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西方關於宗教改革的主流敘事是：宗教改革催生了許多使西方文明強大的關鍵因素，例如政治自由、現代科學等。然而，近些年這種敘事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部分批評者指出，西方自身的宏大敘事如今已變得難以令人信服。所謂的「美國道路」似乎不再是全世界共同的未來方向，因爲俄羅斯、中國和伊斯蘭世界分別提供了不同的現代性願景。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聖母大學歷史學者布拉德·S. 格雷戈裡（Brad S. Gregory）在其重要著作《意外的宗教改革》（The Unintended Reformation，2015）中提出了一個詳細而有力的「反敘事」。他試圖把當下西方現代世界的諸多困境——特別是無序的道德相對主義，以及傳統權威的崩解——追溯到十六世紀宗教改教家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可參見福音聯盟的書評）
2017 年是宗教改革五百週年。這一年，格雷戈裡將其前期著作改編爲普及本，新書主要聚焦（但不限於）馬丁·路德的生平與貢獻。這本《陣營裡的反叛者：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及其延續至今的衝突》（Rebel in the Ranks: Martin Luther,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Conflicts That Continue to Shape Our World）完全符合人們對格雷戈裡的期待：文筆精煉、思想深刻，時而引人入勝、發人深省，但在我看來，其核心論點存在重大缺陷。
全書共分四章。前三章內容尤爲精彩，涵蓋從路德提出贖罪券辯論，到十七世紀末之間的重要時期。其間，格雷戈裡以簡明清晰的方式，梳理了塑造整個西歐宗教改革的關鍵事件、主要人物和核心思想。能做到這點，非常了不起。我很難想到有另一本書能橫跨如此廣闊的歷史，又寫得如此精煉明晰。僅憑這一點，《陣營裡的反叛者》就值得一讀，它會幫助你全面理解宗教改革脈絡、並能把不同地區和人物置於整體框架中。
真正的問題出現在最後一章。在那裡，格雷戈裡提出了他的核心論點：宗教改革本質上是一個宗教運動，卻悖論式地帶來了社會的世俗化。
格雷戈裡論點最大的問題在於他整個理論所依賴的意外後果這一概念。這個概念本身就具有極強的彈性，幾乎可以無限延展。
舉個例子：考慮一下猶太人是如何被運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照這種邏輯，我們完全可以說，大屠殺是蒸汽機車發明所帶來的意外後果。那麼，喬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否就要爲猶太人大屠殺負責呢？如果只是從技術層面來說，似乎可以這麼說——沒有大規模運輸工具，就沒有大規模屠殺的可能。但在真正具有道德意義的層面上，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斯蒂芬森的發明確實提供了一個必要條件，但絕不是足以導致悲劇的充分條件。
那麼，當我們把「意外後果」應用到宗教改革與現代社會中那種高度主觀、強調自我表達的個人主義之間的關聯時，這個概念究竟還能發揮多少作用呢？幾乎就在我碼字的同時，這種個人主義正迅速地瓦解傳統的西方道德秩序。
如果格雷戈裡的目的只是要梳理歷史敘事的關聯，那麼這樣使用這一概念或許算是合理。但他的大部分敘述並不止於此，他傾向於利用意外後果，把改教家們（雖然他們是無意的）塑造成故事裡的「反派」。問題在於，這個概念本身的彈性根本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道德指控。
這也暴露出歷史敘事中一個永恆的難題：從哪裡開始講述。所有歷史敘事都必須從某個時間點開始，而這樣的選擇勢必削弱該時間點之前發生的事件的重要性。但歷史學者必須充分意識到這種潛在的偏差，不能讓它過度影響自己的結論。
