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福音聯盟有時會發表對藝術或媒體作品的批判性評論，這不應被理解爲對該作品的推薦。福音聯盟經常討論電影、電視和其他形式的藝術作品，主要是因爲它們在幫助我們理解所要接觸的文化上能夠帶來幫助。在你決定觀看任何我們評論的作品之前，建議閱讀《「我可以看這部電影嗎？」：基督徒觀影指南》。
在好萊塢，「可憎的基督教」這種說法並不新鮮。從反社會的基督徒殺人狂（《狩獵之夜》、《七宗罪》）到假正經、性壓抑的基要主義者（《渾身是勁》、《魔女嘉莉》、《處女之死》），再到嗜血的吸血鬼牧師（《午夜彌撒》）、復仇的教會女性（《迷霧》中的卡莫迪女士）和手持聖經的獨裁者（《肖申克的救贖》中的典獄長），面目可憎的基督徒惡棍在好萊塢作品中無處不在，而且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對好萊塢這樣嚴重地總是從負面形像描繪基督徒，我們懷著一種防衛心態是很正常。但是，與其簡單地大喊「不公平的刻板印象！」，我們更應該考慮這一現象的本質。好萊塢敘事是如何表達更大文化對基督教的憤怒和不滿的？就我們在傳福音和護教中面臨的障礙而言，我們可以從好萊塢作品中學到什麼？
因此，讓我們看看2022年的三部電影吧：《鯨》（The Whale）、《禁食疑案》（The Wonder）和《女人們的談話》（Women Talking），它們都反映一種與信仰摔跤的過程，而且對基督徒的描述基本上是負面的。雖然它們的側重略有不同，但這三部電影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即基督教是一個壓迫性系統，受害人必須從中獲得解救。
達倫·阿羅諾夫斯基（Darren Aronofsky）常常在他的電影中探索信仰，而且往往是以令人不安的方式（見《諾亞方舟：創世之旅》和《母親！》）。他的最新作品《鯨》（由塞繆爾·亨特編劇，根據他2012年寫下的劇本改編），通過一個生活在愛達荷州莫斯科市（Moscow, Idaho）患有肥胖症的同性戀故事，對信仰發出了一種挑釁。由布蘭登·弗雷澤（Brendan Fraser）扮演的查理是一個刻板單薄的基督般形像（很有可能獲得奧斯卡最佳演員），他的故事在一個類似於「反受難週」（"unholy week"）的時間框架中上演，在週五以一種可預見的方式達到高潮。
《鯨》將查理描繪成一個被遺棄的人，他令人厭惡的外表可能是爲了向《以賽亞書》第53章中的救主形像致敬（「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同時，教會被描述爲一個憎恨同性戀的法利賽人組織，它宣講愛，但所實踐的是恨。查理已故的男友艾倫在當地福音派教會中長大，但由於他的性選擇而被驅逐，最後自殺。因此，對查理來說，教會的手上沾滿了LGBT+的血。
當一位友好的年輕福音派傳道人托馬斯（泰·辛普金斯飾）開始拜訪查理並向他傳福音時，查理似乎短暫地對福音信息有所鬆動。但當托馬斯引用羅馬書8:13暗示艾倫的死是因爲他選擇了肉體（與查理的不正當關係）而不是屬靈生命（對上帝的忠心）時，情況急轉直下。
「你認爲艾倫的死是因爲他選擇了和我在一起？」查理回應道。「你認爲上帝拋棄他是因爲他和我相愛？」
如果查理是爲了成爲某種基督，那麼他的「福音」信息就是本真性和「愛就是愛了」的性自由。他在網絡上教寫作課，反覆告訴他的學生要寫「真實」的東西。「真實」是「查理福音」的終極價值——他所謂的「真實」就是「對自己真誠」。如果對自己真誠就意味著要拋棄妻子和女兒與另一個男人私奔（就像查理那樣，基本上毀了他女兒的生活），那就這樣做吧！如果對自己真誠就意味著逃離家庭或教會、或每天吃兩個比薩，以至於心臟充血性衰竭，那就這樣做吧！真誠第一！
