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克勞奇是作家，也是講員，但他並不持改革宗神學立場。至少不是在每一個觀點上都那麼「改革宗」。
克勞奇是通過聯合循道會的靈恩派復興運動信主的，因此總體上來說他的神學大體上屬於阿民念主義、循道宗的體系。
但在信仰與工作的議題上，克勞奇非常地、百分之一百地「改革宗」。
「當我開始寫《創造文化》（Culture Making）一書時，我機緣巧合地進入了改革宗關於信仰和工作的豐富思想傳統。」他說，「在過往十年的校園服事經歷中，我發覺自己越來越難以給大學生們一個豐富的、基於聖經的，關於爲什麼和如何作爲學生服事神的教導。」
這個問題代價不菲，克勞奇當時在哈佛大學的校際學生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哈佛大學的學費在他工作期間從一年23700美元漲到了33110美元，2019年漲到了46,340美元。
「我們校園事工強調的是個人對基督的委身、有深度的基督徒共同體、以及對邊緣人士、貧窮群體的服務——這些都是重要的聖經主題。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一個人在沒有獲得常春藤盟校學位的情況下同樣可以追求這三點，而且花費也少得多。」他說。「因此，我們要基於一個怎樣的聖經框架思想學生在實驗室和圖書館的工作，或是參加划船社或大學合唱團的課外活動呢？」
克勞奇曾經讀過彼得·柏格（Peter Berger）等「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人士的作品，但「直到我開始閱讀改革宗作家，才發現真正細緻的神學與文化社會學可以有很好的關聯。我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其他宗派的影響，例如重洗派的尤達（Yoder）、豪爾沃斯（Hauerwas），還有埃盧爾（Ellul——我認爲他的神學是改革宗的，但氣質上來看是個重洗派），以及天主教關於社會關懷的教導。不過，我的結論是至少在新教裡面，改革宗培養了對人類文化活動最細緻的思考。」
2008年，克勞奇出版了《創造文化：恢復我們被造時所蒙的呼召》（Culture Making: Recovering Our Creative Calling）一書。該書認爲，基督徒對文化的最佳影響不是退出社會，而是更好地創造文化。
這就暴露了他的改革宗傾向。
「安迪·克勞奇通過爲我們興奮地描述了創造、墮落和更新這一聖經戲劇，很好地支持了爲文化門訓這一運動，」富勒神學院名譽院長理毛瑞琪（Richard Mouw）這樣寫道。提摩太·凱勒則說，這是「爲數不多的將關於基督教和文化的討論提升到一個新水平的著作之一，」而生命路出版社（LifeWay Christian Resources）、福音聯盟博主特雷文·瓦克斯（Trevin Wax）則稱其爲「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將在福音派內部創造出自己的新文化。」
瓦克斯是對的。這本書最終落到了兩位年輕的企業家手中，他們希望幫助其他企業家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將他們的信仰與工作聯繫起來。
戴夫·布蘭查德（Dave Blanchard）說：「就建立實踐和審視文化而言，《創造文化》這本書是最能塑造我們的著作之一。」 2011年，他與喬什·關（Josh Kwan）一起創立了Praxis，以支持基督教企業家。
而Praxis也的確培養了新一代的基督徒企業家。七年來，他們已經教導和指導了數百人，他們的創業平台吸引了500名投資者4000萬美元的投資，在40多個國家創造了2800個全職工作崗位，年收入達2億美元。他們中幾乎所有的人都留在了商業世界裡（92%），所有的人都聽過、讀過、談論過自己的信仰如何與工作神學以及日常細節彼此連結。
2011年3月，Praxis邀請了克勞奇加入團隊，以加強和引領整個團隊關於神學和文化的思考。
「安迪的加入真正豐富了我們圍繞救贖性創業的想法，」布蘭查德說。「Praxis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幫助我們思考教會應該如何理解文化，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做。」
這時機似乎是完美的。克勞奇正在爲信仰和工作建立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聖經和神學觀點，而Praxis正在用它舉起一面旗幟來聚集基督徒企業家，與此同時，新一代的工作者正在影響著就業市場。
而千禧一代——自嬰兒潮以來最大的勞動力群體——並不希望用他們朝九晚五的時間去攀登企業裡的階層架構，以此來換取「寶馬車與游泳池」。
