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12:24）

就苦難這個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後一本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可能是現代文學中呈現最清晰、最偉大的作品。這本書中的人物在一個充滿苦難的世界中，無法理解所信仰的上帝，無辜者的苦難令他揪心。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提出了一個永恆的問題：「神爲什麼會讓壞事發生在好人身上？」非洲西部發生的事情讓這個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肯特·布蘭特利（Kent Brantly）是來自德克薩斯州的一名33歲家庭醫生，是他妻子的丈夫和兩個年幼孩子的父親。2013年，他與妻子選擇去利比里亞當醫療宣教士。但到了2014年，他卻要爲自己能夠活下去而努力。他感染了埃博拉病毒，這是一種死亡率很高且無法治癒的疾病。他是在爲感染同一病毒的病人提供醫療服務時感染了這種疾病，這種疾病感染後發展的速度會很快。

當我讀到這些悲傷的新聞時，我想起了1991年我們從剛果民主共和國（現在叫扎伊爾）撤退的那一天。軍隊發生了叛亂，街上到處是坦克，總部告訴我們要在事情變得更糟之前離開。我也有一個妻子和兩個與肯特的孩子年齡相仿的小孩。我也作爲醫療宣教士在非洲服務。當時我選擇了離開，2014年時布蘭特利醫生選擇了留下。(當時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美國，在他生病之前回國參加婚禮）。

這兩個決定都是明智的嗎？當我們試圖在一個黑暗和可怕的世界中活出我們的信仰並傳遞耶穌基督的愛時，我們基於什麼接受風險、計算風險，甚至擁抱風險？

首先，這個世界是黑暗和可怕的。我們中的許多人生活在一個方便和能夠控制一切的現代世界裡，在這樣的社會裡，最引人關注的國際問題恐怕是今晚吃什麼樣的民族美食。與這種虛假的安全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聖經》揭露了一個黑暗的世界，邪惡的力量在這個世界中異常活躍（弗6:12）。事實上，聖經甚至說，「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5:19）。埃博拉病毒在幾內亞、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肆虐，炸彈落在了以色列和加沙的平民百姓身上，南蘇丹的種族仇恨使數百萬人捱餓，因爲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切都完全服從於耶穌基督的權柄。這是一個仍然被黑暗之君所統治的世界。

第二，耶穌愛著神所造的世界。像布蘭特利醫生這樣多年來一直熱愛非洲的人，最終會在那裡獻出生命表達他對跟隨耶穌基督的委身，這並不奇怪。這是否意味著他選擇無視其他承諾，不負責任地將他還年輕的家人置於危險之中？關鍵的區別在於，布蘭特利醫生沒有主動選擇危險或尋求痛苦，他只是選擇了跟隨耶穌。當我帶著我也還年輕的家人去非洲時，我沒有主動選擇進入戰區，儘管我知道扎伊爾也有危險。在布蘭特利醫生的家人去非洲的時候，雖然他們知道那裡有風險，但他們並沒有主動地盲目走進危險。

第三，如果我們選擇跟隨耶穌，我們絕不應該對可能受苦這一事實感到驚訝。彼得的第一封信全部是寫給受逼迫的教會的，這樣他們就不會因爲遇見苦難而感到奇怪，苦難應該是基督徒自然的遭遇（彼前4:12）。有一天，苦難和死亡突然不請自來地出現在布蘭特利醫生和他的家人選擇去服務的社區。他們沒有選擇這種危險，也沒有計劃這種風險。他選擇留下，因爲他是唯一有資格爲被疾病蹂躪的人們提供服務的人。他小心翼翼地遵循傳染病控制協議，不主動尋找感染，而是希望自己保持健康，以便他能夠爲他人服務。儘管做出了種種努力，他還是感染了這種疾病。他並不孤單。他與100多名感染了這種病毒的非洲衛生保健工作者站在一起，其中一半人已經死了。

在危險中的去留並沒有什麼黃金法則。我選擇了離開。很明顯，事情會越來越糟，而我在軍事危機中沒有什麼貢獻。甚至還有一種可能性，即外國人的存在只會給我們的剛果基督徒弟兄姊妹增加麻煩。但我並不放心，也不認爲我離開的決定一定是正確的。我不禁相信，布蘭特利博士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他留下了。但是，知道我們是正確的並不令人感到欣慰，壞事發生在好人身上也不能證明上帝的公正。我們的安慰必須有更深的根基。

耶穌在約翰福音12章24節中的話是在有人求見祂的背景下說的。「我們要見耶穌」，一些在耶路撒冷的希臘人在逾越節期間敬拜時說。他們，或者說我們，是多麼不理解所要求的東西。如果我們想見到耶穌，我們將不得不失去我們的生命，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字面上的，但那時誰知道呢。如果我們跟隨耶穌，而不是要求祂跟隨我們，那麼「我在哪裡，我的僕人也要在哪裡」（約12:26）。

在耶穌基督對整個世界的大愛中，特別是對最小的人、迷失的人和被遺棄的人的大愛中，我們不應該對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中看到耶穌感到驚訝。2014年7月，肯特·布蘭特利博士在利比里亞的存在，清楚而美麗地展示了上帝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一個破碎世界的心。我本人對他的生命表示感謝——非常感謝。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Stay or Go When Ebola Breaks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