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跨性別健康領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調查報告」發佈了。這項由英國皇家兒科醫學院（UK’s Royal College of Paediatrics）前主席希拉里·卡斯博士（Dr. Hilary Cass）領導，由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委託進行的研究，旨在弄清楚「如何最好地幫助越來越多正在就自己的性別認同問題而尋求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幫助的兒童和年輕人」。這項爲期四年的調查結果寫進了一份長達 388 頁的報告中，正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所言，「對英國直到最近仍司空見慣的做法進行了譴責，而且這些做法在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仍然普遍存在。」
本文的重點不是神學或教牧反思，儘管這種反思無疑是重要的，本文也不會對跨性別意識形態的基礎提出質疑——甚至世俗哲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也越來越多地提出這種質疑。我的目的只是要表明，卡斯的報告否定了四種廣爲流傳的說法。本文將闡述：第一，青春期性別焦慮症（gender dysphoria）並不是終生經歷；第二，青春期阻滯劑（puberty blockers）並不只是爲思考「爭取時間」；第三，青春期阻滯劑和跨性別荷爾蒙（cross-sex hormones）並不是「救命」藥物；第四，近年來跨性別身份認同問題呈指數級增長的原因並不是社會接受度的提高。最後，將指出卡斯報告如何幫助我們更好地進行對話，尤其是與那些在跨性別身份認同問題上與我們意見相左的人。
社會普遍認爲跨性別身份認同是與生俱來的，而且這一觀念不容質疑。這種說法認爲，出現性別焦慮症的兒童或青少年就是跨性別者，因此必須允許他們在此基礎上做出決定。但根據卡斯的報告，童年時期的性別焦慮症「並不能決定這位年輕人將來是否會出現長期的性別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也不能斷定醫療干預對他們來說是否是最佳選擇」（29 頁）。
事實上，未成年人的性別焦慮症並非一成不變的現實，絕大多數在童年或青春期經歷過性別焦慮症的人成年後都不會再出現這種情況。正如卡斯報告，一項研究表明「發現在初次評估時符合正式診斷標準的人群中，持續率爲 10-33%」（67 頁）。換句話說，至少有三分之二在孩童時期表明有性別焦慮症的人，在成年後不再有這種症狀。大多數人長大後成爲了有同性吸引傾向的成年人，他們認同自己的生理性別（67 頁）。（與許多世俗學術研究一致，卡斯報告使用了「同性吸引」一詞）。
許多醫療機構會例行開出青春期阻滯劑處方給青少年，理由是它們只是「暫停」性發育，爲年輕人爭取「思考的時間」。如今，全美的中學健康課上都有這種說法。但正如卡斯報告所指出的，「沒有證據表明青春期阻滯劑能爲青少年贏得思考的時間，而且有人擔心青春期阻滯劑可能會改變性心理（psychosexual）和性別認同的發展軌跡」（32 頁）。令人震驚的是，「絕大多數開始使用青春期阻滯劑的年輕人都從青春期阻滯劑轉而使用男性化/女性化激素」（32 頁）。此外，青春期阻滯劑可能會對認知發展和生育能力等重要生理方面產生負面影響（32 頁）。
那麼，爲什麼青春期阻滯劑得到如此廣泛的使用呢？
2011 年，一個荷蘭科學家小組發表了一項研究，研究對象是在 2000 年至 2008 年間接受過青春期阻滯劑早期治療的 70 名患者。研究對象的最小年齡爲 12 歲，這些孩子必須符合如下條件：「終生有性別焦慮症，並在青春期前後加重，心理穩定，沒有可能干擾診斷過程的嚴重併發精神疾病，並且得到家人的支持」（68 頁）。鑑於「成年跨性別者的精神健康狀況不佳，其中大部分歸因於他們所承受的少數群體壓力和難以以他們所表達/認同的性別來生活」（68 頁），其邏輯是，給青春期前和青春期的孩子開具青春期阻滯劑能讓他們在成年後生活得更爲成功，因爲他們最終看起來會更像他們想要認同的性別。由於認爲服用青春期阻滯劑只是「按下暫停鍵」，因此開具青春期阻滯劑的理由還包括：在做出有關使用跨性別荷爾蒙的重大決定之前，給年輕人留出思考的時間。
