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組合米切爾（Mitchell）和韋伯（Web）在英國上演的一出小品中，兩名在壕溝中小憩的納粹士兵突然開始自我反思。他們開始注意到自己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不像是好人，他們制服上的骷髏和屍骨讓他們不安；還有一些從高層軍官那裡傳到耳中的信息讓他們疑慮。最終，其中的一位神情凝重、臉色平靜地向著他的戰友問道：「我們是壞人嗎？」
這一齣劇情很逗人樂，不僅是因爲它造成的意外感，另一個因素是：旁觀他人大夢初醒的時刻總給人一種莫名的快感。如今文化界正上演著的一個重要現象正是對這種快感的詮釋。許多宗教與政治界持保守見解的人們，正在以驚奇（與感激）的心情，觀望著一群世俗學者們對當今自由派主流信仰的挑戰。那群世俗學者爲數不多，卻有著很大影響力和公信力。這出自由派反自由派的戲，成爲了當今眾多作者與教育界人士寫作的標題，而這些作者們自己並非保守派基督教信仰的持有者。這齣戲在人們慣常認爲的，類別分明的世界觀幕布上留下了一道褶皺。那些學者們是自由派團體中的「吹哨人」。哨聲針對的，是當今自由派神學中脫離現實與專橫跋扈的成分。
而且極其重要的是，世俗界對自由派的反抗是一場運動，它探尋著人類的本性，探索著現實是否可以辯駁，也探討著公眾與個人成長壯大所需的基礎。如果基督徒們能夠用心靈用智慧去傾聽這一分裂時刻中的喧譁，我們會發現世俗主義的束縛正開始從很多人的良心上剝離開來，並且會發現在那裡有一種無聲的邀請，邀請某事物（或某一位）來填補人們對真理，正義和仁慈的渴望。
喬丹·皮特森（Jordan Peterson）是一位臨床心理醫師與教授，後來成爲了百萬富翁與YouTube名人。他是哲學家人群中 「吹哨者」 的代表。皮特森所做的，並非是爆料涉及政府的祕密文件，他吹響的哨子指向了一個更乖張的對象：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皮特森並非是一位經典意義上的保守派人物，他是神祕主義者但不是一位宗教人士，他崇尚那些挑戰宗教權威的先鋒人物，比如卡爾·榮格（Carl Jung）與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他支持同性婚姻。在任何其他領域，皮特森都會被視作爲打著心理分析招牌的世俗自由主義評論家。但正是因爲皮特森在一些問題上站在了進步主義發展史的對立面（比如解構女權主義[deconstructionist feminism]，涉及跨性別者 [transgender] 的法律，言論自由，以及資本主義的益處），使得他與學院派的左派精英們格格不入。於是他成爲了世俗界倒攻世俗堡壘的代表人物。
皮特森對當代美國大學的批判，以及對宗教與超驗道德體系治療功效的伸張，被批評者斥責爲特權階層白人守舊的、羞辱千禧年一代的世界觀。卡米爾·派格利亞（Camille Paglia）也是一位不容忽視的人物。派格利亞是一位畢生的女權主義學者，她視自己是跨性人（transgender）、一位1960年代的激進人士。但爲什麼她最近受到了互補主義福音派（complementarian evangelical）與保守派的正面引用呢？正如皮特森，派格利亞成爲了塑造她的校園自由主義的挑戰者。
具體而言，派格利亞毫不含糊地批判與譏諷著她所相信的當代女權主義對生物學現實的背離。派格利亞將進步主義對男女在生物學層面差異的否認，視作爲不誠實的擺弄姿態，她斥責做這一姿態的意圖是平撫激進人士，並達成政治目的，而非爲追求智慧與真理去開展學術工作。在她最新的論文集《挑釁：藝術，女權，政治，性別與教育論文集》（Provocations: Collected Essays on Art, Feminism, Politics, Sex, and Education）中，派格利亞抨擊了忽視真實並管制言論的左派。她以尖刻的文筆宣告著對一系列左派主張的摒棄：從解構女權主義到「規範性別稱呼」法（law against misgendering）。因她對交叉女權主義（intersectionality/intersectional feminism，女權主義的一支，關注個體在社會與政治歸屬方面受到的各種歧視的交叉重疊，比如種族、階層、性別、殘疾狀況等方面的歧視——譯註）正統的離棄，派格利亞現在自己擔任教職的學校裡正面臨著激烈的反對。
如果說皮特森的首要身份是心理醫師，並且他的政治立場多少也是恰巧偶然如此；那派格利亞則是明確地針對著她的同事在社會與政治問題上的學術霸權。然而與皮特森一樣，派格利亞所反對的並非是世俗主義的框架本身。她是一位性革命的積極倡導者，支持色情業與墮胎。派格利亞所挑戰的是進步主義意識形態對事實確定性，對生物學現實，與對歷史積澱下的社會準則的壓制，她也挑戰進步主義陣營使用言論限制（speech code）以及立法手段，對持異議者（比如她自己）執行這些壓制的做法。當校園上的女權主義者只看到強暴文化（rape culture）時，派格利亞看到了世代以來男性爲了保全女性與孩子做出的犧牲。當奧伯格菲爾（Obergefell：指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同性婚姻合法性的Obergefell v Hodge一案裁決中，主張同性婚姻的一方——譯註）一派的勝利者視同性傾向爲內稟天生，並且在《撒母耳記上》與簡·奧斯汀（Jane Austen）作品中找到莫名的潛台詞作爲支持的時候，派格利亞看到的是反智主義與阿諛迎合。可能最顯著的事情是，當現代進步主義認爲自己抓住了保護自尊與信仰的機會時，派格利亞看到了一套無情管制思想言論和反民主的正統教條。
