耶穌基督的生命、死亡、復活、升天和再來中找到意義。
我們所處的世界似乎注定要進入一個新的、混亂的、未知的、黑暗的時代。但是我們不應該絕望。我們需要準備好自己、了解情況；知道我們相信什麼以及爲什麼相信；以一種在理智和直覺上將我們塑造爲真正門徒和天路客的方式敬拜上帝；並信靠主在耶穌基督身上做出並確認的牢不可破的應許。
這不是一個無望的絕望或天真的樂觀主義的時刻。是的，讓我們哀嘆墮落的蹂躪，因爲它們以我們這一代人選擇的獨特方式上演。但是，讓這種悲嘆成爲一種背景，以加強我們作爲上帝子民的身份，以及我們對羔羊婚宴上成全和美滿的渴望。
譯：DeepL；校：Joshua Hsie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6 Ways Christians Can Respond to Our Strange New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