就在荷蘭研究報告發表的同一年，英國的一項研究開始對錶明有性別焦慮症的兒童使用青春期阻滯劑。2015 至2016 年的初步研究結果並未顯示出有任何益處。這項實驗發現，98%使用青春期阻滯劑的孩子都繼續服用跨性別荷爾蒙，這不僅僅是一個中間步驟（71 頁）。但這項研究的結果「直到 2020 年才正式公佈，當時的結果顯示缺乏任何可衡量的積極成果」（68 頁）。
與此同時，根據後來稱爲「荷蘭方案」的規定，從 2014 年起，歐美國家開始爲孩子們常規性地開具青春期阻滯劑，儘管其中許多孩子「並不符合原始方案的納入標準」，包括「在青春期之前沒有性別不一致病史的患者，以及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和複雜精神健康問題的患者」（73 頁）。
主張開青春期阻滯劑處方的人聲稱，青春期阻滯劑能緩解性別焦慮症，改善身體形像和心理健康狀況。但是，卡斯報告所依據的系統性分析（systematic review）「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青春期阻滯劑能改善身體形像或性別焦慮症，對心理健康產生積極影響的證據也非常有限，在沒有對照組的情況下，這可能是由於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或伴隨的心理支持所致」（179 頁）。研究還發現，「青春期阻滯期間骨密度會受到影響」，而且「關於青春期阻滯對心理或社會心理健康、認知發展、心血管代謝風險或生育能力影響的證據不足或前後不一致」（32 頁）。
鑑於青春期阻滯劑對一系列健康結果的潛在風險，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於 2023 年 7 月建議只向參與科學研究的未成年人提供青春期阻滯劑（32 頁）。隨後，英國成爲第五個停止在嚴格控制的科學研究之外對有跨性別身份認同問題的青少年使用青春期阻滯劑的歐洲國家。
青春期阻滯劑和跨性別荷爾蒙經常被標榜爲拯救生命的干預措施。有跨性別身份認同問題孩子的父母經常被問到：「你願意要一個活著的女兒還是一個死去的兒子？」或反之亦然。卡斯報告指出：「有人認爲，激素治療可降低這一人群因自殺而死亡的高風險，但所發現的證據並不支持這一結論」（33 頁）。
英國 2011 年早期干預研究的初步結果不僅沒有證實青春期阻滯劑對精神健康有益，反而表明青春期阻滯劑會使一些年輕人的精神健康狀況惡化，而非改善。這項研究「並沒有顯示出精神健康狀況的改善，事實上，根據父母所述，一些天生的女性『內化』狀況（抑鬱、焦慮）有所惡化。」令人擔憂的是，「根據《青少年自我報告量表》（Youth Self Report Scale）顯示，在接受治療一年後，特別是在生而爲女性的群體當中，對『我故意傷害自己或自殺』這一說法評爲『有時爲真』的青少年人數顯著增加」（70-71 頁）。
那麼，爲什麼人們普遍認爲青春期阻滯劑是救命藥呢？
卡斯報告解釋說：「有許多報導稱，青春期阻滯劑有利於減少患有性別焦慮症兒童和青少年的精神痛苦，並改善他們的健康狀況。」這些報導給醫生們施加了壓力，要求他們「繼續開具此類治療處方，理由是：不這樣做會使青少年面臨自殺的風險。」但是，卡斯報告所依據的系統綜述發現，「這些研究的質量很差」（179 頁）。
研究性別治療結果的困難之一在於，許多轉診到性別診所的年輕人還面臨著其他挑戰。對多個國家的轉診情況進行調查後得出結論：「這些兒童表現出的孤獨症譜系障礙（AS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焦慮、抑鬱、飲食紊亂、自殺、自殘和無性向水平高於預期」（97 頁）。例如，芬蘭的研究人員發現，「四分之三以上的轉診青少年需要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科專家的支持，原因是在性別焦慮症以外的其他問題中，許多問題是嚴重的、早於性別焦慮症的，並且不認爲它們是繼發於性別焦慮症的 」（91頁）。同時，研究發現，有跨性別身份認同問題的人患自閉症的「可能性是同齡人的三到六倍。」（93 頁）
轉診到性別服務機構的年輕人也很有可能有過「不幸的童年經歷」。例如，研究發現，在所有轉診到性別服務機構的孩子中，約有一半曾受到母親精神疾病或藥物濫用的影響，而近四分之一的孩子曾遭受家庭暴力。（94 頁）
