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霍蘭（Tom Holland）所寫的這本書與其說是一部基督教史，不如說是一部基督教在現代西方文化形成過程中發揮複雜作用的歷史。他正確地稱這種影響是「自相矛盾」的，因爲首先，基督教會經常在其踐行理想上發生驚人的失敗。其次，教會在這些理想的實際內容上發生了災難性的分裂。霍蘭是一位獲獎的古代歷史學家、希臘文古典文獻的翻譯者和紀錄片作家，他爲我們提供了所有血淋淋的細節。他不是一個爲教會辯護的人，雖然他對基督信仰的某些方面相當尊重。
但是，霍蘭這本《主宰》（Dominion: How the Christian Revolution Remade the World）的重要性不可忽視，它的副標題是「基督信仰革命如何重塑了世界」，這告訴了你基本論點。他提出了多個可讀性強且證據確鑿的理由，證明現代西方世俗文化的核心價值和看重的優先實際上來自基督信仰。即使在現在，當大多數受過教育的階層都放棄了基督信仰、宗教在民眾中急劇衰落時，基督信仰仍具有如此持久、普遍的影響，以至於我們仍然援引基督教的教導和信仰來譴責基督教的失敗。
霍蘭對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首先提出的一個基本論點進行了冗長但不難理解的闡述。尼采看到歐洲的知識分子拒絕基督教、把自己打扮成崇尚科學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自稱過著沒有上帝的生活。但是，他認爲，這些知識分子仍然相信人權，相信所有人擁有相同的平等和尊嚴，相信窮人和弱者有其價值，相信關心和倡導他們每個人的必要性。這些知識分子也仍然相信，愛有著偉大的價值，我們應該饒恕我們的對手。他們仍然相信道德有著絕對性——有些事情是好的，有些事情是壞的，特別是對無權無勢的人的壓迫是錯誤的。
尼采認爲，所有這些想法都是基督信仰獨有的。這些價值觀無法從東方文化中發展起來，希臘人和羅馬人在第一次聽到這些觀念的時候就認爲它們非常可笑、不可理喻。霍蘭表明，古老、異教的歐洲（包括盎格魯-撒克遜人、法蘭克人和日耳曼人）所持有的羞恥和榮譽文化認爲，基督信仰主張的饒恕敵人和尊重窮人與弱者的倫理作爲社會基礎完全不可行。除非堅持認爲宇宙中有一個獨一、有位格的上帝，這位神按著自己的形像創造了所有生命，並且賜下自己的兒子因著犧牲的愛而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世人，否則這些想法永遠不會出現在任何人身上。這些想法只能從基督教世界觀中產生——它們在其他世界觀裡是沒有意義的。相反，如果我們相信我們是通過適者生存的過程偶然來到這裡的，那麼就不可能有道德的絕對性，如果有的話，生活必須是關於權力和對他人的掌握，而不是關於愛。尼采說，一旦你真正願意承認基督教的上帝不存在，這種殘酷的現實就是唯一的生活方式。
美國亞馬遜網站對此書的介紹如下：
《主宰：基督信仰革命如何重塑了世界》
湯姆·霍蘭 | Tom Holland
羅馬人認爲，被釘在十字架上是難以想像的最糟糕下場，是爲奴隸保留的刑罰。那麼，人們竟然相信一個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特殊受害者——一個名叫耶穌的不起眼的殖民地外省人——並把他當作神來敬拜，這是多麼令人吃驚的事情。《主宰》探討了這一令人震驚的信念所帶來的影響，因爲它們在歷史上產生了影響力直至如今。今天，西方仍然完全被基督教信念所浸潤。正如湯姆-霍蘭所證明的，我們的道德和倫理並不具有普遍性，而是一種獨特的文明成果。世俗主義、自由主義、科學和同性戀等概念都深深扎根於基督信仰的苗圃中。從巴比倫到披頭士，從天使米迦勒到「我也是」（#MeToo）運動，《主宰》講述了基督教如何改變現代世界的故事。
BASIC出版社出版，624頁。
當尼采提出這個觀點時，人們都把他當作一個瘋子而不予理會。自由主義世俗世界繼續編造這樣的故事：我們只有擺脫了教會的主導地位、並將其迷信和偏執拋諸腦後，現代世界才能夠結束奴役、確立人權、經驗科學和性自由。
但在過去的50年裡，在這個領域裡領先的學者們一直在證明尼采是正確的。
康奈爾大學的布萊恩·蒂爾尼（Brian Tierney）表明，普遍性人權和人人平等思想不是由啓蒙運動哲學家們提出的，而是由12世紀基督教神學家提出的，其依據是創世記所說每個人都按著神的形像被造。
俄克拉荷馬大學的凱爾·哈珀（Kyle Harper）指出，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身體擁有權柄，因此性行爲必須完全出於自願，這是一個通過基督信仰進入世界的驚人新概念。歷史學家們（和霍蘭一樣）講述了羅馬最後一位異教皇帝朱利安是如何在洶湧澎湃、不斷發展的基督信仰面前試圖恢復異教的。但異教鄙視窮人和弱者，而基督徒卻爲病人、孤兒、窮人和被遺棄的嬰兒傾囊相助。結果，大眾轉向了基督信仰。這種對有需要之人的博愛是基督信仰所特有的。