相反，像克勞奇和Praxis一樣，他們正在尋找有創意、關心社會，以及有意義的工作。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絕好的與基督教就信仰與工作這一話題進行對話的時機。
千禧一代的工作習慣很難確定。他們既動力不足（四分之一的人住在家裡，不工作也不上學），又是工作狂（與其他世代相比，他們不太會用假期，而且即便用了也會對此感到內疚）。他們期待一個「有趣和有社交」的工作環境（88%），但願意犧牲這一點而選擇一個能賺大錢的企業（62%）。他們更放鬆——穿的衣服不那麼正式，在家工作——但也更焦慮（27%的人說他們工作壓力大，而嬰兒潮一代中這個比例只有12%）。
而且他們既是創業者（62%的人都有他們很想創辦的夢想事業），又比前幾代人的創業人數少。兩年前，一個爲創業者服務的研究和倡導組織告訴美國參議院，千禧一代「有望成爲近代史上最沒有創業精神的一代」。
不過，鑑於大多數創業者都是在30多歲或40多歲才開始創業，現在就認爲他們不會創業可能還爲時過早。「千禧一代可能就像一座休眠的創業火山，大約十年後就會爆發。」《大西洋》（Atlantic）資深編輯德里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寫道。
但即使千禧一代的創業公司沒有充斥著市場，他們的人數——到2025年，他們將佔到勞動力的75%——以及他們的社會意識正在影響有關工作的對話。
高達94%的千禧一代希望自己的「技能能夠造福於某項事業」；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即使報酬較低，他們也會選擇爲一家有社會責任感的公司工作（遠高於普通美國人的55%）。10人中有9人願意更換日用品牌來支持一項事業。
這種願望「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爲基督王國的衰退，」克勞奇說。「當社會和教會的一切都融合在一起時——哪怕只是名義上——你不必考慮那麼多你的工作如何與你的信仰相聯繫這樣的問題。這一切都隱含在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中：好人會週日去教堂，週一到週五去工作，他們建立的企業不會做可怕的事情，至少我們不會以爲他們會做可怕的事情。」
但隨著與傳統基督教文化的關聯開始鬆動，人們開始對工作提出不同的問題，克勞奇說。他們也開始從中要求更多的東西。
「當廣泛的文化與宗教失去了哪怕只是名義上的關聯，你還在哪裡找到意義？」他問。「意義的位置已經轉移到了工作上。所以我們對工作的期望值也高了很多。」
除此之外，大學畢業生的數量也在上升（2016年美國人當中大學畢業生的比例爲33%，而1940年這個數字是4.6%）。「教育預備了人們進入一種流動的生活，並將意義附加到他們的工作中，」克勞奇說。「有些人一直都在這樣做，但現在它已經成爲常態……所有這些都提出了信仰如何與工作相聯繫的問題。」
出生於1980年的戴夫·布蘭查德擦過了千禧一代的邊（皮尤研究中心把千禧一代定義爲1981年至1996年間出生的人）。他是一個浸信會牧師的兒子，從二年級開始就把車庫租給朋友、讓他們有地方互相出售棒球卡，他從小就是個創業者。
而且他也是所謂的「連續創業者」——28歲時，他已經創辦並賣掉了兩家公司，並在一家名爲IDEO的全球設計公司工作，幫助其他創業者。
在IDEO工作的時候，他開始「以一種嚴肅的方式回歸信仰」，並四處尋找一些千禧一代也在尋找的目標——只是他希望的更深入、更有目的性。他需要一個組織，能夠幫助基督徒企業家將他們的工作與信仰聯繫起來。
「他們因爲信仰才做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他說。「他們正在思考呼召的問題，他們正在尋找可以與之分享生活經驗的人，這樣才能深入地反應他們的價值觀。」
但是，雖然他可以爲他們找到優秀的商業導師，以及優秀的屬靈導師，但要找到「以有意義的方式把這兩者融合在一起」的人卻比較困難。
然後在2010年，一個共同的朋友把他介紹給了喬什·關——一名擁有MBA學位的記者，同時也在一家基督教家族基金會擔任國際捐贈總監。
「他向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撥款，並看到了支持基督教企業家的類似機會，」 布蘭查德說。沒過多久，兩人就意識到他們看到了同樣的問題。
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打電話給他們能想到的每個人——大約150人，這些人可能有興趣指導企業家，或成爲一個被指導的企業家，或者資助這個計劃。「大約六個月後，我們認爲，我們可以做點什麼。」
最難的部分並不是尋找指導者，有很多基督徒企業家的網絡和組織，一旦你找到其中一個，他們通常可以爲你找到更多。
但要找到基督徒企業家則不容易。
「我們無法自然而然地在某個特定的環境中找到這樣的人，」布蘭查德說。「這樣的人往往低著頭，打造自己的東西。」