就自殺意念和自殺未遂而言，有跨性別身份認同問題青少年的自殺率高於普通人群。但這並不是因爲社會對跨性別人群缺乏接納或未能提供「性別肯定藥物」（正如人們經常聲稱的那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他精神健康問題造成的。最近的一項國際數據研究顯示「回顧了 1996 年至 2019 年間所有由性別診所轉診的青少年（2083 人），並將他們與年齡匹配的對照組（16643 人）進行了比較。」該研究發現，「雖然性別轉診青少年的自殺率高於普通人群，但如果考慮到專科醫生級別的心理健康治療，這種差異就會基本拉平」（96 頁）。卡斯報告的結論是「總體而言，很難得出確切的結論，因爲在性別焦慮症青年人群和對照人群中，自殺的絕對風險都很低，所以自殺的人數很少，這一點值得慶幸」（96 頁）。
流行的說法是，跨性別兒童因爲跨性別而承受痛苦，「性別肯定藥物」加上社會的接納將解決他們的精神健康問題，並防止他們自殺。而事實是，許多跨性別青少年除了性別焦慮症之外，還面臨著精神健康方面的挑戰，而這些其他需求往往被忽視。卡斯報告的結論是：「證據並不能充分支持性別肯定治療可降低自殺風險的說法」（187 頁）。
在過去 15 年裡，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整個西方世界，轉診到性別診所的未成年人數呈指數級增長，男女比例也發生了翻轉。在英國，「2009 年，15 名青少年女孩和24 名青少年男孩轉診到英國的性別診所。但到 2016 年，有 1071 名青少年女孩和426 名青少年男孩轉診。」事實上，「從 2014 年起，轉診到性別認同發展服務中心（GIDS,the 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Service）的比例開始呈指數級增長，大部分轉診者都是天生的女性，在青少年早期就診」（85 頁）。到 2022 年，性別認同發展服務中心收到的轉診數量已接近 5000 例，但由於記錄不完整，具體數字尚難確認（85 頁）。
卡斯報告指出，社會對跨性別身份的接受度提高是對轉診人數增加的「常見解釋」。但是，雖然「對跨性別身份的接受程度明顯提高，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中，但在極短的五年時間內，轉診人數的指數級變化遠遠快於對少數群體接受程度的正常變化。」此外，報告還指出，社會接受度的提高「並不能充分解釋（多數轉診患者）從天生男性到天生女性的轉變，這與以往任何歷史時期的跨性別現象都不同」（26 頁）。
那麼，是什麼推動了這種指數式增長以及（多數轉診患者）從男孩到女孩的轉變呢？
卡斯報告指出，「在人生的這個階段，同伴影響（Peer influence）是非常強大的」（122 頁）。報告指出了社交媒體對跨性別兒童的影響，以及社交媒體與一系列精神健康問題的相關證據：
對 20 項研究的系統綜述發現，社交媒體的使用與身體形像問題和飲食紊亂有關[荷蘭與蒂格曼（Holland & Tiggermann），2016 年]。許多其他研究表明，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使用與年輕人（尤其是女孩）的精神壓力和自殺傾向有關，並存在明顯的量效關係（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阿比-焦德（Abi-Jaoude）等，2020 年]；也就是說，上網時間越長，影響越大（110 頁）。
除了社交媒體的影響外，「綜述還獲悉，有女生在學校與其他有性別疑問或跨性別的學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然後也認定自己是跨性別者」（122 頁）。
