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1 世紀的流行文化中,「反派」形像的重新詮釋成爲一個引人注目的神學趨勢。從庫伊拉(Cruella)到瑪琳菲森(Maleficent),再到小丑,這些經典反派人物紛紛有了自己的外傳電影和容易引發同理心的背景故事,這讓我們對善與惡的認知不再那麼非黑即白。這種敘事傾向與「創傷劇情」的興起不謀而合,都在探討那些具有破壞性的選擇(我們就稱之爲「罪」吧)是如何來自過往的傷痛。
好萊塢之所以青睞這類敘事,一方面是因爲這樣的故事情節戲劇性十足,也更容易創造票房。畢竟,揭祕反派角色的成長經歷總是充滿吸引力。但我認爲,這種趨勢的興起也反映了後基督教時代人們對罪惡、道德和公義的困惑。在這個時代,神學意義上的「罪」被心理學概念中的「創傷」所取代,超越性的公義觀念則演變成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權力博弈。
這種現象在今天上映的《魔法壞女巫》中體現得尤爲明顯。這部由朱浩偉(Jon M. Chu)執導的電影講述了西方邪惡女巫的身世之謎。《魔法壞女巫》系列最初是小說,後來被改編成斯蒂芬·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創作的百老匯音樂劇,如今又成爲一部兩集的電影故事。這個系列或許是當代流行文化難以定義「邪惡」這一概念的最佳例證。就連片名本身都在巧妙地探討這個概念,將「邪惡」(Wicked)重新詮釋爲一個褒義詞(就像波士頓人說「太棒了!」[Wicked awesome!]一樣)。
在這部新作中,西方女巫不再是 1939 年《綠野仙蹤》中由瑪格麗特·漢密爾頓(Margaret Hamilton)飾演的那個令人深惡痛絕、讓人噩夢連連的角色,而是被重新塑造成了一個名叫艾法巴(Elphaba)的角色——她善良、用心良苦,只是一直以來都受到人們誤解。
爲什麼會有邪惡?電影以矮人國的小矮人向善良女巫葛琳達(Glinda,由阿麗亞娜·格蘭德 Ariana Grande 飾)提出的這個問題開場。這是在《綠野仙蹤》原版電影結局——西方邪惡女巫死亡的消息之後。葛琳達通過講述她這位亦敵亦友艾法巴(Elphaba,由辛西婭·艾利沃 Cynthia Erivo 飾)的一生來回答這個問題:從她出生在一個破碎的家庭,到童年時期遭受欺凌,再到後來與葛琳達一同就讀於希茲大學(Shiz University)——一所類似霍格沃茨的魔法學院。
第一部(第二部將於一年後上映)主要講述葛琳達和艾法巴在希茲大學從互相對立的室友到成爲朋友的關係發展。她們這對歡喜冤家的互動非常有趣;電影的許多精彩之處都來自艾法巴和葛琳達如何互相補充、互相學習。片中有許多真摯動人的場景,展現了她們如何突破重重阻礙互相關心(其中奧茲灰塵舞廳的場景尤爲出彩)。
格蘭德完美詮釋了葛琳達這個角色,讓人想起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在《競選》(Election)中飾演的標誌性角色崔西·弗利克(Tracy Flick):一個受歡迎、野心勃勃,但略顯令人討厭的女王蜂。「我決定要把你變成我的改造項目。」葛琳達對艾法巴說,展現出特權階層「行善者」那種居高臨下的自由主義負罪感,她的善舉更像是在做表面功夫。她代表著特權、權力和凱倫式的自我中心;就連她表現出的支持和團結,都感覺帶著功利色彩。
與此同時,艾法巴則是一個處於社會邊緣的多重弱勢群體代表:天生綠膚,舞姿奇葩,父親身份不明,童年遭排擠。由一位酷兒黑人女演員(辛西婭·艾利沃)來飾演艾法巴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她的角色無法輕易融入主流社會的二元對立和規範中。隨著故事發展,她成爲了爲受壓迫者而戰的自由鬥士,她之所以被稱爲「反派」,只是因爲當權者故意錯誤地描述她所做的事。
在《魔法壞女巫》中,邪惡並非來自艾法巴,而是存在於奧茲國那些特權階層的權力結構中——尤其體現在奧茲國大魔法師(由傑夫·高布倫 Jeff Goldblum 飾)、莫里布夫人(由楊紫瓊 Michelle Yeoh 飾)以及其他那些靠剝削弱勢群體來攫取權力的人身上。有趣的是,在這個虛構世界裡,大魔法師儼然成了上帝的化身(人們動不動就說「感謝奧茲!」「以奧茲之名!」)。然而這位「神明」的真面目卻是個善於操縱、自私自利、毫無信用的反派角色。這暗示著宗教神話不過是維護統治者權力的一種手段罷了。
劇中有一條支線劇情,直白地將奧茲的統治階層比作納粹法西斯。那些會說話的動物——他們曾是社會中受人尊重的一員——如今卻淪爲了受壓迫的群體。他們被醜陋地歸類爲「異類」,成了所有問題的替罪羊,它們不僅被剝奪了發言權,甚至還受到關押。「動物只配被看見,不該被聽見」,這句口號成了這個法西斯政權的信條。
面對這種充滿偏見的壓迫,艾法巴挺身而出,成爲了反抗的代言人。「沒有人應該遭受嘲笑、輕視、貶低或被迫保持沉默。」這番話源自她自身痛苦的童年創傷(片中展現了她被一群白人孩子欺凌的場景)。同時,她也對其他邊緣群體懷有真摯的同情,尤其是她那位截癱的妹妹(由瑪麗莎·博德 Marissa Bode 飾)和山羊教授迪拉蒙德博士(由彼特·丁拉基 Peter Dinklage 飾)。
如果說艾法巴有什麼缺點,那就是她太過在乎他人。與片中許多過著紙醉金迷生活的人不同(他們「醉生夢死」「無視苦難」),艾法巴無法對不公正視而不見。她的「邪惡」源自一種逐漸佔據她全部身心的執著信念。她的形像代表了人們對「覺醒者」的刻板印象——過分嚴肅、缺乏幽默感。但在這個充滿殘酷與不公的世界裡,又有誰能笑得出來呢?
