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第一天走進教堂的時候，沒人知道我正在和從橋上一躍而下的衝動搏鬥。
那種衝動已經有好幾個月了，我在漫無目標地漂泊，思想爲陰影所籠罩著。喜樂消失了，它的殘存就猶如泛黃的老照片般，一觸即碎。身爲醫生，我了解我的病痛，並能夠準確地形容其化學機制。我知道抑鬱的臨床定義，且能夠對其作出很好的分析。但是在那一刻，我就只能那樣坐著，沉甸甸的聖經壓在我的膝上，絕望扼殺我求生的意志。活著，從未如此近似死亡。
其他參加禮拜的人注意到我既不揚聲歌唱，也不低頭禱告。許多人正確地判斷出我對教會是陌生的。然而，無人能夠體會我內心的呻吟是多麼難熬，因爲就像其他的精神疾病，抑鬱是一種隱藏的殘疾。它把生命的亮光吸取淨盡，絲毫不留痕跡。它匿藏於日常的事物背後。我們去上班、接孩子放學，同時也在掙扎求存。我們勉強擠出笑容，但我們對生命的關切也正在逐漸消失。正如司布真所說：「肉體只能承受一定數量的創傷，但是靈魂卻能夠以萬種方式淌血，每時每刻，死而又死。」
凱特·絲蓓（Kate Spade，自殺身亡的時裝設計師——譯註）和安東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自殺身亡的CNN美食節目主持人——譯註)等名人的慘逝引起了公眾對自殺和抑鬱症的注意。此外，研究數據也警告，每主日當我們聚集敬拜，肩並肩唱詩讚美神時，時刻都有人身亡。無論往世界何處去，每十人中都有一人正承受著意志所無法勝過的愁緒。在美國，抑鬱症的終生病發率是百分之十七，並在所有造成殘疾的疾病和傷害中名列第二（數據來自凱斯勒和穆雷）。
我們不要以爲抑鬱症是一種純粹的西方文明病，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抑鬱症列爲全球第十一大的殘疾和死亡導因。橫越各大洲，抑鬱症的終生病發率估計達百分之十二，介於百分之九至十八之間（數據來自凱斯勒和穆雷）。這些數字暗示了當我們每週日領聖餐、祈禱、誦唸崇拜禮文的同時，有許多人正在和沮喪消沉對抗。
我們對這群默默受苦者的回應必須反映我們身爲門徒的特性。對基督徒來說，痛苦是不容忽視的（彌6:8，太5:7，腓2:4，加6:2,9-10）。愛鄰舍的命令是清楚的（可12:31， 約13:34-35）。遺憾的是，許多對抑鬱的誤解潛入了教會當中，玷污了我們的語言。聖經誠然敦促我們張開雙臂接納心靈憂傷的人，但是抑鬱症患者往往發現教會成了嘲弄之家，而不是真理和愛的住所。
在我個人關於抑鬱的寫作和教導經驗中，與其他基督徒患者的對話揭露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主題。每當他們嘗試將他們的疾病置於聖經的框架之中來理解時，他們都會擔心抑鬱其實反映了信心的缺乏。有些人責備自己無法不靠著藥物戰勝抑鬱。其他人則懼怕抑鬱意味著信心弱小，沒有完全接納福音。那隱含的恐懼乃是，抑鬱和信心是無法彼此相容的。「真」信徒在福音裡有盼望，所以不應該抑鬱。
進一步的觀察似乎顯示教會不僅不能減輕這種罪疚感，反而使之惡化。在憶述其抑鬱經歷的文章裡，愛莉沙·高恩（Alicia Cohn）寫道：
「很不幸的，當我們之中很多人在教會群體中把問題說出來時，都被告知要『多多禱告』和『更有信心』。這些建議或許是出於好意，但它們卻常常使我們這些亟需支持的人感到洩氣和孤立無援。」
同樣地，在他的著作《司布真的哀愁》（Spurgeon’s Sorrows）中，扎克（Zack Eswine）寫道（英文直譯）：
