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士》（The Rider，臺譯：《重生騎士》）一片中有許多超凡脫俗的時刻，這是一部以暴風雨頻發的南達科他州平原和廣闊壞境爲背景的現代牛仔電影。
其中一些場景堪稱大氣磅礴，導演趙婷（Chloé Zhao）在捕捉到了黃昏時分一個牛仔和他心愛馬匹的標誌性姿勢，或者是一群朋友圍著篝火、彈著吉他，上面有一輪滿月。另外有一些鏡頭是以人物爲導向的——朋友、兄弟姐妹、父親和兒子之間安靜而深刻的互動。
但是，《騎士》中最超凡脫俗的時刻恰恰是那些表現騎術的時刻：牛仔在馬背上馳騁於大平原，沐浴著溫暖的陽光和風的樂趣；牛仔競技表演明星們爲了保持在一匹脫繮野馬上的姿態而進行雜技表演；馴馬師有條不紊地馴服一頭狂暴的猛獸，使其能夠安全地騎上它。
這些都是強有力的時刻，部分原因是它們象徵著人類職業的美麗和尊嚴。馴服一匹野馬、騎上一匹脫繮的野馬、跨上馬鞍像風一樣騎行，這些都令人感覺是「正確」的，因爲它符合人類被造時領受的責任，即從混亂中帶來秩序。每項工作——從理髮到擺放貨架，再到做心臟手術——最終都是爲了這項任務。
《騎士》不僅是2018年最好的電影，而且是我見過的關於職業的最好電影。它以自己安靜的、非說教的方式，提醒我們工作和人類生存目的的尊嚴力量，它思考當這些東西被奪走時生命的意義。
該片的部分吸引力來自於它的紀實性。它是一種新現實主義的美國中西部生活寫照，由非演員扮演他們自己。在電影中，這種紀實與虛構混合的傳統由來已久（經典的例子包括維托裡奧·德·卡的《偷自行車的人》和哈斯克爾·韋克斯勒的《冷酷媒體》），但這種類型在近年來得到了復興。像安德里亞·阿諾德的《美國甜心》（American Honey，2016年）、肖恩·貝克的《佛羅里達樂園》（The Florida Project，2017年）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15點17分，啓程巴黎》（The 15:17 to Paris，2018年）都突出了非職業演員扮演的角色，情節部分是基於他們的真實生活。
《騎士》聚焦於一群拉科塔（Lakota ）牛仔，趙婷在南達科他州的松樹嶺印第安人保留地拍攝她的前一部電影《哥哥教我唱的歌》（Songs My Brothers Taught Me）時接觸到了他們。布雷迪·詹德利奧（Brady Jandreau）的故事尤其讓人印象深刻，他是一名20多歲的牛仔和馴馬師，2016年在一次牛仔競技比賽中差點喪命，那次事故使他陷入昏迷，頭上還插了一塊金屬板。醫生建議他永遠不要再騎馬，事故發生後，詹德利奧在目標和自己的身份上掙扎。他是一名騎手，這是他生來就該做的事，但他是否願意冒著生命危險來維護他的使命感？
《騎士》基本上是對布雷迪的故事進行了略微的虛構，由布雷迪·詹德利奧本人（在影片中改名爲 「布雷迪·布萊克本」）以及他現實生活中的父親、姐姐和牛仔競技場的朋友主演，他們都在有時是劇本、有時是即興的場景中扮演自己。
由於影片緊貼人物生活的真實事件，這些非職業演員的動態更有說服力，而沒有令人分心。趙婷明智地將鏡頭轉向這些人，讓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表演」，就像他們自己的生活一樣。他們真正的家、真正的工作場所、真正的當地人聚會都被用作場景。在製作過程中，布雷迪花了一上午時間訓練馬匹（他的日常工作）——這成爲影片中一些具有吸引力場景的素材。
趙婷知道，生活中一些最美麗的時刻並不是計劃出來的，所以她明智地以寬鬆的方式對待電影製作，對重新定向和偶然事件持開放態度，這源於一種藝術上的謙遜，她知道世界的自然戲劇通常比我們對它的各種操縱更有戲劇性。在這方面，她反映了電影導演特倫斯·馬力克的美學，他同樣優先捕捉偶然和「不必要」的美（一場午後的雷雨、一群鳥、兄弟姐妹之間的有趣時刻），即使它沒有功利的情節目的。