如果對自己的真誠勝過所有其他的價值和承諾，那麼任何阻礙「真實」的東西都會被視爲惡棍。在《鯨》中，教會和它所啓示的上帝和真理比我們的主觀真實性更絕對，因此也成了最大的惡棍。同時，影片中的「英雄」是那些願意對「自己是誰」進行殘酷、真實追尋的人——無論他們讓自己或他人付出多大的代價。
《禁食疑案》講述的是1859年夏天，一位名叫「莉比」（弗洛倫絲·皮尤飾）的護士來到了一個愛爾蘭小村莊，她的職責是看護年輕女孩安娜·奧唐奈（基拉·洛德·卡西迪飾），她已經禁食四個月了，但不知爲何還活著。安娜聲稱她靠「天上的甘露」生活，而她虔誠的天主教家庭和全村人都相信她的說法。作爲科學、理性、思想解放和相信科學的代表，莉比（名爲Lib Wright，音「解放正確」——譯註）自然對此持懷疑態度。她開始調查安娜所謂神蹟的背後真相，並發現了在她看來是危險、妄想的宗教狂熱主義。
在莉比看來，安娜是一個壓迫人的宗教體制下的受害者，該體制無視科學——如果科學破壞他們信仰的話。雖然這個故事發生在1862年，但這部電影顯然受到當今政治動態的影響，世俗進步人士聲稱自己是「科學黨」，而宗教保守派則被指責爲危險的反科學主義者。即便現實更加複雜（進步人士在某些問題上訴諸科學，但在其他問題上卻忽視科學，特別是在性別和生育方面），這一流行說法仍然存在。基督教的超自然傾向被看作是科學的敵人。
改編自2016年同名小說，由智利電影人塞巴斯蒂安·萊利奧（Sebastián Lelio）執導的《禁食疑案》至少承認，利伯的唯物科學主義本身就是一種信仰。莉比和凱蒂（安娜的姐姐）之間的一個對話很有說服力：
「安娜最近吃了什麼，」莉比問道。
「我們救主的肉，」凱蒂回答說，指的是主餐。
「所以只是液體和麪粉？」
「不，女士。不只是液體和麪粉。它是基督的身體和血。」
「那是你的故事，凱蒂。我在尋找的是事實。」
「你看，你也在寫故事，你把它們寫在你的那個小筆記本上。你這本『聖經』可真不錯。」
這部電影默認了信仰和科學都是「故事」，都有真誠的、忠實的信徒。但它沒有對此提出任何疑問，我們應該更喜歡哪個故事。
在影片的結尾（劇透），莉比不負眾望，將被洗腦的安娜從給她精神壓迫（在莉比看來）的家庭和社區的約束中解救了出來。她基本上可以說是綁架了安娜，把她帶到一個遙遠的地方（澳大利亞）作爲自己的女兒生活。在宗教保守派看來，這將是一個進步人士無視父母權利的令人痛心例子，是一種公義的行爲。同時，進步的人士很可能會爲莉比歡呼，認爲她是一個願意捍衛兒童權力最終幫助她從落後的宗教妄想中解脫出來的女英雄。
與其他電影對基督教的破壞方式相比，莎拉·波莉導演的《女人們的談話》對基督教的處理更加細緻入微。是的，基督教可能會成爲不可言說之邪惡的幌子。但是，對於《女人們的談話》中脆弱的女性受害者來說，它也是一個無可比擬的希望之源。
這部電影是根據一本關於門諾會性侵的同名著作改編而來，這本書記述的是一個令人痛心的真實故事。影片講述了一群女性發現自己多次被所在社區的男人下藥和強姦，這些都是她們信任的男人、她們的丈夫、兄弟和屬靈領袖。在這個可怕的發現後，犯罪者暫時離開時，八名女性在一個草棚裡會面，討論她們的選擇。她們是應該什麼都不做、留下來戰鬥，還是離開這裡去追求其他地方的新生活？
顧名思義，《女人們的談話》基本上是一個長長的對話場景，這群女性（由魯妮·瑪拉、傑西·巴克利和克萊爾·福伊等天才女演員飾演）一起悲傷、一起爭吵，用經文和讚美詩互相安慰。由於無法閱讀和書寫（當時女性無法接受教育），這些婦女至少可以祕密交談——爲她們自己的解放制定計劃。
值得稱道的是，《女人們的談話》對基督教提出了尖銳的問題，而不是用這些問題來完全否定信仰。「如果神是全能的，」一位女性問道，「那麼祂爲什麼不保護這個殖民地的婦女和女孩？」這是一個沉重的問題，但似乎沒有一個女性因爲這個問題而丟棄信仰。在影片的過程中，她們與饒恕、公義和她們所承受的創傷進行了信心的摔跤。但藉著這一切，她們設法在信心中不斷重複：「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我們絕對同情這些女性，並憤怒地反對那些聲稱服事基督的男人們對她們犯下的罪惡。但是，即使它講述了一個非常真實的故事，《女人們的談話》也清楚地表現出自己如何融入一個更大的敘事，即父權制和虐待不是基督教的一個失誤，而是保守基督教的一個特徵。
