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我們一家剛移民美國不久，叔叔就送了我一本中文版的美國歷史書。我兩週就讀完了。美國建國過程中，那些風華人物以及他們至高的理想深深地吸引了我。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斐遜的故事更讓我嘖嘖稱奇：他們既是摯友又是對手，友情持續一生，而且居然都在美國獨立 50 週年的同一天離世。
這份興趣很快演變成對美國總統、政治，尤其是對約翰·亞當斯的癡迷。上大學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美國研究專業。高中時，我總是自豪地發現自己比美國同學更了解美國歷史。2005 年，當我和父母莊嚴宣誓成爲美國公民時，那份自豪感達到了頂峯。
在中國，很多老師都跟我說過：如果把國家比作一幅畫，中國就像一幅古老的畫作，歷史的筆觸層層疊加，已經很難再有大的改動。而美國則彷彿一張白紙，充滿無限可能。這個比喻雖然形像地描述了中國的歷史包袱，但用在美國身上卻不太恰當。美國雖然年輕，但正是因爲歷史短暫，反而讓它的社會問題和歷史矛盾更加突出。
美國國父們縱然有高尚的理想，也做出了偉大的犧牲，卻沒能阻止奴隸制的蔓延。這個歷史陰影依然在我們中間揮之不去。我的母校，作爲美國第一所天主教大學，最近也不得不直面自己的黑歷史：當年，耶穌會的領袖們居然靠賣掉 272 名黑奴來給學校籌款。
內戰結束後，奴隸制是廢除了，可種族歧視卻遠未終結。接下來的百年裡，吉姆·克勞法（種族隔離法——譯註）橫行霸道，原住民遭受屠殺，排華法案大行其道，日裔美國人被關進集中營，各種針對少數族裔和移民的歧視層出不窮。直到今天，我們的國家還在爲解決警察暴力和司法體系對非裔美國人的不公正問題而絞盡腦汁。
作爲教會一員，我們不禁悲嘆：「這種狀況還要持續多久？」而作爲中國移民，我不由自問：「在這個國家裡，我的歸屬在哪裡？」2001 年，家鄉爆發種族騷亂時，我錯誤地站在白人同學一邊，質問道：「爲什麼黑人就不能安分守己，不惹麻煩呢？」但隨後我又開始思考，在這個國家，我要怎麼做才能看起來「正常」？是不是要更加努力地融入，交白人朋友，在名校研究美國歷史，娶個白人女孩？如果這樣做，是不是意味著我必須把自己的「華人」特質藏在家裡或者少數幾個場合，免得在朋友中顯得格格不入？
事實上，我確實也是這麼做的。我接受了一流教育，大學畢業就進入大公司做律師，娶了一位可愛的白人姑娘，現在還在一個以白人爲主的美國長老會教會擔任牧師。但我能被主流社會接納，總是建立在我願意玩這場「同化遊戲」的基礎上。最近因新冠疫情而興起的反亞裔言論和情緒，再次提醒我，我在社會中的地位有多麼脆弱。每當政客們談論要讓美國「重拾昔日輝煌」的願景時，我總忍不住想：在那個「輝煌」的美國裡，像我這樣的人是否真的有容身之處？
雖然我對美國有些批評，但我也不曾忘記：在 9·11 事件後，全國上下團結一心，開國先賢的英雄理想和犧牲精神通過這次事件大放光彩。我親眼見證了正義的進步——我們迎來了首位黑人總統。我心懷感激，因爲在這片土地上，我不僅找到了信仰，還能自由自在地和其他信徒一起敬拜上帝。能成爲美國公民，我深感自豪。
在這個獨立日，我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爲國家的成就感到驕傲，爲神在這片土地上賜予我們的種種恩典歡欣雀躍。但同時，我們也要記住：獨立日不只屬於我們，它同樣屬於那些抗議者和維權人士，屬於移民和難民，屬於穆斯林和基督徒，屬於黑人和亞裔。
要說美國有什麼與眾不同，那就是這裡像個大拼圖，各種文化交相輝映，讓我們的社會多姿多彩。我真心希望，無論是我的中華文化，還是非裔、阿拉伯、拉丁裔的文化，都能和白人文化一樣，在這片土地上綻放光彩。
不過，我們也要記住：雖然我們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理想也很高尚，但美國，或者說民主自由的道路，都不是歷史的終點站。
我記得 2005 年夏天入籍宣誓時，我放棄了對其他國家的效忠，宣誓忠於美國憲法。老實說，我頂多算個「顛覆型愛國者」——不是說我時時刻刻找機會想背叛國家，而是因爲神呼召我成爲祂的子民。每天，當我看到不公、暴力、邪惡、苦難時，我都會禱告：願神的子民在黑暗中做光，願耶穌君王的榮耀和權柄早日完全彰顯在這世上。
我是個「顛覆型愛國者」，這是因爲，儘管我們國家取得了不少進步，但美國並不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之最終盼望。我效忠的是那位捨己的君王，祂捨棄了自己的生命、自由和幸福，爲的是把我們從罪的暴政中解救出來。這樣，這些權利才能真正成爲我們「不可剝奪的權利」，不僅在今生，更在永恆裡。
我是個「顛覆型愛國者」，因爲在美國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更深的真理：「無論是生是死，我的身體和靈魂都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我信實的救主耶穌基督……祂透過聖靈使我有永生的確據，也使我從今以後甘心樂意地爲祂而活。」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I Became a Subversive Patri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