「在很多人， 包括基督徒的眼中，抑鬱代表著懦弱、小信，或是惡劣的態度。這種人在禱告中告訴神，也當面告訴他們的朋友說，抑鬱症患者是軟弱或不屬靈的。」
這類言論顯示了我們對鄰舍的愛逐漸消減，而且基督徒同理心的根基也出現日益擴大的裂痕。作爲基督的追隨者，我們樂於邁入宣教工場、爲貧困者煮食，以及擁抱遭遇喪親之痛的人。但是當抑鬱來襲時，誤解卻侵蝕了我們的惻隱之心。我們至好能夠做的選擇是沉默是金，敬而遠之。最糟糕的是，我們還怪罪患者，將抑鬱者蔑視爲信心弛懈，無法將自己從深淵裡救拔出來的人。
當我們考慮到抑鬱症患者的自殺率是一般民眾的27倍時，（認爲抑鬱者是信心不足）這種想法顯然是太過分了（昂斯特）。抑鬱症患者無法控制自己不落入黑暗之中，也無法單單靠著意志救拔自己脫離它的魔爪。愛鄰舍的誡命要求我們放下無知的指責。我們對抑鬱症醫學特性的理解，指明了我們成爲兄弟姐妹們的夥伴直到他們重見光明的重要性。
被臨床診斷爲抑鬱症與一般情緒上的哀慟和悲傷（即對這個墮落世界的恰當反應），是不盡相同的。聖經充斥著哀慟的人們痛哭、撕裂衣服，爲著重大的損失和苦難舉哀的情景（伯3，詩13:1-3，22:1-2，69：1-3）。甚至我們的主也曾哭泣，先是爲了拉撒路的離世（約11:33-36），後是爲著耶路撒冷（路19:41-42），還有最後身爲眾先知所預言的那位憂患之子，他也曾落淚（賽53:3，太26:36-46）。這些例子顯示，我們的眼淚是神所賜予的。當淚水沾溼臉龐，它爲我們受傷的心靈提供一劑醫治的乳香，指點我們需要一位救主。
另一方面，抑鬱症和這種從神而來的憂傷是有所不同的。在重度抑鬱症中，我們的淚水會流得太久，也沒有什麼特定的原因。抑鬱在本來的傷口早就癒合後依然持續著。不管我們如何迫切努力將自己從深淵裡解救出來，日子卻越發黯淡無光，因爲抑鬱不是源自於意志，而是出於大腦的變化。它能如此摧殘患者，是因爲相關的大腦變化妨礙了患者經歷喜樂的能力。
具體來說，重度抑鬱症的診斷須符合下列症狀中的至少五項。症狀必須幾乎每天都出現，且持續達兩週。其中一個症狀必須是心境低落或是興趣喪失、無愉快感：
轉換成日常用語，重度抑鬱症是情緒和思想上無所不在的障礙，抹殺一切喜樂。曾經喚起我們驚歎和喜悅的事物不再有作用。早上起床、更衣和上班這些平常事務變得不可能——百分之六十的患者無法進行這些簡單的日常活動（凱斯勒）。正如託德·畢伯康（Todd Peperkorn）牧師在他關於抑鬱症既坦率真誠亦動人心絃的回憶錄中所描述的：
「它是一種思想上可怕的疾病，使人與外界疏離，並把個體中的精髓吸食殆淨，至到一無所有，只剩黑暗。它是永不鬆動的重壓，絕不讓患者擺脫它的萬鈞之力。」
過去十年間的研究揭示，這種經歷的神經生物學基礎是錯綜複雜的。抑鬱症和大腦化學成份、大腦組織以及神經胞之間的連接所發生的變化有關。我們當中許多人從遺傳學上來說較易於患上這種障礙，而家族傾向再加上環境的影響：生活事件的打擊、毒品濫用、藥物、引致併發的疾病等，都使我們處於第一次病發的高危群（蘇利文，肯德勒）。
對這些大腦變化的檢視，顯明爲何我們不能夠就「自己振作起來」。評估大腦細胞新陳代謝的正電子發射斷層顯像（PET）掃描顯示，正常人的整個大腦包括左右半球都是高度活躍的。相比之下，抑鬱症病人的掃描圖像是出奇地暗淡，這也意味著大腦活動的衰減。這些圖像顯得詭異，就好像有個陰影遮蔽了抑鬱患者的大腦，把光明趕走了似的。
除了新陳代謝活動的減少，長期的抑鬱也會導致大腦負責記憶和執行功能的區域，以及連接這些部分至控制情緒、恐懼和推動力區塊的途徑出現萎縮（庫斯金，勞烏，陳，古德金，布萊斯，凱瑟），抑鬱症患者的腦細胞流失速度會明顯加快（菲利普斯，庫蘇勒裡，斯克馬爾，趙，盧比）。在神經細胞之間傳遞信息的多種化學物質的作用也被破壞，特別是血清素，這是一種對調節情緒、睡眠、食慾和疼痛的知覺起著重要作用的分子（小川，沃爾內爾，布萊爾）。