有一段時間，布蘭查德和喬什甚至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存在。「一些導師會對我們說（尤其是對那些世俗工作做的非常卓越的人來說），『真的有基督徒在那裡做有趣的事情嗎？』」
「我們會說，『我們希望真的有。』」
2011年布蘭查德和喬什招滿了第一個12人的班級，並成立了Praxis（這個詞是希臘語「行動」的意思），因此布蘭查德和喬什的意思是「行動中的信仰」。然後，他們又湊齊了十幾個人成了一個班，然後又湊了一個班……越來越容易。到2014年，他們有了足夠的資金，可以把平台上的企業家分成兩大部分——非營利組織和營利組織。（他們仍然設定了每個班人數上限是12個，這是「適合大家互相了解的規模」。）
「大概在兩年前，我們就不再關心下一年是否還能開一個班，」 布蘭查德說。他們的發現是，的確有一些基督徒企業家在做有趣的事情——「這對我們這個組織和更廣泛的社區來說是最鼓舞人心的事情。」
例如，在今年的企業家訓練班中，有兩位企業家正在建造一家酒店，那個酒店的每間客房收入都能支持一個有需要的兒童，互聯網所收取的費用則用於打擊人口販運，房間裡的電視能屏蔽色情節目並提供具有社會意識的紀錄片。一家洗車店設置了具體而快速的員工晉升途徑（18個月進入管理層和獲得69,000美元年薪）來對抗貧困，並顛覆了工資制度——在工作兩週前而不是工作兩週後支付工資，這是爲了彰顯我們的工作方式：向神感恩而不是爲了回報。
而通過向無家可歸者發放電腦芯片——允許路人讀這些故事，並把資金捐贈給預先批准的合作伙伴和非營利組織，有兩位基督徒企業家幫助了把無家可歸者送到輔導機構，並爲西雅圖市節省了大約60萬美元。
這些只是營利性企業。非營利組織包括了賈斯丁·哥波尼（Justin Giboney）的AND Campaign和邁克爾·維爾（Michael Wear）的政治團體Public Faith，到爲東非中小企業提供聖經輔導和小額貸款的Hiinga，以及爲防止遺棄和鼓勵收養有特殊需要的人提供支持的Chosen & Dearly Loved。
「有一些忠心的基督徒蒙召去做一些驚人的事情，」布蘭查德說。而且，他發現，他們渴望「有一個地方可以聚集在一起，處理他們心中深藏的問題。」
第一個Praxis項目是針對早期創業者的加速器。它的工作方式與同類商業項目很相似——提供爲期半年的指導，幫助進行商業設計，並介紹支持者和投資者——但一切都植根於基督教的觀點。
「對我們來說，不把兩者（信仰和工作）割裂開來，這一點非常重要。」 布蘭查德說。他和喬什不是僅僅希望在計劃書最後加點聖經經文，或者在會議上進行單獨的信仰演講。「當人們談論籌款或招聘和解僱時，我們希望從信仰的角度談論這些。我們談的是我們要主張的神學思考和規範。」
舉個例子來說，Praxis傾向於評估忠心而不是評估結果。「世人都在說，『如果你沒有得到結果，就說明你做得不對』，」布蘭查德說。強調忠心「最終可以給很多企業家帶來釋放。他們感到這種壓力，要盡可能快地朝著目標前進。只要那種野心是好的，我們都支持。但當它開始讓創始人筋疲力盡、焦頭爛額的時候，這種野心就不可能見證神。」
5月，Praxis發佈了《生命守則》（Rule of Life），這是一套有助於明確職場中基督徒如何以實際的方式思考和行動作見證的指南。如果你覺得這本小冊子聽起來像克勞奇所說的話，那是因爲他是主要起草人，儘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合作的努力」。
Praxis要求入駐企業家考慮承諾遵守這一規則，其中包括捐贈至少10%的總收入，每天脫離技術一段時間，每天和在重大決定的時候禱告。
它還要求放下權威，以便他人能夠獲得進步——這觀點直接來自克勞奇2016年出版的《堅強與軟弱》（Strong and Weak）一書，該書後來獲得了福音聯盟好書獎，看重他們指導的人中有經濟和種族的多樣性，以及（對於一群既感受到外部壓力又有強大內在驅動力的人來說，最難做到）每週有一天完整的休息時間。
「Praxis改變了我的生活，」傑西卡（Jessica Kim）說，她已經創辦並賣掉了兩家公司，正在與Praxis合作籌建她的第三家公司。她精力充沛，手舞足蹈，在我們50分鐘的早餐中，她想出了一個爲新網站添加內容的點子。
「我陷入了科技創業的忙碌中，感覺除了工作之外，我沒有時間做其他事情。」她說，「我已經切斷門訓關係，也沒有時間學習聖經，我一直在想，我只需要完成這下一次的創業就好了。」
傑西卡已經快要崩潰了，「我知道我必須做出改變」，但卻不那麼樂意加入Praxis的計劃（「我最初說不，因爲我持懷疑態度」）。
她以前參加過基於信仰或教會主辦的商業會議，但它們似乎有點過於理論化。（「好吧，但我只是不得不解僱三個人。我怎麼才能做到誠信呢？」）
「從第一次會議開始，Praxis就震撼了我的世界，」她說。「這簡直是一個警鐘。……做一個企業家不是從事一份職業。它是一種世界觀，一種生活方式，是我看待活出信仰的方式。我第一次見到了人，聽到了內容，看到了2x2s（這是克勞奇闡述權威和脆弱的方式）。」
