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加拿大通過了C-14號法案，名爲「醫療協助死亡」（MAID）。這引發了一位加拿大醫生的來信提問：如今安樂死已屬合法，基督徒醫生是否可以在某些情況下參與「協助死亡」？

注意，「協助自殺」一詞被替換成了「協助死亡」。這種微妙的措辭調整模糊了問題的邊界，混淆試聽，讓人難以看清其中的嚴重性。這其實是一個關於自殺的問題。

我們有四個信念可以作爲指引。

第一，基督徒醫生首要的責任是遵行神的命令，而不是服從法律賦予的選擇。

順服神時，我們並不總是明白祂命令背後的全部理由。「有時神要我們做某件事，直到很久以後，我們或這個世界才會發現：順服神所帶來的美好果效，或者如果當時順服了，本可帶來的果效。」我們無法看見所有未來的益處，因此要在當下順服。謀殺——即「流無辜人的血」——在整本聖經中都受到嚴厲禁止。

第二，人按著神的形像受造，並「被設計爲永遠存在」。動物並非如此。

惟有神能憑祂自己的旨意奪取人的生命，而不會冤枉任何人——這完全是「祂獨有的權柄」（申 32:39；撒上 2:6；提前 6:13；雅 4:15）。「人類的生命在其完整意義上是一個神蹟，惟有神能創造，也惟有祂有權取去，除非祂賦予國家在特定情境中行使刀劍剝奪生命的權利。」

第三，希波克拉底誓言呼召醫生作「生命給予者和維持者」，而非「生命奪取者」。

這一角色適用於未出生的胎兒、年長者以及臨終病人。然而，在極其痛苦的病患中，「若病人願意接受，醫生理當憑藉手中所能得到的一切藥物來減輕他們的疼痛——這是正當且出於愛心的。」

第四，主動結束生命，是在抵擋神的旨意。

人的痛苦可以被神使用而帶出良善的目的。因此，「痛苦永遠不應被視爲如此極大的惡，以致於它可以使違背神命令的行爲正當化，比如違背『不可殺害無辜之人』的命令。」

因此，基督徒醫生不會結束人的性命，也不會加速死亡的到來。

但「這裡的確存在著模糊之處：在主動結束生命與不過度維持生命之間的界線並不總是清晰。」確實，在某些情況下，應當「允許死亡自然臨到，順其自然，不必採取非常規的努力來強行維持生命。因爲，死亡終將臨到我們每一個人。」但在當今這「極其先進且神奇的醫學時代」，要辨明這條界線並不容易，因爲現代醫學創造了許多「超常規維持生命手段的新可能性」。

病人活下去的意願是關鍵因素。「是的，我們理當盡力維持那些有求生意願的病人的生命。」但「病人希望死去」這一意願卻不是決定性的。理由很簡單，「有許多處在抑鬱危機中的病人試圖自殺，卻被人救了下來，後來他們終身感恩有人在關鍵時刻違背了他們當時短暫的黑暗慾望」。

最終，「我們無權幫助病人結束自己的生命，也無權親自奪取他的性命。」那些賦予我們這等權力的法律是惡法，不該強迫基督徒醫生違背自己的信仰行事。即便因此丟掉工作，也不應妥協。

然而，在臨終決策中，「哪些干預措施算合宜的生命支持，哪些則是阻礙自然、適時死亡的手段」——這些判斷仍然極爲艱難。[1]在面對眾多醫療選項，和圍繞臨終醫療干預決策的模糊性，以及究竟該採取多少干預或選擇放手的考量中，我們可以遵循七個出於聖經的盼望、禱告與信念來做出抉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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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編自發表於 2016 年 3 月 10 日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812 問：「May Christian Doctors Help Patients Die If the Law Permits?」

[2] 改編自發表於 2021 年 12 月 27 日的「派博牧師答疑」第 1723 問：「End-of-Life Medical Intervention—or Not?」

譯：CP/SG；校：JFX。原文刊載於《派博牧師答疑》（Ask Pastor John）一書英文版 443-444 頁：「Can a doctor help a suffering patient die if it’s leg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