這些神經生物學上的變化造成在情緒、動機、注意力以及處理生活事務的能力上出現顯著的困擾。抑鬱症患者承受著他們所無法理解亦不能控制的灰暗。就算抑鬱症患者已爲了一次的病發求醫，在未來的年月裡依然潛藏著再次掉入黑暗之中的危險。
在我首次踏入教會大門九年之後，我的自殺衝動已在我的記憶中隱沒。當我坐在教會的長凳上，幼兒依偎在我腰間，寶寶在我的膝上躁動，我以身邊的人們爲我的摯友。我已經接受基督進入我的生命，並知道教會是帶給我團契和憩息的一盞明燈。
忽然之間，陰影憑空而來，再次盤踞我的內心。當親友唱詩讚美神時，想哭的衝動促使我噤聲。喜樂消逝之時，我最熱切的意念也只剩下隻字片語。主啊，求你幫幫我，我禱告。不會吧。怎麼又這樣。
事情往往就是這樣，黑暗再次降臨了。
抑鬱症經常是終生的負擔。一次發作康復之後，多達百分之四十的患者在兩年內會再次經歷症狀（康）。兩次發作之後，高達百分之八十的病人會復發（布爾庫撒，布洛克）。這些數字意味著抑鬱症將終其一生反覆困擾著患者。當我們從一次的病發中得解脫時，我們如釋重負，但是復發的風險始終縈繞。
治療上的困難使問題加劇。許多患上抑鬱症的人沒有接受充足的治療，或許是因爲罪疚感和恥辱感使他們羞於求助，亦或因爲醫療體系的缺失限制了所提供的服務（童尼科洛弗）。就算患者求醫，現有的治療並非完全精確，亦尚無根治之法。
主流的療法包括能提高大腦血清素濃度的抗抑鬱藥物以及心理療法。雖然抗抑鬱劑可以穩定情緒（這是至關重要的），假如單獨使用，抗抑鬱劑只能協助大約百分之五十的個案完全緩解病情（帕帕科斯塔，加特勒內爾）。當抗抑鬱劑和心理療法並用時，療效會有所提升（庫伯爾）。即便如此，局部的反應還是比完全的緩解更常見。治療也許能夠縮短髮作的時間，或減低症狀的強度，但往往無法全面根除陰影的威脅（弗特）。
再者，當患者鼓起勇氣接受治療時，他們還需面對輾轉不定且令人虛弱的病況。百分之六十服用抗抑鬱藥物的病人經歷腹瀉、噁心、嘔吐、嗜睡、體重增加、性功能障礙、和焦慮（加特勒內爾）。縱然有些人在一至二週後會感覺好些（烏赫爾，珀斯特拿），完全緩和病情卻需要六至十二週的治療（帕帕科斯塔，特里維迪，羅米拉）。延遲的治療反應意味著患者正沉浸在絕望中的同時，還需承受藥物的副作用。因此，治療的高中止率是不足爲奇的。很多人在症狀還未緩解之前就已停用抗抑鬱劑了（加特勒內爾）。
遲緩以及不確定的療效也會加增罪疚感。就如扎克所寫的：「正因爲痊癒是如此緩慢或根本無法達至，抑鬱症患者每天都必須面對譴責的聲音。畢竟，時至今日你總該看開了吧？」這種貶抑或許源自患者的內心，但是教會成員們掌握著對這種譴責加以煽風點火，亦或將之泯滅於無形的力量。我們的話語是有作用的（太5:18， 弗4:29）。藉著言語我們可以滿足自己誇誇其談的虛榮，同時踐踏受害者。又或者我們能以敞開的雙手和心靈擁抱受苦的人，從而體現基督的愛。
抑鬱症患者迫切需要關於基督之愛的提醒。當陰影來襲，就算不涉及生物化學上的變化，信心的疑問仍然是基要的。重度抑鬱症導致的大腦變化影響我們的情緒、觀點和注意力，進而攔阻我們享受神的恩典。我們或許在知識上了解真理，但因我們喪失了經歷喜樂的能力，我們難以在日常生活中看見神的作爲。我們也許能背誦聖經，但是經文在我們心中的作用失去了力道。我們感到與神隔絕，見棄於他。我們的禱告淪爲隻言片語，成了絕境中的苦苦哀求。