這一點在處理宗教改革歷史時尤其關鍵。像格雷戈裡這樣的學者若想把後來的問題歸咎於宗教改革，往往會把十六世紀初教會的問題描述成純粹的道德或行政層面的，而不是神學問題。然後，他們會把特倫託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視爲解決方案，把新教視爲不必要、甚至神學上偏離正道的產物。但如果我們把歷史起點往 1517 年之前推，這樣的敘述根本站不住腳。
《陣營裡的反叛者：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及其延續至今的衝突》
布拉德·格雷戈裡（Brad Gregory）著
著名歷史學家布拉德·格雷戈裡在其著作《陣營裡的反叛者：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及其延續至今的衝突》（Rebel in the Ranks: Martin Luther,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Conflicts That Continue to Shape Our World）中核心探討的是：路德如何在不經意間分裂了天主教會，並重塑了西方文明。格雷戈裡在書中重新刻畫了路德的形像，將他描繪爲一個深思熟慮的革命者形像，同時格雷戈裡也分析了塑造他思想的文化、政治和知識趨勢，以及這些趨勢如何促成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催生了對聖經的不同解讀、教會的競爭、政治衝突以及歐洲範圍內的社會動盪。格雷戈裡指出，在接下來的五百年裡，這些衝突逐漸促成了更深遠的歷史變革——從啓蒙運動和個人自決，到道德相對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諷刺的是，這些變革在某種程度上也延伸了路德的遺產，使每個人都享有選擇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
憑藉世界級歷史學者的學術功底和傳記作家的敏銳觀察力，格雷戈裡爲讀者深入描寫了馬丁·路德這一「陣營中不情願的反叛者」，同時對宗教改革進行了細緻分析，解釋了五百年前的事件爲何至今依舊迴響，並繼續影響著我們。
哈珀·柯林斯出版社，304 頁。
首先，眾所周知，路德的神學在某種程度上與他所受的中世紀奧卡姆主義（Occamism）訓練存在連續性。沒有奧卡姆主義，就沒有路德。因此，如果世俗化是路德帶來的意外後果，那麼同樣，路德本人也可以被看作是晚期中世紀神學的意外後果。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暫且接受意外後果這一分析框架，那麼世俗化的真正責任應歸誰？是來自維滕貝格（Wittenberg）的路德，還是那些教導他的中世紀教會忠心子弟？
其次，像格雷戈裡這樣的敘事，將改教家視爲教會衰落的「罪魁」，通常建立在對中世紀抱有某種浪漫化看法的基礎上，同時也基於對歷史變遷的狹隘、理想化理解。
事實上，中世紀教會能夠維持統一，並不是因爲教義權威（magisterium）本身，而是依靠相互交織的教會、政治和社會現實。它實際上是由若干地區教會組成的混雜集合，這些教會與羅馬保持聯繫。教會得以繁榮，依賴於它與社會與政治精英的聯繫。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教會幾乎沒有深度地傳播基督信仰，而民眾本身也不夠在意，因此這一體系得以長期維持。
隨著該體系開始瓦解，問題接踵而來。和路德本人所做的事相比，這些瓦解更多是歐洲因商業貿易崛起而引發的權力鬥爭的結果。此外，15 世紀末歐洲人發現了一塊介於歐洲與中國之間的廣袤肥沃大陸，這一發現激發了殖民野心，使海上力量及掌控海權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總而言之，這些物質條件決定了 16 世紀初的世界注定要經歷一場重大政治變革，而國家與教會的緊密聯繫又必然帶來劇烈的教會層面衝擊。
