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過一半的美國兒童和青少年表示，他們希望成爲引領社交媒體潮流的領導者——即「網紅」。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成功地將「爲出名而出名」變成了一種職業。許多人認爲這是在捕風，但另一些人卻爲之奮鬥不息。
在《自我製造：從達芬奇到卡戴珊家族，創造我們的身份》（Self-Made: Creating Our Identities from Da Vinci to the Kardashians）一書中，塔拉·伊莎貝拉·伯頓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她的目標是闡明這種現代衝動的影響和歷史：「我們不僅能夠，而且應該定製並策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反映我們的內在真實」（第 2 頁）。
美國亞馬遜是這樣介紹本書的：
《自我製造》
塔拉·伊莎貝拉·伯頓（Tara Isabella Burton）著
在一個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幾乎任何東西都可以通過數字技術輕鬆複製，我們都渴望塑造出自己獨特的個性，打造專屬於我們的形像，從而脫穎而出。隨著社交媒體和資本主義的碰撞，以及個人主義在各行業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自我品牌化」或主動爲他人定義自我已成爲常態。然而，這一現象並非新鮮事。在《自我製造》一書中，塔拉·伊莎貝拉·伯頓向我們展示了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種熱衷於個人品牌化的境地的。
公共事務出版社（PublicAffairs），288 頁。
伯頓對當下文化現象的解釋進入了一個競爭激烈的領域；流行書籍和學術著作層出不窮，爲我們講述西方的大故事。這些「大故事」可以理解爲西方文化中思想史的宏觀敘述——每本書都以自己的方式試圖解釋我們爲何成了今天的樣子——但做法卻與單一主題的階級歷史書（如美國內戰）相反。比如，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的《重塑世界》（Remaking the World）、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Self）和《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以及卡爾·楚曼（Carl Trueman）的《現代自我的崛起與勝利》（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這些都是關於西方的大故事，但他們講述的並不相同。作爲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訪問學者，伯頓對這個領域非常了解。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述，她的書與其他作品進行了積極的對話，並在某些層面上達成了一致。伯頓毫不畏懼地加入了這場對話。例如，她同意泰勒的觀點，認爲「表現型個人主義主導了我們在現代生活中的自我認知」（5 頁）。但她有足夠的信心反駁泰勒，認爲這種轉變並不是從一種宗教世界觀向世俗世界觀的轉變。
《自我製造》在某種程度上是伯頓另一部出色著作《奇異儀式》（Strange Rites）的延續，該書表明，西方人仍然虔誠如初。作爲一名基督徒，伯頓敏銳地察覺到宗教和屬靈力量在西方文化中無處不在。當她最終在書中探討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時，我們會更容易理解爲什麼卡戴珊的「爲出名而出名」是一種靈性追，而不僅僅是逃避現實生活的空虛消遣。
對於那些對「西方大故事」感興趣的人，伯頓的著作是必讀之作，因爲她試圖填補現有文獻中的空白。伯頓對文化趨勢持開放態度，不妄加評論。她總是先理解再批評，這值得任何想要向鄰居傳福音的基督徒效仿。
儘管伯頓參與了這場討論，但她並沒有迴避表達她的觀點：「我們的自我創造歷史並不是一個鼓舞人心、不斷進步的故事」（8 頁）。然而，她也指出，「我並不認爲這是一個關於文化衰落和現代性危險的悲劇性敘述，如同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和卡爾·楚曼等近代文化評論家所描繪的那樣」（8 頁）。
伯頓通過一系列小故事來講述「大故事」。每一章至少講述一個關於自我表達和自我創造思想的發展例子，表明這些思想怎樣在現代時期得到了發展和深化。
雖然任何歷史都無法完全由個人來表達，但伯頓生動的敘事風格和選擇的例子使這本書引人入勝，因爲她追蹤了文化分析中的多條線索。
最關鍵的是，《自我製造》指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他們的恐懼對象都值得同樣的關注。他們彼此相互影響並推動對方的發展。
一些社會評論家希望孤立表現型個人主義的破壞性，特別是在性的表達上。另一些人則希望孤立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階級歧視的罪惡。伯頓認爲，這兩者都有問題，並以廣角鏡頭共同審視正在發生的各種惡行。她指出它們的相似之處以及它們對個人和社會的危害。
例如，伯頓帶著諷刺地意味指出，表現型個人主義的所謂平等實際上創造了一種新的種姓制度。如果在社會上傳播這種哲學，宣稱人有道德義務成爲真實的自我，那麼那些未能或未實現這種自我的人就會不可避免的淪爲底層階級，受到鄙視。
這種觀點可以在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恐怖的性觀念中找到，它將他人視爲可以被使用和拋棄的物品。這種觀點也出現在西方社會中歐洲人與「野蠻人」的區別上。它體現在對女性的貶低上，也在對「普通人」的輕視中顯露無疑，這些普通人「開始被描述爲兩種截然不同的存在：無形的單一群體和毫無生氣的機器」（117 頁）。個人主義的自我創造成爲了真實人格的模式。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正統福音派圈子中也見證了其中一些態度的存在。對於福音派基督徒來說，伯頓對我們這個自我表現文化問題的處理尤爲重要，因爲她（可悲卻真實地）表明，這不是「我們與他們」的對立，而是「我們所有人」都被捲入了這股潮流。
「我到底是誰？」當西方社會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時，伯頓指出，答案是：「我想成爲誰就成爲誰」（235 頁）。她批評這種西方對「自我表達」理解爲不僅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一種目的論上的要求，主要有三大原因（233 頁）。
首先，如上所述，表現型個人主義在社會中基於自我表達的成功創建了兩個階層。其次，真正的獨立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我們現在認爲最真實的慾望，也常常受到他人的塑造（234-235 頁）。第三，西方的敘述掩蓋了我們作爲物種的社會性——我們確實需要彼此。
伯頓巧妙地揭示了系統中的裂縫，但她並未修復這些裂縫。雖然她是一名公開宣稱的基督徒，並且有神學背景，但她未能爲我們面臨的困境提供處方。她既看到了自我表達的潛力，也看到了其中的危險，然後聳聳肩，基本上說：「我們只是人。」
她的三個批評點在福音中找到了真正的解決方案：這是關於一位上帝的好消息，福音堅信所有人都是按照祂的形像受造的。這些解決方案源於這樣一個真理：祂的話語比我們虛僞的內心更能帶來自由。最終，我們不僅是爲了彼此而存在，也是爲了上帝——這位人類大家庭的父親。
《自我製造》是一個重要而緊迫的故事，儘管它並不完整。伯頓寫道，我們「被困在事實與自由之間，試圖不完美地解決如何將兩者聯繫起來的問題」（236 頁）。這種現代性的狀態，如果得到正確的闡釋，就會把我們直接引向福音，因爲我們早已在爲此痛苦不堪。
譯：DeepL/STH；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Social Influencer Is the New Upper Cl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