影片的進步世界觀在梅爾文（奧古斯特·溫特）這個角色中顯而易見，她是一個變性人，原本是女性，因著對她所承受創傷的抗議而默不作聲。只有當其他女性不再攻擊她，而是用她喜歡的名字（梅爾文）稱呼她時，她才大聲說「謝謝你」。在現實生活中，當代變性政治會成爲一個孤立的門諾會般的殖民地嗎？這是不可能的，但《女人們的談話》所嘗試的不僅僅是講述歷史，它也是一部宣傳片——頌揚女權主義、集體抗爭，以及女性和LGBT+人士如何在一個雙性戀、父權制的世界中獲得解放。
信徒們應該注意當代流行文化中提供的「另類福音」。如果基督教被視爲壓迫者而不是解放者，那麼必定會有其他東西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在上面討論的每部電影中，這個「其他東西」就是被賦了權的自我，通過它可以實現救贖和「重生」，而無需求助於超自然的他者。
在《鯨》中，查理的最後一個魔幻現實主義鏡頭喚起了一個幸福的復活場景，他從地面升起、進入了光明。弗雷澤說，在這個結尾部分，查理終於獲得了「解放」。在《禁食疑雲》的結尾，在一種世俗的復活宣言中，莉比宣佈了安娜的死亡和重生爲「南」（"Nan"）——--從她以前遭受毒害和桎梏的生活中得到解救。
《女人們的談話》同樣以離開舊地和重新開始的意象結束，以前沉默的女人現在有能力說出她們想要的任何現實。歐娜（瑪拉飾）告訴其他女性：「當我們解放了自己後，我們就必須問自己是誰」。她呼籲女性加入到創建「新宗教」這一事業的行列中來，這新宗教來自於舊的宗教，「但注重愛」。結尾處的出埃及記意象和最後一個鏡頭（一個新生嬰兒）從視覺上強調了這些從「舊宗教」桎梏中獲得釋放出來並重生爲新信念的主題。
就這三部電影各自宣傳建立在舊宗教基礎上的「新宗教」更注重愛、包容和科學的宣言而言，它們是我們後基督教時代的完美寓言。它們是這一代人的表達方式，他們試圖從基督教中獲取有用和無害的東西，同時廢除那些被認爲是冒犯的（性道德）、過時的（超自然）或壓迫性的（男性領導）。事實上，特別是在《鯨》和《女人們的談話》中，基督教仍然有一些道德和審美價值。我們因此看到後基督教文化的「後」部分是如何運作的：目標不是完全放棄基督教，而是超越它，只保留我們喜歡的部分。
當我們試圖將真正的福音傳給這個後基督教文化時，我們最好注意到這些敘事的普遍性。我們應該注意基督教在大眾想像中是如何被誣陷爲壓迫性體系或惡魔的（例如，反同性戀、反科學、反女權），要抓緊對我們重要的東西，並在適當時候承認錯誤。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基督教在世俗化文化中仍有受到讚美和保留的方面，即使這些思想的基督教根源越來越不受承認（或不爲人知）。
在後基督教文化中，有效的護教學將深思熟慮地解釋文化藝術作品，以區分（1）今天的文化製造者認爲基督教可惡的地方，以及（2）他們認爲基督教有吸引力的地方。我們的反應不應該是在急於強調後者的同時（尷尬地）削弱前者。如果我們把福音中不利於時代潮流的部分隱藏起來，而只關注那些對所需觀眾來說「好用」的部分，那麼我們的使命就失敗了。
像《鯨》、《禁食疑雲》和《女人們的談話》這樣的電影不應該刺激基督徒對信仰進行反向「重塑」，而是應該進行更有效的護教——認真對待那些想要「揚棄」基督教的看法，這是我們在後基督教文化中宣教使命兩個不可避免的、相互關聯的層面。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Villainous Christianity in 'The Whale,' 'The Wonder,' and 'Women Tal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