第三，舉一個具體例子，格雷戈裡正確地認爲，1519 年的萊比錫辯論（Leipzig Disputation）是路德思想發展的關鍵。約翰·埃克（John Eck）在辯論中的出色表現迫使路德讓步，迫使路德不得不承認（或許是首次意識到）雙方爭執的本質是權威問題。當路德認爲教皇和教會會議存在錯誤時，他只有退守「唯獨聖經」這個立場。但格雷戈裡未能指出的是，路德其實是在回應歷史現實蘊含的神學意義。14 世紀末和 15 世紀初曾同時存在多個教皇，這一問題直到康斯坦茨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才得到解決，而這個公會議是一個帝國性質的組織，而非純粹的教會實體。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認爲路德轉向「唯獨聖經」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但我們也必須記住，這一舉動並沒有引發權威危機，它只是對已有權威危機的回應。康斯坦茨會議的現實無疑擊碎了（用後世術語來說）任何教宗至上論（Ultramontane）的教宗觀。我們可以認爲「唯獨聖經」不足以重建信仰根基，卻難以將教會權威的崩塌歸咎於此。早在 15 世紀初，教會在神學理論層面已自毀權威，儘管在實踐中仍能通過政治與世俗手段維持統治。
重複一點：路德並非權威危機的起因，而是對權威危機的回應。而特倫託大公會議也很難僅僅被視爲糾正教會腐敗的解決方案：在 14 世紀末和 15 世紀初，教皇和教會會議的權威觀念在神學上已經存在深刻問題。要認爲特倫託是完美解決方案，就必須忽視教皇和特倫託當時所依賴的矛盾，或者將教會權威歷史化，把它看作某種模糊歷史過程的產物。而這種處理方式本身，又可能帶來怎樣的意外後果，不禁令人深思。
然而，在世俗化這一敘事中，還有一個格雷戈裡忽略的重要面向：思想確實會帶來後果，但它們之所以能產生影響，是因爲社會、文化、經濟和技術條件讓這些思想變得可行、可實施、也有吸引力。有時，物質條件甚至比思想本身更能推動意識形態的變革。
舉例來說，人們常說路德「唯獨聖經」的原則開啓了詭譎多變的混亂，常被視爲新教的直接後果，並導致了現代教會軟弱無力的核心問題，即「普遍存在的詮釋多元主義」。但真的是這樣嗎？南美洲 20 世紀 60 年代的識字率研究，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一份近期報告，都顯示出一個重要事實：識字率提升與政治自覺意識之間存在重要關聯。換句話說，當社會文化水平提高時，它對原有權威結構（特別是建立在低識字率基礎上的權威結構）的挑戰就會顯著增加。
這正是 16 世紀的歐洲現實。路德的神學誠然帶有他個人性格與處境的印記，但印刷術以及貿易與商業的興起，使得中世紀原有的權威結構必然會受到強烈衝擊，無論有沒有路德、慈運理（Zwingli）以及他們的盟友。只要你教人識字，他們就會質疑權威，並就文本的意義展開辯論。
再回到之前的觀點：中世紀教會的穩定，本來就依賴於一些物質條件，而這些條件在 15 世紀末到 16 世紀間因經濟變化、地理大發現和印刷術的發展而經歷鉅變。無論有沒有路德，中世紀的教皇制度都不可能繼續維持原狀。某種形式的改變——甚至是劇烈的改變——都是不可避免的。
格雷戈裡在書的結尾哀嘆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但這種哀嘆也暴露了他方法上的一個問題：我們無法只哀嘆現代性中我們不喜歡的東西，而不同時反思這些現象與我們願意肯定的現代性之間的關聯。
民主制度始終伴隨著出現川普式人物的風險。但我寧願承擔這樣的風險，也不願選擇可能催生金正恩或習近平的政治體制。我寧願具備讀寫能力並承受多元解讀的泛濫，也不願淪爲文盲，被動接受一切。我寧願生活在可以廉價交通、享受暖氣、有抗生素的世界，哪怕這樣的世界也帶來了理想幻滅的危機、核戰爭的可能，以及科技推動的種族滅絕危險。但談到現代性，你不可能只要它的好處而不承擔它會帶來的風險。
儘管有上述種種批評，我仍要重申開篇的觀點：這依然是一本文筆精妙、發人深省的著作，觀點尖銳，也具有啓發性。我會在課堂上使用它，作爲幫助學生思考宗教改革與西方現代性之間聯繫的教材。借用路德評論伊拉斯謨（Erasmus）的一句話：作者值得嘉許之處在於他沒有用瑣碎內容浪費我們的時間，而是直指關乎全局的核心。該書的敘事有重大缺陷，但或許正因如此，就更值得一讀。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Did Luther Really Cause Secular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