「正統」是一個重要的詞，因爲自由派中湧現的反進步主義聲音最激烈的抗議（即皮特森與派格利亞最能達成一致的地方）便是現代自由主義，特別是傳承自大學校園的一支，已經拋棄了它理性與「思想自由」的精神，演變成爲了一種新的原教旨主義。長久以來，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最清晰的反差在於，前者主張個體的首要性以及實現個體權利的終極重要性，後者，即宗教/右翼人士則共同認爲需保留超越個體主義的道德體系。這就是爲什麼文化與政治界的左派會舉起 「你的想法你做主」（Think for yourself）以及 「我的身體我做主」（「My body, my choice」，支持墮胎運動的口號——譯註）的標語。
但如今，反倒正是那進步主義陣營的守門人，開始構建起了世俗版本的、超越個體經驗的道德體系。於是，思想自由遇到了跨性的人理論便被叫停。警告是：「爾等切莫將『交叉主義多元化』視作兒戲！」
從新自由主義正統中，產生了一大批奇葩的異端。安德魯·蘇利文（Andrew Sullivan）成爲了他所處一代最重要的，不懈爲LGBT人群伸張權益（包括同性婚姻權益）的記者之一。他通過自己天主教徒又是同性取向人士的身份，反抗「基督教主義者」（「Christionanist」：他創造的招牌複合詞，用以包括基督教與伊斯蘭主義）保守派，以此開闢了一條回報頗豐的職業道路。從他如今對跨性人激進分子的坦率譴責，以及這類文章在他過去的崇拜者中所引發的蔑視，我們很難猜到不久以前蘇利文還是批判傳統性別思想的最激烈的聲音。
然後就是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一位任職於紐約大學的道德心理學家。哈伊特關於道德心理學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兩本書《正義之心》（The Righteous Mind）與《美國心智的慣壞》（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與格列戈·盧奇安諾夫 [Greg Lukianoff] 合著），激烈地批判了以身份定位驅動的，「敏感脆弱」的當代進步主義風氣。海特並非宗教人士，政治立場屬於左派；但是因爲他主張要加強保護言論自由，並呼籲重視倫理與科學的洞察而非重視意識形態，這使得他被歸於（可能他也倍感無奈）派格利亞，皮特森與蘇利文的同列。
這些自由派的批判聲在許多福音派人士中引起共鳴，原因很明顯。對於基督徒，現實的不可辯駁性與客觀性滲透於存在物的每一根纖維中，因爲聖經開篇就定下了預設： 「起初神創造天地。」（創1:1）。於是對任何降低現實的無可辯駁性，或否認人類道德機制的公開言論，信眾們自然會高度懷疑，不論發出言論者的種族，性別，還是社會地位。
這一新進步主義中滲透的宗教氣息並不應使我們驚訝。奧古斯丁（Augustine）曾寫道人類內心對神的尋求是無止息的（出自《懺悔錄》第一卷第1章——譯註）；鮑勃·迪倫（Bob Dylan）曾唱道：「你得去伺候別人」（出自1979年歌曲Gotta Serve Somebody——譯註），然後戴維·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評論道：「所有人都在敬拜。」 （出自2005年凱尼恩學院 [Kenyon College] 畢業典禮演講——譯註）所以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會去相信超驗的某一物或某一位，而是在於那將是哪一物或哪一位。在這個時代，許多人想當然地將宗教問題降格到了 「意見」 或 「看怎麼對你合適」 的層面。這時，世俗的政治 「宗教」 恰巧展現出我們與生俱來的，發現並傳播真理的需要。世俗的進步主義將此真理定位在 「交叉主義」 （intersectionality）上，但基督徒相信最終極的真理是福音。
以政治意識代替屬靈層面的活動，是應對個體與社會災難的一種方案。而這正是那些反自由主義者關注掛念的現實。皮特森巨大的公眾知名度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對世俗學生，特別是男生們迷茫且不滿生活這一狀況的洞察（並且願意說出來）。最近，派格利亞指責大學中規避扎實的宗教傳統教育的現象，並警告這一缺失會損傷我們文化的自我認知能力。當生命被縮減到經濟與社會政治活動，超驗成分被極力壓縮的時候，這些作者們宣稱等待我們的是嚴重的兩極分化，群體間的憎惡，以及許多人夢想的破滅——他們感到自己深層的需求無法被滿足甚至被取笑。這恰恰是今天我們許多人所見到正在發生的。
