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一次會議上遇到了一位同行教授。由於種種原因，她曾有一段時間想過離開天主教會。然後她告訴我，她母親說了一句話，中止了她的思考：「意大利與天主教不可分。」（"Italian Catholic is one word."）這句話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於是她又向我重複了一遍：「意大利與天主教不可分。」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對美南浸信會（SBC）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但同樣經歷了許多掙扎和思考。雖然他以鮮明的負面措辭描述了該宗派一些領導人對待他的錯誤方式，但他仍然說，如果有一天他從昏迷中醒來，有人問他的宗教信仰，他仍然會斬釘截鐵地說：「美南浸信會。」與宗派的這種關聯非常深刻，以至於雖然離開，他仍然承受著相當大的心理甚至屬靈精神影響。
摩爾是《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主編、公共神學項目（Public Theology Project）主任和福音聯盟理事會成員。他曾擔任美南浸信會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ERLC）主席、美南浸信會一間神學院的教授，以及一間美南浸信會教會的牧師。
他的這本著作《放下我們的宗教：向美國福音派發出的講台呼召》（Losing Our Religion: An Altar Call for Evangelical America）集中反映了他過去十年在公共領域服事學到的東西，以及他希望其他福音派在我們面對未來的社會和政治挑戰時能預先有所準備的東西。
美國亞馬遜網站對本書的介紹如下：
《放下我們的宗教：向美國福音派發出的講台呼召》
羅素·摩爾 著
在《放下我們的宗教》一書中，羅素·摩爾呼籲他的福音派基督徒弟兄姊妹們走出「文化戰爭」，歸信真理而非擁抱部落主義，歸信福音而非沉迷政治，恢復正直而非建立影響力，追求復興而非執著於懷舊。摩爾以先知般的坦誠和牧者般的愛心，爲在過去幾年的危機和困惑之後感到心灰意冷、精疲力竭的新一代基督徒如何找到前進的道路提供了忠告。他認爲福音太重要了，不能任由宗教騙子和欺世盜名之徒揮霍它。他向人們展示了基督徒如何避免憤世嫉俗和同流合污，從而爲教會預備一個不同的、充滿盼望的未來。
SENTINEL出版社，272頁。
我得承認，我一開始是帶著懷疑的眼光來審視摩爾的思想的。爲什麼呢？因爲雖然摩爾離開了美南浸信會這個強大的平台和網絡，但就世界的眼光看來，他的離開是一種「職業攀升」。
就像他的好朋友大衛·弗倫奇（David French），刊登後者文章的報刊檔次越來越高，從《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到《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令他聲名鵲起的主要是他對川普和對許多福音派人士糟糕行爲的強烈批評，同樣，摩爾也從優秀基督教出版社的一位書籍作者和浸信會旗艦神學院的教職人員，變成了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研討會和在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旗下出版社的寫書人。
所以，我剛開始的問題是，我是否能在摩爾的新書中找到真正符合真理的東西，還是說他僅僅通過批判同儕在攀登職業階梯？他的批判是否符合永恆的真理？要知道，在摩爾領導 ERLC 期間，我可是極力爲他辯護的。
我們中的一些人還記得，當時某些浸信會教牧渴望成爲聖公會神職人員，他們認爲這是一種向著「更高雅」方向的進步，就好像把自己原先的通用龐蒂亞克（Pontiac）升級到別克（Buick）一樣。我曾經懷疑羅素寫書的背後是這種動力在起作用，所以我懷著某種警惕的心情來讀這本書。我不想從一個我長期以來一直欽佩、欣賞和捍衛的人那裡讀到一本充滿野心和批判的書。
讀完之後，我的懷疑和恐懼大大降低了。這是一本要向美國基督徒讀者講述重要、合理內容的書。摩爾可能抵制了美南浸信會（或者說被它抵制了），但他並沒有抵擋聖經或基督教信仰。他與信仰的聯繫仍然是真實的、重要的和發自內心的，而不是爲了迎合世俗讀者而肆意批評宗教界。
