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福音派學者開始認真探索19世紀前神學與敬虔的隱藏寶藏。這種神學探索有著不同的名稱（神學回歸、再覓資源等等），這並不是單單某一個學派在協調努力，其結果可能是令人愉快但又帶來不安和驚訝的。
《站立在我們中間的蒙愛之人：浸信會傳統中的聖禮觀》（Amidst Us Our Belovèd Stands: Recovering Sacrament in the Baptist Tradition）就是這類學術努力的一個成果。海金（Michael A. G. Haykin）在本書中探討了17和18世紀特別浸信會（Particular Baptist，即相信加爾文主義救恩論的浸信會，以與接受阿民念主義的「一般浸信會」有所區分。——譯註）關於洗禮和主餐的教義和實踐。在這本書中，海金（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會歷史教授）向福音派人士介紹了當代英美浸信會的「國父」（和母親）們，該書篇幅不長，研究充分，文字清晰。
在前兩章中，海金認爲作爲17世紀英國新教中一個獨特運動出現的特別浸禮會，與那個時期更廣泛的清教徒運動有著深刻的聯繫。他們寫下的《倫敦浸信會第一/第二公認信條》（1644年/1689年）雖然對《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進行了重大的教會論和聖禮方面的調整，但保留了後者關於蒙恩管道的教義。
美國亞馬遜網站對該書的介紹如下：
《站立在我們中間的蒙愛之人：浸信會傳統中的聖禮觀》
邁克爾·海金（Michael A. G. Haykin）
在談到洗禮和主餐時，許多浸禮會基督徒都拒絕使用「聖禮」（sacrament）這個詞。因爲浸信會高舉聖經，浸信會就不能讓傳統取代聖經，這樣想是符合邏輯的。因此，浸信會神學家傾向於將洗禮和主餐視爲命禮（ordinance）和記號，而不是聖禮。
但浸信會與聖禮主義的歷史很複雜。邁克爾·海金（Michael A. G. Haykin）在《站立在我們中間的蒙愛之人》一書中指出，許多浸信會人士，例如司布真和其他特別浸信會神學家，都比今天大多數浸信會更接近改革宗的聖禮觀。洗禮和主餐不僅僅是單純的紀念，還具有屬靈的含義。過去的浸信會會特別用講道和詩歌紀念聖禮。因此海金呼籲在今天的教會中更新教會的聖禮——浸信會可以而且應該有聖禮。
LEXHAM PRESS出版，160頁。
這些特別浸信會成員所相信的與19世紀的浸信會所接受的「僅僅紀念」觀大相徑庭。特別浸信會認爲，基督透過聖靈，因著每項命禮領受者的信心而與他們同在。海金認爲，在這方面，特別浸信會對聖禮運作方式的理解來自於加爾文本人的神學。（儘管1644年和1689年的公認信條都沒有使用「聖禮」一詞，而是使用了「命禮」，但特別浸信會的牧師和神學家們都在他們的著作中把洗禮和主餐說成是「聖禮」）。
這一時期的讚美詩，在該書第四章對「約瑟夫·斯滕內特（Joseph Stennett）、安妮·達頓（Anne Dutton）和托馬斯·斯蒂文斯（Thomas Steevens）在主餐中的敬虔」研究中有所體現，表明這種對主餐的理解不是神學家的獨特專利，而是整個教會在敬拜中的共同財富（91頁）。
海金從18世紀特別浸信會成員威廉·米奇爾（William Mitchill）、艾薩克·斯塔維利（Isaac Staveley）和安卓·福樂（Andrew Fuller）的著作中，以及從特別浸信會當時的讚美詩中，證明了他們在洗禮和主餐方面與17世紀清教徒先祖的連續性。然而，在19世紀之交，一個決定性的改變發生了，浸信會離棄了他們先祖的聖禮觀，接受了對聖餐僅僅是「紀念」的理解。
海金將這一轉變歸因於對教會本質的理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19世紀之前，浸信會神學家們以「真教會的標記」來理解教會。後來，他們以「傳福音」作爲教會的本質，因此主餐在教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畢竟，主餐很難用來傳福音。海金說：「主餐本質的『紀念說』很適合對其重要性日益增長的矛盾心理。」（55頁）到了20世紀，講台呼召與決志禱告在教會生活中取代了洗禮與主餐原本在浸信會教會生活中的地位。（123-124頁）
