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就像C. S.路易斯（C. S. Lewis）所建議的那樣，我們要幫助我們的讀者「讓這幾個世紀以來乾淨的海風吹過我們的心」（出自On the Incarnation: Saint Athanasius with an introduction ——譯註）。也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只有通過閱讀經典」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們接下來要審視一些可能被遺忘、但是依然和現今的教會相關，並且能幫助今日基督徒的經典著作。

我在虔誠的福音派圈子裡長大，故此每年都會參加至少一次的奮興會。每年春秋季，鄰近的教會總會舉辦奮興會，而所有當地的青少年團契都會出席。大會都是千篇一律：最新的Hillsong歌曲、充滿熱情的講員、最後是呼召。當我們乘車回家時，心裡都十分火熱，但高昂的心情過不了幾週就會減退。

不過，並不是每一個奮興會都這樣沒有果效。自1907年平壤大復興後，有調查指出韓國基督徒數目從1907年至1977年增加了250萬人，教會增長了1300間。威廉·布萊爾（William Blair）與布魯斯1亨特（Bruce Hunt）合著的《韓國的五旬節與隨之而來的苦難》(The Korean Pentecost and the Sufferings Which Followed，中文名暫譯) 是唯一流傳下來的外國人目擊證詞，不單記錄了韓國教會歷史重要一頁，亦可作爲復興運動的手冊。

大復興的背景

在韓國教會的初期，每年一月的頭兩個星期，全國基督徒都會去到自己所在的地方教會，參加爲期兩週的查經聚會。在平壤，每個教會的代表亦會舉行一個特別聚會，與外國宣教士一起查考聖經。這個獨特的研經系統由韓國長老會（ Korean Presbyterians）創立，使每一年的開始都充滿禱告、讀經和詩歌。布萊爾記述這些研經會：「若美國在這方面能仿傚韓國，復興運動自然會成功。」（78頁）

在1907年平壤研經會的第十二個晚上，在教會裡聚集的人有一種「神臨近的感覺、難以名狀」（83頁）。在一個簡短的講道後，一位韓國教會領袖帶領眾人禱告。根據布萊爾所述，這禱告「無法形容——這並不是說它令人困惑，而是一種靈與聲音產生了一個宏偉的和諧，無法抵擋的禱告衝動推動著眾人的靈……好像一片禱告海洋衝擊著神的寶座。」（83頁）

第二天晚上的聚會使這種感覺更強烈。宣教士深感憂慮，迅速聚集討論此情況。結果，得到的共識是他們曾向神呼求祂的聖靈傾倒下來，而現在正是神在回應這一祈求，因此他們不敢阻撓。接下來，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

「一個我從沒有見過的聚會開始發生了——除非神認爲是必須，我以後也不想再遇上。所有人類所能犯的罪都在那個晚上被公開承認了…… 我們也許對公開認罪這回事是好是壞有各種理論。我也有我的一套理論；但我如今明白，當神的靈降臨到有罪的靈魂，人就會認罪，而世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86-87頁）

第二天，各人都回到他們的教會，而復興傳遍了整個朝鮮半島。在各地都自發地出現了相似的認罪、哭泣、禱告。甚至學校也被迫停課，因爲孩童都爲自己的罪哭泣。

同一時候，復興有了福音元素。布萊爾寫道：「悔改絕非只限於認罪與流淚。如果賠償是可行的，平安會等到賠償發生後才會出現。」（88頁） 信徒都賠償偷竊的物品、不法得來的金錢、對其他信徒或非信徒的傷害，爲所犯的罪付出賠償的代價確實是在平壤大復興中最明顯的果子。

大復興的規律

平壤大復興與其他近代聲稱的復興有三個重要分別：

• 韓國長老會帶領、延續了復興運動並承受這大復興的祝福前後差不多一百年；
• 大復興的領袖看重「禱告、研經、個人工作、犧牲奉獻及宣教活動」（5頁）多過看重說方言、信心醫治與情感主義等五旬節運動特色；
• 教會不會急於舉行浸禮——新信徒會先接受六至二十四個月教理問答式的門徒訓練，才會被外國宣教士或韓國教會認可接受洗禮。

這三點加起來對復興的增長與持續有很深遠影響。

首先，運動由已按立及受神學院訓練的外國和本土教會領袖帶領，可確保各教會的教義一致，至少在早期是如此。

第二，新信徒加入教會成員時，教理問答的教導有助於維持本地教會的健康。教理問答保證了當新信徒接受洗禮時，他們的歸信不只是情感上的經歷，而門徒訓練包括了基本神學、基督教倫理與教會體制。換言之，頭腦與內心的轉變同樣重要。

大復興的影響

當大復興如火如荼之際，韓國基督徒在政治領袖的缺位下很快地開始參與政治。多數信徒都認同政教分離，因此參與的很謹慎。在史稱「三一運動」（1919年）的韓國人集體反抗日本佔領的運動裡，韓國基督徒佔了大多數，這與他們在韓國人口中的比重是不相稱的。1919)

這運動草擬了《韓國獨立宣言書》。簽署者有33人，其中13人是基督徒，而當時的人口只有少於百分之五是基督徒。因此，基督徒反抗大日本帝國統治，特別是長老會拒絕崇拜日本天皇，這導致了大量外國宣教士和韓國基督徒殉道。這是第一波的迫害。

毫不意外地，基督徒對鄰舍熱切的愛，與他們爲人權、女性權益、解放、公眾利益而作的犧牲，使基督信仰在當時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中變得更加可信。與非信徒並肩作戰爭取公眾利益的精神，使教會的聲望和人數得以提升，連韓國首任總統都公開宣認自己是個基督徒。換句話說，韓國教會爲被邊緣化和受壓迫的人在個人及社會層面發聲。

二次大戰後，逼迫教會的政權由大日本帝國變成了朝鮮勞動黨，在北部的基督徒人口因此急劇下降。系統性的綁架、失蹤、處決教會領袖的消息開始傳至南部，金日成的支持者們佔領和挪用了神學院和教會。所以，很多北方的基督徒在韓戰時逃亡至南方成爲難民。這是迫害的第二波。

今日的美國復興運動

隨著美國的世俗主義者與非基督徒人口不斷增長，美國的復興運動的人口背景會越來越與先前的大覺醒運動背景有所不同。過去受復興運動影響的群體主要是在教會的信徒及不再參與教會的信徒，但下一次的復興則必須擴展至非信徒，例如世俗不可知論者、伊斯蘭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等，方可稱爲第三次「大」復興。

這樣看來，若要復興之火從基督徒迅速蔓延至世俗不可知論者、薩滿教徒、佛教徒，我們應當從平壤大復興中學習。毫無疑問，韓國信徒傳福音的熱誠與真心追求社會公義相結合，已證明可有效贏得更廣泛國民的心。

譯：Thomas Kwan；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the Korean Pentecost Can Guide Revival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