每當我們把抑鬱症貶低爲缺乏信心所導致的病痛，我們就在信徒最需要協助時把他們壓垮了。我們將他們所抱有最後一絲絲的希望給奪走。我們也忽視了神在我們絕望之時所能成就煉淨的工作。託德·畢伯康牧師作了以下的分享：
勝過抑鬱並不是「振作起來！」或「更加有信心和喜樂！」或其他「看開點！」的虔誠版本這回事。我知道福音。我知道所有正確的答案。這些我都懂，且主日復主日地傳講。但我們的主，因著他的憐憫，定意將我壓傷，使我與他一同受苦，好叫他所賜給我的信心……更堅強、更清晰、更專注。經由這條幽暗之徑，我得以明白何謂基督之光。
身爲基督的跟隨者，我們蒙召反映他的榮光。我們蒙召彼此提醒，正如詩篇所反覆確認的，即那些認識神和愛神的人也會經歷絕望時期的掙扎（詩13:1-2，38:6-8，42:1-2）。大衛是個合神心意的人，擁有如鋼鐵般堅定的信心，以至能坦然面對巨人。然而在詩篇裡，他卻發出哀嘆。在他飽受煎熬的時刻，他向他所敬愛的主揚聲呼求，卻害怕主會默然以對（詩22:1-2）。藉著其深切的想望和滿有詩意的意象，詩篇讓我們的苦難得以發聲，顯示滿有信心的人亦有可能經歷沮喪。
更何況，當我們將抑鬱貶低爲信心的缺失，我們忘記了我們所寶貴的救主也曾經體驗徹骨的傷痛（太26:38，27:46）。每當烏雲密佈，我們要抓緊宇宙萬物的主宰亦曾感受絕望的這個真理。他明白我們的呻吟。不僅如此，他爲了我們的緣故，因著對我們的愛，也承擔了這一切。當我們感到無望，當我們看不見神時，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還有神對我們的愛——仍然完整無瑕。
這就是在我們服事抑鬱症患者時，引導我們心思意念的真理。若他們在病痛當中躊躇不前，不知路在何方，或是表露自殺的念頭，我們必須指點他們尋求專業的協助。然而我們雖能指引他們，我們卻不能把他們治癒。我們的言語無法將抑鬱的心靈從禁錮中解開。反之，我們的責備卻必定會在傷口上撒鹽。
我們的指望乃是在於基督。在基督裡，我們以愛心伸出援手，向我們受苦的弟兄姐妹表明他們是重要的。不是藉著喋喋不休的訓詞，而是以滿有恩慈的行動，向他們顯明他們在基督耶穌裡極大的價值。儘管他們懷疑自己存在的理由，神卻已經把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了（約3:16）。
十多年前，當我尷尬地踏入教堂的時候，在座的人無從察覺我內心的煎熬。但他們看見了我。他們視我爲另一個按照神的形像所造，值得去愛，爲耶穌所得著的人。他們邀我加入飯桌上的交誼。他們敞開門戶，歡迎一個陌生人進入他們的生活。他們分享書籍和烤餡餅，並給予無條件的擁抱。他們詢問。他們聆聽。
多年以後，在我終於向他們吐露我心靈深處的混亂片斷之後，他們仍舊愛我。席上的交流還是持續著。書本仍然常常易手。彼此擁抱時抱得更久了一點。住家探訪的次數增多了。禱告變得更具體、更恆切。他們沒有指責或勸告我。他們不過是成了我的夥伴，每當抑鬱如潮水漲退，他們撐住我。
他們的努力並沒有趕走黑暗。他們不能治好我的抑鬱症，或是爲我注入強烈的希望，驚醒我的意念。但他們確實反映了基督的愛，當他們如此行時，他們幫助我在洶湧大海上不至於沉溺。他們提醒我，哪怕我深陷於絕望和羞恥之中，哪怕我甚至不相信他們所說的話，基督已經爲我而生，爲我死而復活。好比一道穿透漆黑水中的耀眼光芒，這個真理——這份愛——貫徹我心。
譯：溫思誠；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Christian Love Matters in Depr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