摩爾的論述中最發人深省的部分是他指出教會必須展現這樣一種品質：自己真正相信自己所教導的。他指出，愛爾蘭天主教會曾經擁有巨大的文化影響力，這使其成爲歐洲其他國家的文化異類——例如，在墮胎問題上。但最近，愛爾蘭又回到了原點，接受了墮胎權和同性婚姻革命。
爲什麼愛爾蘭在幾十年的堅持之後會發生這樣的變化？摩爾的結論是，天主教會在處理涉及神父和未成年人的性侵危機時缺乏誠信，這向教友們證明了教會並沒有按照自己所信的行事，從而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與減少成本開支和維護權力相比，所信的內容並不那麼重要。
這與摩爾自己曾從屬的群體（也是我的群體）——美南浸信會——的聯繫顯而易見。在性侵問題上，他認爲美南浸信會同樣沒有盡到重要責任。從他的角度來看，他之所以離開美南浸信會，部分原因是他更希望以盡可能緊迫和透明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但他得到的是什麼呢？他受到了調查，並且被打入了冷宮。
他認爲美南浸信會（和其他福音派）還有另一個問題：唐納·川普。他拒絕爲川普背書，並給他貼上了完全沒有任職資格的標籤，因此這位總統候選人攻擊他「下流」和「無情」。小杰里·法威爾（Jerry Falwell Jr.）因此對摩爾口誅筆伐，稱他是一個從未見過工資單的人。川普的參選至少使摩爾疏遠了該宗派中一些擁有話語權的人士。
在摩爾的敘述中，性侵危機和過度支持川普的意願都向大量美國人表明，美南浸信會和其他福音派人士並不真正相信他們過去所說政治領袖當有的品格和美德。他認爲，爲一個毫無悔改觀念、似乎拒絕成聖的人做愚蠢的辯護（例如，有人說川普是「基督裡爲嬰孩的」）是錯誤的。
在摩爾看來，所有這些都是對美南浸信會和福音派的批判，而美南浸信會和福音派的首要任務是維護福音派的權力。這一論點與保羅·D. 米勒（Paul D. Miller）在其批評基督教國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的書中提出的論點驚人地相似：美國保守派基督徒正在失去影響力和成員人數，而這只會因著他們作出一切必要的妥協，試圖抓住一個感傷的（同時也是虛假的）黃金時代而進一步惡化。
當然，也有另一種說法。許多長期參與「文化戰爭」的人之所以不顧一切地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當時的總統）川普，是因爲他們渴望實現合乎聖經的真正正義。
許多反對墮胎的人士（包括我）儘管對川普很有顧慮，但還是投票支持他，因爲他們認爲沒有其他辦法能讓反墮胎問題重新回到民主政治的考量中。川普承諾了會任命支持反墮胎的大法官，並成功地在實質上改變了角力的天平。可以說這是一場交易。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選民其實有機會在本州立法廢除墮胎，這與許多人（包括世俗主義者和宗教信徒）的信念一致，即墮胎是對新生兒的不公正殺戮。
必須承認，最高法院大法官構成的變化極大地促進了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自由。在新的保守派多數的支持下，基督教大學、學校和非營利組織等機構以及參與商業活動的虔信之人所面臨的嚴重威脅似乎已經大大減少。
但是，這樣做也有很大的負面效應，這一點我不得不在選舉後公開承認。雖然投票支持川普實現了與基本正義和人權相關的歷史性重要目的，但他在大選後的行爲也對美國的政治秩序構成了威脅，不能輕易將其視爲單純的個人怪癖。
試想一下，如果副總統邁克·彭斯願意遵循川普及其同夥向他提供的離奇法律理論，並採取行動干預權力的有序移交，那會讓情況變得多糟糕，或者會對美國政治和政府造成多麼嚴重的損害！
摩爾等人發現了川普大選失敗後如此失態的性格缺陷。在權衡各種因素時，這一點對我們理解川普很有幫助。不過，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這一分析表明了基督徒需要在政治問題上彼此忍耐的重要性。無論是不支持川普的人還是狂熱的川普支持者，都經常對彼此口出狂言。
摩爾曾是美南浸信會（SBC）的高層領袖，如今卻接受了一種流放式的離開。從他獨特的位置出發，他提出的主要論點是什麼呢？我饒有興趣地注意到，他認爲宗教保守派支持川普是因爲他們不願放棄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力。