西方年輕人中跨性別者激增的時間表支持了社交媒體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假設。報告指出，在英國，「2009 年至 2021 年間，18 歲及以下人群的性別認同障礙患病率增長了 100 多倍。這一增長分爲兩個階段：2009 年至 2014 年間逐步增長，從2015 年起加速增長」（87 頁）。因此，「英國轉診人數增長的拐點出現在 2014 年，其他幾個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88 頁）。這與西方青少年無限制地使用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成爲常態的時間相吻合。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其新書《焦慮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中指出，「女孩的精神健康開始崩潰」（165 頁）。事實上，正如卡斯報告所指出的，「性別診所就診人數的增加在某種程度上與兒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的惡化同步」（111 頁）。
總的來說，西方青少年跨性別者人數的指數級增長，並不是一直以來在人口中存在比例相同的「跨性別者」，由於現代社會對跨性別者接受度提高了，所以有更多年輕人能夠出櫃。相反，很大程度上這是由於社交媒體的影響，它同時損害了Z世代（尤其是女孩）的精神健康，並鼓勵青少年將自己的孤獨、抑鬱和焦慮歸因於真實身份與性別身體的不匹配。
記者海倫·路易斯（Helen Lewis）在爲《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撰寫的文章中稱，卡斯報告是「處理爭論激烈社會問題的典範：細緻入微、感同身受、以證據爲基礎」，並指出「它將一場政治爭論帶回到可證明的事實領域。」對事實的關注意味著，卡斯報告能夠在有關跨性別青少年護理的錯誤信息泥沼中，把我們引向堅實的科學基礎。它還爲那些在跨性別身份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但又同樣希望關愛那些飽受性別焦慮症困擾、或目前身份認同混亂的年輕人的人們之間進行更富有成效的對話提供了基礎。例如，如果你（像我一樣）有孩子在美國的公立學校上學，卡斯報告可以成爲你要求這些學校停止在健康課上告訴孩子們青春期阻滯劑「只是按下暫停鍵」的堅實基礎。
儘管許多關於有跨性別身份問題青少年的說法都沒有得到證據支持，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些青少年是一個脆弱的群體，他們需要關愛——儘管不是以可能造成終身影響的醫療干預的形式。對於受社交媒體引導而有跨性別身份認同問題的孩子，我們必須花時間仔細傾聽他們的感受。他們可能因互聯網經歷而患上抑鬱症、焦慮症或對自己身體產生擔憂。由於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負面影響，如果我們爲人父母，就需要爲孩子們設置社交媒體的使用界限，或將社交媒體完全從孩子的生活中移除。
雖然青春期的性別焦慮症並不能決定成年後的經歷，但重要的是我們要認識到這可能非常痛苦和令人沮喪。可悲的是，一小部分人會終生與這種感覺作鬥爭。承認這種經歷的真實性並不要求我們同意跨性別男孩是真的女孩，或者反之亦然。但這確實意味著願意傾聽人們的感受。
我們也不能忘記，有些孩子天生患有性發育障礙或是雙性狀況（intersex condition），這意味著他們的身體並不完全符合男性或女性的標準。這些孩子往往會夾在中間。處於這種狀況的基督徒父母不得不爲他們的孩子做出艱難的醫療決定。在更廣泛的文化中，有人想利用他們來證明跨性別身份的合理性；而在基督教文化中，有些人則會嘲笑竟然有人對自己的性別產生疑問。我們需要對自己進行性發育生理障礙方面的教育，這樣我們才不會過於簡單粗暴地應對這場對話，也不會無法爲這些家庭提供支持。
總之，無論是日常生活中與我們的孩子，還是與我們的鄰居、同事、朋友或公立學校的管理者進行談話，當談到跨性別青少年時，卡斯報告都爲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基礎，讓我們能夠進行更有果效的對話。如果我們是耶穌的追隨者，我們就必須用愛心說誠實話。當涉及跨性別身份醫學研究的一些具體問題時，卡斯博士讓我們更好地了解到真相。我們要做的就是把愛給出去。
譯：北落師門；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ransgender Meds for Kids? 4 Findings from New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