的確,在《魔法壞女巫》的世界裡,邪惡不僅存在於那些積極壓迫他人的權貴身上,更體現在那些無動於衷的人身上——那些特權階層,他們在邪惡勢力肆虐世界時仍在載歌載舞。正所謂「沉默即是暴力」。在這部作品對罪與責任的詮釋中,有些人確實如希特勒般邪惡,但整個特權階層也因爲他們刻意保持無知而難辭其咎。他們爲了維護自身安逸而沆瀣一氣,成爲這個邪惡體系的幫兇。
艾法巴能成爲《魔法壞女巫》中的英雄人物,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她勇於爲他人發聲。但更關鍵的是她對自我的堅定信念,以及她敢於拒絕外界強加的期望和束縛。這也反映了後基督教時代人們對善與惡的重新定義:擁有完全的自主權,無所顧忌地做真實的自己,這被視爲崇高的美德;而服從外部規範、臣服於自我之外的權威,則被視爲怯懦和盲從的「惡行」。
《魔法壞女巫》第一部以音樂劇第一幕的場景作結:艾法巴拿起那把標誌性的掃帚,學會了飛行,作爲一個被放逐的「反派」逃離了奧茲國。在這一幕中,她與葛琳達共同演唱了《衝破桎梏》(Defying Gravity)這首充滿力量的主題曲。這首歌某種程度上也是電影對艾法巴重塑的宣言——將她塑造成後基督教時代的救世主式英雄,而非墮落的反派。
艾法巴不僅在身體層面上挑戰重力,在精神層面上也是如此。她拒絕向更高權威和道德規範低頭:「我再也不想按別人的規則玩遊戲了⋯⋯我不再接受任何限制,憑什麼別人說是這樣,就一定得這樣。」她堅持自己已經「覺醒」的信念(「已經無法重回沉睡」),堅持道德自主(「該相信自己的直覺了」),堅持「生而如此」的自我接納(「有些事我無法改變」)。
這首《衝破桎梏》成爲LGBTQ+群體最喜愛的一首主題曲,常常在驕傲遊行中演唱,這並不讓人意外。這首歌(以及整部《魔法壞女巫》)都帶著一種特立獨行的叛逆感和無所顧忌的越界精神。它講述了許多LGBTQ+群體的真實經歷——爲了能夠真實地活出自己,他們不得不切斷與「不認同者」(包括家人)的聯繫:「就像有人告訴我的那樣,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翱翔。即使是獨自飛翔,至少我是自由的。」
艾法巴選擇「獨自飛翔」並接受放逐的決定帶著幾分淒涼,她用「沒有人能把我拽下來」的自由來證明自己的選擇:「對那些想要束縛我的人,把我的話帶給他們:告訴他們,我正在衝破桎梏。」
葛琳達雖然看到了這個選擇背後的悲傷,卻並不認爲艾法巴的決定是錯誤的。她唱道:「我希望你快樂,既然這是你的選擇,願它能帶給你幸福。」最終,葛琳達對艾法巴的愛體現在對她選擇的支持上——不管這個選擇可能對她本人和他人造成什麼影響。確實,「只要你快樂就好」已經成爲後基督教時代評判道德的標準。做自己,隨心所欲,追隨己心,只要你快樂就好。
然而,重力是宇宙中永恆不變的法則。任何試圖違抗它的行爲都必然帶來後果。無論我們如何高聲唱著「無限可能」,規則與界限依然存在。上帝創造的萬物都有其自然的「條理」,任何逆著條理而行的舉動終將留下創傷。
這正是《魔法壞女巫》真正的悲劇所在。這是一部用心詮釋是非對錯的作品。我們能從中看到基督教思想的痕跡,它影響著劇中的道德直覺(例如對人的與生俱來的尊嚴的強調,以及爲弱者發聲的信念)。我們也該爲這部作品試圖引導觀眾思考和探討道德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及時行樂」而感到欣慰。
然而,儘管這個故事很好地頌揚了爲正義付出代價和爲邊緣群體抗爭的精神,但它最終否定了道德的絕對標準,這讓觀眾失去了真正的希望和明確的方向。在一個「相信直覺」、個人主觀至上的世界裡,什麼是正義與非正義,什麼是善與惡,這些根本問題最終都無法得到確切的答案。英雄與反派變成了人爲的概念;「邪惡」也僅僅成了某個群體爲了鞏固權力,而強加給另一個群體的隨意標籤。
作爲影視作品,《魔法壞女巫》確實有其可取之處:故事精彩紛呈,世界觀構建很有創意。無論是動聽的歌曲還是精美的服裝,它們所營造出來的氛圍都讓人賞心悅目。但是它所傳達的道德理念——儘管出發點是良善的——最終卻顯得自相矛盾,難以爲觀眾提供有益的人生啓示。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Post-Christian Morality of 『Wick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