在本書的第三章，海金研究了17和18世紀浸信會內部的一場爭論，爭論的焦點是沒有受過浸禮的人——例如受嬰兒洗或者沒有受浸水禮的人——是否可以領主餐。「封閉式主餐」（"Closed communion"）教會要求信而受洗作爲領受主餐的前提，而持「開放式主餐」（"open communion"）觀點的教會則不要求。一個相關但略有不同的爭論還涉及到信而受洗是否是加入浸信會的先決條件。一些教會堅持這一要求（「封閉式成員觀」），而另一些教會則不堅持（「開放式成員觀」）。
浸禮會的神學家們對這些涉及到主餐和加入成員資格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有時甚至是痛苦的辯論。到了19世紀初，特別浸信會成員並沒有比一個半世紀前更有共識。但是，海金注意到，17世紀的兩份倫敦浸信會公認信條似乎有意地拒絕回答這兩個問題。至少就信仰告白而言，浸信會在這些問題上致力於給予彼此自由。此外，海金指出有兩位18世紀的牧師，約翰·科利特·里蘭（John Collett Ryland）和丹尼爾·特納（Daniel Turner），他們的友誼能夠證明即便在這些問題上有不同信念，浸信會基督徒們仍然完全能夠建立友誼和相互尊重。
《站立在我們中間的蒙愛之人》強調了特別浸禮會成員對待教會、洗禮和主餐教義的嚴肅性。正如海金所表明的，正是浸信會的教會論決定了他們對洗禮和主餐的性質和必要性的理解。教會是由「有形的聖徒們」組成的團體，而這兩項禮儀讓自稱屬於被釘十架又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的這些信徒們有了可見的表達。正因爲洗禮和主餐是由教會的主命令要行的，所以它們不是隨意的，而是對教會的生活和敬拜至關重要的。福音派可以從這些浸信會成員對待這些教義的認真態度中學到很多東西。
海金還表明，最早的特別浸信會比人們意識到的更接近改革宗神學。他們將洗禮和主餐作爲蒙恩管道的教義與加爾文和威斯敏斯特標準是一致的。當然，也有不同之處。加爾文和威斯敏斯特並不認爲信徒的孩子在聖經上沒有資格接受洗禮這一標誌（這種信念源於他們的信念，即孩子的父母如果至少有一方，那麼孩子本人自然就是有形教會的成員）。正如海金所表明的那樣，特別浸信會成員對「聖禮」一詞保持一種矛盾的態度，而加爾文和威斯敏斯特從未接受過這個詞。這些特別浸信會的神學和讚美詩表明，他們和他們那些主張嬰兒洗禮的弟兄們一樣，圍著主的餐桌聚會，以通過信心和聖靈的工作與基督相交。
海金對開放式/封閉式主餐爭議的討論突出了浸信會神學中的一種緊張關係。特別浸信會的理解是，新約聖經將洗禮的對象限定爲信徒，洗禮的方式爲浸禮。但是，如果一個人在嬰兒時期就接受了洗禮，或接受了點水禮（或兩者都是），那該怎麼辦？這樣的人可以在特別浸信會的聚會中領主餐嗎？一些特別浸信會人士說可以，並呼籲教會的大公性；另一些特別浸信會人士則說不行，他們認爲必須接受洗禮（按著聖經的定義）才能領主餐。
重要的是，這場特殊的辯論（以及相應的關於開放/封閉成員資格的辯論）從未在特別浸信會內部得到過解決。他們對洗禮的狹義定義和對教會的大公性這兩者之間委身必然帶來這一矛盾，而這一矛盾的存在正表明他們在真理上不願輕易妥協。
不管讀者是不是浸信會人士，他都可以從海金的出色研究中獲益。特別浸信會人士是所有基督徒認真思考教會論教義和教會敬拜的典範。特別浸信會神學反思的水平如此之高，哪怕讀者有不同意見，也會促使他們更準確、更仔細地思考神的話語。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這本書中所記錄的讚美詩歌是信徒應該如何對他們的救贖之主作出感恩反應的典範。
畢竟，好教義是用來禱告和歌唱的。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Meet the Baptist Sacramentali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