雖然福音派很容易爲這些新聞慶賀，但實際上教會本著的是自己一貫流傳的精神。這特別可見於保守派基督教：它被描繪成忠於維持頑固不化的社會結構的一副形像，僅僅因爲它是傳統的、代表美國的。正如帕特里克·德寧（Patrick Deneen）在《自由主義爲何失敗》（Why Liberalism Failed）一書中寫道，經典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勝出的背後，是沉重的代價：在將個人自由與自我確信最大化的同時，我們失去了賦予人生與社會最深層意義的東西。所以當對著經典自由主義的斷層所發的警醒一次次失敗時，認信的新教基督徒們（confessional protestant）開始心生去意，開始轉向於形成黨派與被動自衛的意識形態，以此爲自己在公眾輿論中佔得一席之地。
在這一點上福音派與反自由派真的是坐進了一條船上。派格利亞與皮特森時常擺出一副真的要去挑戰自由主義社會根基的樣子。但這虛僞好比法利賽人，因爲他們害怕這種挑戰所引發的問題反過來落到自己頭上。儘管他們爲生物學規律辯護，爲宗教對西方文明的價值辯護，但他們無一會由此深入下去，探索宗教與世俗自由主義根本上的分歧（事實上，多數此類評論人士在這時會轉開話鋒，避免讓人感覺他們真會去那麼幹）。於是，他們將問題歸結爲技術操作上的而非哲學上的（因爲皮特森等人將福音信息視作是修理社會問題工具箱裡的候選工具之一，而非需要人們去信靠的終極現實；對於他們，社會問題加重的原因是因爲人們沒有用對工具而不是人們根本信念的偏差——譯註）。因爲這些進步主義正統的背離者還沒有挑戰自由主義的根本主張，對於自由主義這棵樹，他們只是在扔掉腐爛的果子，不會去連根拔起。
信靠福音的基督徒們自然對這些世俗界的反自由主義聲音會感到共鳴。但是這裡有一種危險的誘惑：允許自己與世俗界批判政治正確文化（political correctness [PC] culture）的聲音歸爲一類多少是一個陷阱，因爲那會把福音獨特的見證邊緣化，讓步給我們對族群意識本能的遵從。在聖經裡，沒有一處將冒犯精英文化守門人的意願當作是勇氣與求真心的體現，特別當這種冒犯的意願攜帶著公眾影響力與政治權力因素的時候。基督教的愛包含著一組內在的對立：以愛的態度來講述真理。這一點是讓主流政治評論人士惱怒不已的。
雖然當他們對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與激進精神（activism）的崇尚發出警報的時候，政治正確文化的批判者們是正確的，但這些趨勢與基督教思想的些許共鳴，還體現在另一個更重要層面的意義上。如果學生的 「覺醒」 不能對類似「壓制人的教條與艱難的對話會產生人與人的隔閡需要避免」 的空洞的陳詞濫調產生有力批判，那覺醒便毫無強度。另外美國年輕人中對公義的興趣的增長，是否至少部分是消費主義文化無力滿足道德與精神層次的需要的見證？站在基督教立場對進步主義的扎實批判，不能停留於僅將敏感脆弱的千禧年一代斥責一通，而不給出一個令人滿意並可以踐行的替代方案。清晰表達出那個替代方案可能意味著要從左右兩派的扔泥巴戰中抽身（這些爭執的關懷是肉身需求的滿足），並建造起有永恆價值的事物。
在一個世俗化的時代，基督徒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抵擋意識形態的敵人，而是如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所說：抵擋時代自身。當卡米爾·派格利亞斥責當代性別政治充滿關於人類本性的胡編亂造與夢幻臆想時，她是正確的。但是她（至少在現在怎樣都）不能承認這些胡編亂造恰恰來自於她自己的一派胡言，來自於她那代人對絕對個人自主的追捧，和由此對啓示而來的造物規範的壓制和反對。安德魯·蘇利文拒絕審視的，是他自己對歷史正統約束的丟棄。後者正是當今人們精神飢渴的一部分，它悄悄地持續地折磨著人們，爲當今抵制文化（cancel culture，這裡特指自由派對保守派的抵制文化，以取消或砸場異見者的公共活動爲通常手段——譯註）的盛宴拉來了食客。喬丹·皮特森，那群人中對傳統最友好的一位，也未能讓自己接受耶穌基督復活的歷史事實，缺斤短兩地打發著他渴求變革的聽眾。在他們的挫敗中，蘊含著傳播福音的機會。
完整的福音面向完整的人類，也是爲了完整的生命。這才是一場真正的社會的革命（諷刺自由派一邊追求的徹底社會變革一邊對抗真正能改革社會的基督教保守力量的自相矛盾——譯註）：無逼迫所致的真心歸信，「已然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指已經得救卻尚未得入神國的現世的生命狀態——譯註）中體現的正義，以及帶來尊嚴與團結，而非奴役與分裂的身份。如果不出於其他原因，美國自由主義陣營中的這種張力是對生命訊息的飢餓之痛。唯一的問題在於，這痛是否能被平撫，以及誰去平撫。
譯：Alex Liu；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the Secular Revolt Against Liberalism Can Awaken People to Re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