將這一觀點與英國記者蒂姆·斯坦利（Tim Stanley）在川普上臺前撰寫的一本關於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書（特別針對他在 1992 年的初選）中這句話進行比較：「宗教右翼的領袖們不準備爲了一個大多數評論家都認爲不可能獲勝的候選人而放棄自己的影響力。」舊話重提。在一次大選中，宗教右翼也盯住極端建制派（ultraestablishment）喬治·布什。在這次新的敘事中，他們從支持建制派轉向支持川普，只是因爲他們堅持要在議事桌上佔有一席之地，無論代價如何。
在摩爾看來，這種模式表明美國基督徒未能接受他所說的「邊緣身份」。他認爲，福音派信徒不應爲影響力而戰，而應接受自己客旅和寄居的身份，不爲政治而妥協。
摩爾認爲，基督徒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向文化證明，他們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我們可以讓人們相信，我們是在邀請他們與主建立關係，而不只是另一個爭奪屬世影響力的團體而已。摩爾沒有進一步擴展這一論點，但他沒有說明的是，如果你不妥協，不抓住權力不放，你最終可能會像早期教會那樣成爲另一種大規模運動的領導者。
摩爾提出的另一個有價值的觀點是，世俗化並不完全是來自左翼的威脅。福音派一直的思維模式是把世俗化視爲左翼（自由派）現象。平心而論，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世俗化大多是以這種形式出現的。然而，隨著民主憲政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來自右翼的世俗化聲音也以我們習慣於在左翼看到的那種強度出現了。右翼版本通常看起來像是一種國族主義，宗教可能也包括在內，但更多的是基於傳統和身份認同，而不是真理和與永生上帝的相遇。
摩爾認爲新的基督教國族主義者與其說是基督徒，不如說是國族主義者，他打趣說，他們用基督的寶血來換取「鮮血和土壤」。有的時候這樣說的確能博得一片笑聲，但我不確定這對所有基督教國族主義者都同樣公平。毫無疑問，他們與更世俗化、更有國族意識的國族主義者有共同之處，但許多人似乎更注重聖經，並認真地努力恪守信仰。
我和摩爾一樣都是浸信會基督徒（雖然他喜歡說自己是前浸信會人士），我認爲強調重生得救的教會比全面推進「文化戰爭」的模式更有價值，但我並不懷疑許多潛心探索神治主義模式之人的正直。撇開良好的願望不談，我們已經進行過政教聯合的試驗，事實告訴我們在政府結構中將宗教國有化的效果與將工業國有化的效果差不多。政教合一的歷史並不令我們感到興奮。
雖然我有時不喜歡摩爾想要獲得更多掌聲的傾向，但他說的東西裡有許多值得我們去追求。他提醒說，基督徒有一個「禾場」，而不是文化「戰場」。這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寓意深遠。
許多福音派基督徒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永無休止地想要證明美國國父都是基督徒，並以此來證明神對當今美國這個國家的某種認可。讓我們想像一下，假設這些主張得到完全證實，那又怎麼樣呢？如果這一代美國人中大多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拒絕基督教信仰、不覺得自己需要受其約束，那麼這並沒有什麼意義。
我認爲摩爾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停止試圖組建一個政治聯盟，想要通過法律成功地團結高度多元化的美國社會。相反，我們應該重新集中精力，把自己的國家當作一個宣教禾場，加強教會的門訓和成聖裝備。人們總是可以反對說現實情況是「兩者皆是」，但摩爾（以及其他人）認爲，政治中的煙霧、權力鬥爭和跑馬圈地會分散人們對主要屬靈使命的關注，甚至會損害這一使命。他說的沒錯。
底線是：浸信會和其他福音派人士可以和摩爾爭論他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看法，以及他對當前政治和屬靈時刻的評估。但如果不認真考慮摩爾的警告，那就大錯特錯了。這本書給我們一個鐵磨鐵的機會。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Russell Moore's Challenge to Evangelic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