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重讀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演藝時代的公共說理》（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之後想過要停止使用媒體設備：一天24小時都不看電視、不聽音樂、不玩智能手機、不使用筆記本電腦。但是我馬上想起來，現在的芝加哥是冬天，這意味著看天氣預報是出門的先決條件。而且我還在盼著收到我能否打疫苗的重要郵件，還有如果我錯過了那些我想念的家人們的消息該如何是好？
我意識到，雖然我認爲是我在控制自己能否使用電子產品，但它其實是在控制我——就像控制其他人一樣。
1985年，當波茲曼爲我們失喪的印刷文化寫下了這部經典哀嘆時，三大網絡佔據著主導地位（指當時美國的三大電視台：ABC、NBC和CBS——譯註）；「吃豆人遊戲」（Pac-Man）當時五歲；《今日美國》（USA Today，美國唯一的彩色版全國性對開日報——譯註）三歲；MAC電腦才一歲；有線電視正處於起步階段；12年後谷歌才出現；14年後網飛（Netflix）才開始營業。想要購買到iPhone和Kindle？我們必須再等22年。儘管現在電視網絡的影響已經不及當年，但本書對媒體的批評卻從未過時。
在美國殖民時期，娛樂文化還沒有如此蓬勃的時候，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現在迥然相異。波茲曼告訴我們，當時閱讀「並非精英的特權，各種人群中間都有印刷品的傳播」——當然，奴隸除外。雖然人們忙於閱讀報紙和小冊子，幾乎沒有時間看書，但他們也重視讀書。比如，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Common Sense）一書，在當時的銷量如果換算到今天的美國則相當於3300萬冊。不僅如此，圖書館和演講廳的數量也在不斷倍增。
爲什麼農民和商人能夠聽懂林肯和道格拉斯（每位辯手每次發言3-4個小時）的複雜論點和精心設計的句子？因爲聽眾深受閱讀文化的薰陶。甚至美國人的談話方式也透露了這點。托克維爾（Tocqueville）寫到，「一個美國人可能不善閒談，但他能參與討論……他對你說話的方式就像他在會議上的講話一樣。」爲什麼？因爲他們的思想和談吐是被閱讀塑造的。
相比之下，我們現在的公民生活已經被重複的聲音和推特短句所吞噬，即便那些本該提供實質內容的媒體也其實在提供那些噪音。儘管表面上看，福克斯新聞（Fox News）和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有很多共同之處。但他們的主要目的不是向公眾提供信息。他們都在從事娛樂業。他們的關注點都是如何盡可能多吸引用戶以便可以賺取更多的金錢，而這是通過娛樂實現的。想要證據？只需要把他們的尼爾森收視率（Nielsen Ratings，世界上最主要的測量電視節目收視率的方法——譯註）與公共事務衛星有線電視網（C-SPAN）的相比就知道了。
你無需成爲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加拿大研究媒體的哲學家——譯註）也能認識到，和35年前相比公共說理已經衰落到什麼程度了。總統候選人的電視辯論幾乎不值得看，因爲候選人在比誰聲音大；政治家們似乎更像是脫口秀演員、拿著話筒在舞台上游走，說著憤世嫉俗的段子，而不是提供願景或深思熟慮的建設性政策。你最後一次是什麼時候聽到過一位候選人以深思熟慮的說理說服廣大的聽眾，而不是僅僅通過侮辱對手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來拉攏群眾的？
這就是波茲曼感到爲難的地方。最讓他悲痛的不是印刷文化的丟失，而是公共說理的消亡。
我們已經結束了思考的文化，而變得癡迷於細節末梢和無關緊要的事情。波茲曼將這一現象的源頭追溯到19世紀中期電報的引入。現在，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可以迅速地出現在報紙的版面上：日本的皇室婚姻，巴西的歌劇明星之死，英國的金融醜聞，土耳其的饑荒等等。
這會帶來什麼危害？波茲曼寫到，「電報對公共說理的貢獻就是使它變的無聊而且無能。」這些在普通讀者的日常生活中會有什麼不同？對於這些，我們又可以做什麼呢？
更令人不安的是，電報呈現出來的是沒有背景、沒有分析、沒有觀點的孤立事實。電報「使公眾說理變得一點都不連貫」。推特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報。這就是我們的娛樂新聞文化的本質。
我想，如果在今天波茲曼會走的更遠。我們也失去了勸說的能力。在今天的語言中，「勸說」已經不是一個好詞，因爲它藏有操縱的意思。而我們的相對主義文化已經把勸說和沒有禮貌等同起來。現代社會認定了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不受邏輯、事實或經歷玷污的觀點。
即使是那些喜愛書籍的人也很難（好吧，是我很難）以誠實、文明、合理的方式和與我有不同觀點的人交談。我發現，我很難對我所反對的觀點作出一個公平的陳述，並提出強有力的論據。不知何故，我傾向使用稻草人（故意歪曲、誤讀一個人的立場並加以攻擊——譯註），並且持續地攻擊稻草人並且希望獲勝。
然而，如果有原則的勸說都被禁止或是基本棄用，那麼我們該如何表達我們的觀點呢？許多人似乎都在遵循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嘲諷的建議：「如果事實對你不利，那就講法律；如果法律對你不利，那就講事實；如果事實和法律都對你不利，那就拍桌子大喊大叫。」不能以言語說服人，我們影響其他人的唯一選擇就只有憤怒、脅迫和暴力了。
我們如何才能對抗我們的娛樂文化和思考文化的喪失？即使是波茲曼也很難想出建設性的實現方案，使這部本該非常出色的作品留下了缺憾。如果不出意外的話，這揭示了問題的嚴重性。在這些年裡，我還沒看到有任何人提出可行的建議來解決這些系統性問題。
就我個人而言，我12年前就不再關注新聞了。我並沒有從雜誌、報紙、收音機、電視或網頁獲取有用的信息，而是往往被它們激怒。我用閱讀書籍和長篇的深入調查取而代之，我發現這給我的思想和靈魂帶來的益處遠非不連貫的新聞報導或是充滿情感的立場所能比擬的。就像波茲曼寫到的，書籍「就是收集、細察和組織分析信息觀點的絕好容器。寫書、讀書、討論書的內容判斷書的價值，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
相比新聞，閱讀歷史是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絕佳途徑。極具價值的還有像布萊恩·史蒂文森所著的《正義的慈悲》（Just Mercy），漢森·羅斯林的《真確》（Factfulness），J. D. 萬斯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等書。儘管他們主要考慮的也就是過去40年的情況，但他們提供了深思熟慮的觀點和分析。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他們提供了長遠的視角。
我採取的另一個做法是閱讀那些與我意見相左的書籍。我承認，我很少冒險去讀那些比我更保守或更自由的書籍。然而，我發現閱讀那些觀點有些偏右或偏左的書籍幫助我不那麼教條主義、讓我更加公平，也許使我更加謙卑。它提醒我，我並不了解一切，也不總是正確的。
是的，我仍然喜歡看電影和電視劇。但得益於波茲曼，我不再從新聞中獲取娛樂了。
譯：STH；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e Are Still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35 Years L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