這是我希望更多基督徒藝術家採用的風格。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認識到世界的內在之美和真理——畢竟是上帝創造了它——並且相信，只要把鏡頭轉向這個世界，充滿愛意和專注，就能比最誇張的、說教式的護教演講更容易將觀眾打動到超然的地方。
趙婷的目光也有一種溫柔，可惜似乎很少有基督徒電影人擁有這種溫柔的目光。很明顯，她真正關心布雷迪和影片中的其他人物。他們不是爲趙婷的情節或議程提供功利服務的對象。她的攝影機從未利用他們的痛苦，但它確實以同情的態度停留在他們身上，以一種罕見的、有尊嚴的耐心和存在感來捕捉這些生命的快樂和悲傷。然而，趙婷的目光也是充滿盼望的。她尊重弱點而不迷信弱點，讚美生命的寶貴和有意義的性質，即使在感覺最無望的時候。
在《騎士》中，有一個時刻，布雷迪描述了馬和人之間的一個關鍵區別。如果一匹馬像布雷迪在牛仔競技比賽中那樣受傷，它就會被「放倒」。但對人類來說，我們必須繼續活下去。即使受傷或生病使我們無法工作或使我們變得「無用」，我們也不會像馬那樣被射殺（在影片中也是如此）。爲什麼？因爲作爲上帝的形像承載者，我們擁有基本的尊嚴，超越了我們是否有用、力量或美貌。
這是一個關於人性的常識，爲當前關於生命尊嚴的辯論提供了參考（見最近的阿爾菲·埃文斯爭議）。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它引導我們承認未出生的孩子、身患絕症的人、殘疾人（正如最近在美麗的紀錄片《森林夏日》中看到的那樣）以及其他人類「生存能力」（不管這意味著什麼）受到質疑之人的尊嚴並爲其生存價值而鬥爭。
然而，對布雷迪來說，這是一個屬於個人的真理。他是一個擁有力量、夢想和驕傲的年輕人。他的身份、他的男子氣概、他與牛仔生活的聯繫——所有這些都受到了他受傷這一事實的威脅。像美國其他許多因各種原因而努力尋找工作的年輕人一樣，布雷迪感到失落和沮喪。
「我相信上帝給了我們每個人一個目標，」布雷迪在影片後期的一個時刻說，抓住了影片的中心主題。「對於一匹馬來說，它是要在草原上奔跑。對於一個牛仔來說，它是爲了騎馬。」
布拉迪在影片中的旅程是發現新的方式來實現這個「騎馬」的目的，他使用了一個新途徑來回應呼召。他自己可能永遠不會回到牛仔競技場，但也許他可以訓練下一代的牛仔競技明星，或者訓練馬匹。或者在雜貨店的貨架上放貨。或者僅僅是做一個好朋友。也許「騎馬」的榮耀實際上只是一種擁抱日常生活旅程的姿態。
影片中一些最有力的場景描述了布雷迪探望他現實生活中最好的朋友萊恩·斯科特的情景，萊恩·斯科特曾是牛仔競技表演的明星，現在癱瘓了，沒有能力走路或說話。布萊迪和萊恩在一起時顯得最開心，他開玩笑，回憶往事，夢想著再次騎馬。兩個人的身體都糟透了，萊恩比布雷迪更嚴重，而且兩人都知道他們的牛仔競技生涯已經結束。他們分享這種聯繫，但不是在一個絕望和自憐的地方。他們在一個更深的地方建立聯繫，一個堪稱「末世論」的盼望之地。
事實上，他們在影片結尾處的擁抱因其力量和渴望而引人注目。這個擁抱是說：「我們會再次騎馬，兄弟。這並不是終點。」
就其標誌性的圖像和邊疆美學而言，《騎士》使西部英雄的流行形像變得複雜。儘管在生活中單槍匹馬是令人激動和自由的-——爲一個孤獨的牛仔，征服了未被馴服的馬匹和懲罰了大草原，但這並不是我們在生活中最繁榮的地方。我們在與他人的關係中是最有人性的。我們最活躍的時候不是我們的身體最強壯的時候，而是我們的靈魂最敞開的時候——愛別人並讓自己被愛。
儘管當我們拿起錘子或穿上馬鞍時，有活力和善意——把秩序從我們發現自己所處的任何混亂角落中帶出來，但最終我們收到的禮物是人性的尊嚴而不是我們贏得的地位。當我們收到這份禮物時，我們就從爲自己辯護的負擔中解放出來。無論我們是在輪椅上、馬背上、駕駛艙裡，還是在電腦屏幕前，我們都可以快樂地迎接我們面前的挑戰。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Rider' Shows the Dignity of Work and Weak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