史蒂夫（Steve Dziedzic）也有同樣的感覺。在作爲學生加入之前，他還是Praxis的商業導師（他把自己的第一家公司賣給了XO，XO以其婚禮應用The Knot和懷孕應用The Bump而聞名），當他打另一款應用的主意時，他並不確定自己是否需要加入Praxis項目（這款名爲Lasting的應用就像是「你婚姻的FitBit」）。
「但在第一次聚會之後，我的心就被炸開了。」他說，用手模擬了一次爆炸。「過去我是導師，從未認真聽過同爲導師的喬恩·泰森（Jon Tyson）所講的內容。」
泰森是紐約城市教會的主任牧師，也是Praxis的屬靈督導。「喬恩說，『夥計，你們Praxis的研究員是世界上最能幹的研究員，但他們在生活中最簡單的事情上是最差的，』」 史蒂夫回憶說。「喬恩接著說，『有人問我怎麼才能更多禱告，還有人問我我如何花更多的時間陪伴我的孩子？，還有人問我怎麼才能獲得休息。我對此的回答是：禱告、陪伴、休息。」
這是讓人瞠目結舌的簡單建議，但當你在緊張地推動新業務的誕生時，很容易忘記這一點。
「這樣的東西打入你的心裡，」史蒂夫說。「這是不可思議的好事。」
Praxis幫助他記住，神也參與個人的商業生活，忽視神意味著錯過商機，而作爲一名基督徒工作者意味著「當我設計一個屏幕時，神需要與我的手指同在；當我寫內容時，他需要與我的思想同在；當我面試一個新的候選人時，他需要在中心。」
Praxis拋出的信號彈起了作用。超過1,000人——包括250名導師、500名投資人和200名加速器校友——與他們一起積極參與思考和實踐救贖式創業。已有40個國家的150多家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得到了這樣的「加速」，4000萬美元的資本投資已經倍增到2億美元的總收入。
2014年，Praxis爲大學生開辦了一個暑期學院（他們每年夏天都會從80所學校聚集200人，爲期一週），並爲有經驗的創業者開辦了一個實驗室。他們開發了視頻課程、期刊和帶有練習和案例分析的運作手冊。
而Praxis只是一場運動中的一個泡沫，這場運動比Praxis走的更遠。最早登場的是15年前由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帶領的紐約救贖主長老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發起的信仰與工作中心（Center for Faith & Work ，CFW）。今年1月，該機構加入了救贖主城市植堂網絡（Redeemer City to City），以裝備和連接「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在信仰與工作上整合」。
CFW的影響力已經遍佈全國，由2015年從基督長老會（Christ Presbyterian Church）發起的納什維爾信仰與工作學院（Nashville Institute of Faith and Work），到2016年在CFW創始人凱瑟琳·阿爾斯托夫（Katherine Leary Alsdorf）的領導下在羅利（Raleigh）成立的新城研究機構（New City Fellows）。她也是Praxis的講員和導師之一。
2007年，工作神學項目（Theology of Work Project）成立，該項目組出版了《工作神學聖經註釋》（ Theology of Work Bible Commentary）。2011年，成立了信仰、工作與經濟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aith, Work, & Economics），以對聖經和經濟原則進行思考。2015年，堪薩斯城的基督社區播道會（Christ Community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in Kansas City）建立了「被造使之繁榮」機構（Made to Flourish），裝備牧師思考信仰與工作。
這些團體歡迎Praxis參與信仰與工作的討論。
「Praxis正在幫助新一代的企業家構思他們的整個企業，從運營到供應鏈到政策再到培養人，如何能達到救贖的目的，」 「被造使之繁榮」機構的執行董事馬特·魯斯騰（Matt Rusten）說。「但他們的工作不僅僅是激勵企業家。更多的市場基督徒、牧師和非營利組織的領導人正在注意如何在他們工作的地方培養一種救贖性的想像力。」
這些人正在「幫助傳播，就像C. S. 路易斯所說的那樣，一種『好的感染』，將基督呼召我們去做的善事與好工作結合起來，這做得很好。」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Andy Crouch and the Culture Mak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