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福音派的氣氛發生了一些變化。曾被看爲是褒義的詞語，例如「溫和」或「深思熟慮」，以及「細膩」和「善良」這樣的形容詞，現在遭到的是許多右派基督徒的輕視和嘲諷。
對一些人來說，他們認定了這些詞描述的是一種過於注重討好世界的心態。以這種方式與「文化精英」打交道太過軟弱，帶來的左傾政治，並且會在社會上造成巨大破壞。根據這一觀點，「溫和」當然有著良好意圖，但溫和的態度和行動顯示出的是對政治和文化變革的異常天真。
我們如何走到了讓一些基督徒唾棄文明禮貌的地步？在前一篇文章中，我簡要介紹了「新宗教右派」的興起，並解釋了爲什麼一些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渴望以更加對立的方式來參與文化。今天，我想更深入地探討一下，爲什麼有些人摒棄了福音派正面的、具有牧養心腸的文化變革姿態，而採取了一種更好鬥的政治性進路。
爲什麼像「細膩」和「溫和」這樣的詞今天會受到一些右派的譏諷？因爲這些描述詞所代表的策略被許多人視爲已經失敗。社會正在迅速變化，而且對基督教大大不利。
基督徒經歷了一場快速的轉變，傳統基督教已經從受人尊敬降格爲受人鄙視。例如，2008年，華理克（Rick Warren）在奧巴馬總統的就職典禮上禱告。但是僅僅四年後，路易·吉格里奧（Louie Giglio）——他的神學框架和方法大致和華理克相同——就被認爲太有爭議，不能做同樣的事。當馬克斯·盧卡多（Max Lucado）和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等著名的、受人尊敬的牧師被視爲仇恨和偏執狂（凱勒甚至因此被取消了一個獎項）時，怎麼還會有人如此天真地認爲「深思熟慮」或「溫和」能夠贏得社會的聆聽？
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們本能地認識到，再好的善意或聆聽也無法在那些聲稱基督教道德教義是壓抑和有害的人中帶來溫暖的感覺。基督徒不能通過「裝好人」來贏得聆聽。因此，一些基督徒認爲，現在我們需要直率、大膽和對抗。文化戰爭正在向我們襲來，我們需要站起來戰鬥。
儘管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相似之處，但我們不應該認爲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正在拿起與傳統宗教右派相同的劇本。與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不同，我們大多數人都同意我們是在巴比倫而不是以色列，區別在於如何更好地作爲流亡者生活在巴比倫。
一代人以來，許多福音派基督徒都認爲我們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道德少數，這個世界即使沒有敵意，至少也是對我們的觀點勉強容忍。多年來的經驗表明，先知耶利米給巴比倫流亡者的信一直是幫助我們在這個時代忠心生活的首選經文，請看29:5-7：
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爲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致減少。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爲那城求平安，爲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爲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換句話說，記住，基督徒，你不能隨性而行，你需要忠心地生活，需要增加自己的人數，需要尋求巴比倫的福祉。在幫助城市文明繁榮的同時，代表城市向耶和華禱告。這就是許多福音派牧師和領袖參與當下文化時刻的方式。
還有另一種方式來看待如何在巴比倫忠心——不僅要追求這個城市的福祉，而且要揭露其偶像崇拜和作惡的面目。畢竟，這就是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做的。這就是爲什麼你會發現越來越多的年輕福音派基督徒說，現在是時候像但以理一樣，站在窗口公開祈禱了——不管我們違反了什麼世俗的規則，也不管我們所做的多麼令人不快。要像那些拒絕君王肉食的但以理一樣，要拒絕向偶像叩拜的命令。
如果正確地理解，這兩種姿態不一定是衝突的。
對抗派會說，對立正是我們追求城市福祉的方式；而溫和派會說，沒有比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所表現的態度更好的那種有恩慈的例子了。雙方說得都很有道理。這就是大衛·多克瑞（David Dockery）所說的有信念的文明（convictional civility），這也是我們都應該追求的，無論你認爲今天的重點應該放在文明上還是放在你的信念上。
不幸的是，發生的情況（往往是在網上）是，善良、有信念文明的一方很容易被塑造爲「軟弱」和「遷就」，或者主張對抗的一方被視爲「可恨」或「卑鄙」。其結果是兩個陣營的割裂——一種惡性的分化，因此信念和文明被對立起來。那些強調需要文明與和平的人開始迴避大膽地陳述他們的信念（以便不會顯得像那些刻薄的混蛋），而那些強調需要大膽和對抗的人則遠離禮貌和尊重（以便不會顯得猶豫不決或沒有信念）。然後每個陣營都爲自己一方的最壞表現而歡呼。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就像那些強調禮貌和對話的人很容易滑向相對主義或妥協一樣，那些強調對抗的人也有可能從尊重的蔑視態度轉向惡意的姿態或對支配地位的追求。在這種情況下，目標不再是拒絕屈膝的忠心，而是控制權力的槓桿，以脅迫或「擊敗」我們的「敵人」。它假定了政治權力是文化變革的原點，基督徒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獲勝。這條路現在很有吸引力是有原因的，我們將在今後的專欄中更仔細地研究這一趨勢。
對於如何從這一困境中解脫出來，我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有幾個要點，我希望我們都能認識到。
首先，「溫和」不是一種政治策略。我們尋求禮貌和溫柔，並不僅僅是一種旨在贏得鄰居接受我們觀點的策略。我們尋求這樣的對話，因爲我們的主命令並示範了這些，有恩慈是屬靈的果子。
其次，在不同的文化變革季節，教會可以也應該轉變其公共姿態。如果我們認爲只有一種典型的姿態（基督「高於」文化，或基督「反對」文化）會適合所有的時間和環境，我們就愚弄了自己。
第三，一些基督徒可能在氣質上傾向於某種特定的姿態，而另一些人則可能在顯示忠心所需的不同美德方面更具天賦。我們不應該堅持用一種餅乾式的方法來參與文化活動。在美國採取一刀切的做法是荒謬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有各種文化和亞文化的國家。我們應該傾聽和學習那些可能根據他們的環境而表現出不同方法的領袖。
第四，我們都應該意識到走向妥協的不同途徑。誠然，對於「溫和」和「深思熟慮的」牧師來說，更大的危險可能是爲了贏得左傾文化影響者和政治活動家的青睞而妥協基督教信念。同樣，「對抗性」和「好鬥」的牧師和領袖的危險是，他們同樣會損害基督教的信念和特徵——但卻是透過否定或淡化普遍的基督徒品格或無視我們主的命令，以便在政治鬥爭中看起來像個「戰士」並獲得他人的尊重。沒有人能夠免於贏得世界青睞的試探，問題是，哪個團體的青睞更有可能使你妥協你的信念，以及以何種方式？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將看看亞倫·雷恩（Aaron Renn）的「福音派的三個世界」（"Three Worlds of Evangelicalism"），它試圖描述不斷變化的文化時刻，以及爲什麼年輕的福音派人士的反應與前幾代人不同。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作者博客：The Tearing Apart of Convictional Civility，系「美國文化戰爭」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