其他學者（和霍蘭一樣）表明，現代科學的誕生歸功於基督教對世界的看法：這個物質世界是真實、有規律的，而不是一種幻覺（如東方信仰所認爲的），基督信仰認爲是一個有位格和思想的神創造了一個實體的世界。
談到奴隸制問題，教會歷史上的記錄好壞參半。許多歐洲人以其基督信仰的優越性爲理由進行征服和殖民，大部分教會也成了奴隸貿易的同謀。然而，霍蘭指出了幾個被大多數歷史學家接受的事實。第一，當時奴隸制在世界各地都是一個得到普遍接受的現實。那麼，認爲奴隸制錯誤的想法源自何處？它起源於尼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等基督徒讀到聖經中關於上帝形像的內容而提出的信念。其次，雖然解放和廢除來得太慢，但它是由貴格會等基督教團體帶頭的。
不過，霍蘭想表明，即使人們試圖歪曲基督教，把它作爲虐待和剝削的權力保證，它也有一種力量在裡面，反作用於壓迫者：
一次又一次，無論是撞開特諾奇蒂特蘭（Tenochtitlan）的運河，還是在馬薩諸塞河口定居，或者深入德蘭士瓦，使歐洲人相信自己比他們所征服的人更優越的信心都來自基督教。然而，基督教卻一再地……爲被殖民者和被征服者提供了最可靠的支持。這種悖論非常深刻。沒有其他征服者在爲自己開闢帝國的時候，是作爲一個在殖民官員的命令下被折磨致死之人的僕人去做的。也沒有其他征服者……爲被征服的人民安置了......權力的基礎，以至於他們自己的征服權成了一個問題。（504頁）
霍蘭的書中還有太多其他精彩的故事和深刻的見解，在此就不一一轉述了。我們可以從這本書了解到，盼望這一理念——相信歷史進步會走向更大的正義與和平——也是一種獨特的基督教信念。事實上，在其他文化中不爲人知的政教分立思想本身，都不是世俗世界強加給教會的概念，而是最初由奧古斯丁提出的。他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爲基督信仰在文化上如此靈活，不應當詳細規定人們必須如何：如何穿衣、如何吃飯、如何生活、如何工作。霍蘭甚至認爲「我也是」（#MeToo）運動是對最初基督教性革命的重述，要求男性不應當持有性別雙重標準。
只有在最後，而且只是簡短地，霍蘭才提出了一個懸在整本書之上的問題。如果這些人文價值真的都源自基督信仰，那麼在一個放棄信仰的社會中，這些價值是否會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也變得越來越沒有說服力？霍蘭是這樣說的：
如果世俗人文主義並非來自理性和科學，而是來自於基督教獨特的演變過程（在歐美越來越多的人看來，這個過程已經讓上帝死了），那麼這些價值觀怎會只是一具屍體的陰影？如果人文主義的道德基礎不是一個神話，它是什麼？（540頁）
霍蘭讓這個問題懸而未決。這不是在問個別世俗主義者是不是有高尚的道德和對他人的無私奉獻。他們當然可以有。他是在問，就整體而言，整個社會在放棄了作爲價值觀基礎、能夠解釋整個世界的信仰之後，是否還能保持對所提出價值觀的承諾。
有些人——比如《過分的無神論》（Atheist Overreach）中的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以及寫下《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和《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的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都在懷疑這些價值觀是否能夠隨著基督信仰的衰弱而持續下去。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在《心靈的習性》（Habits of the Heart）中也提出了同樣的論點。
當我們越來越多地放棄對神的信仰時，我們還能保持對人文主義價值觀的承諾嗎？無神論者喬治·斯夏拉巴（George Sciallabba）在評論泰勒時，解釋了爲什麼這個問題至少應該讓我們感到不安：
對美德的堅守有時需要捨己。而捨己需要一些超驗的理由或動機，其中最常見的，也許也是最符合邏輯的，就是相信神的存在。或者說，泰勒小心翼翼地論證道：由於現代自由包含了對超越性的拒絕，現代美德完全是偶然的。沒有神，我們能長久地做好事嗎？泰勒的懷疑令人生畏。這也是我不舒服的原因：我懷疑我最珍視的理想根本上不充分，這種懷疑有力而有理，儘管表達得很委婉和很有誘惑力。我承認，除了帶著這種懷疑生活之外，我別無選擇，也許是永久性的。
湯姆·霍蘭在每一章都戳穿了關於基督教和世俗主義的常見迷思（myth）。他絕不是讓教會爲其無數的失敗脫罪。他也不會讓世俗主義者生活在幻想中，認定自己的價值觀不言而喻、是理性和科學調查的結果。
如果雙方都能允許自己受到霍蘭的責備，那麼未來的對話就會更有成效，也更能與現實掛鉤。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Nietzsche Was 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