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歲的所羅門·穆阿切奧波（Saolomon Mouacheupao）從小跟著家人去教會。但高一那年他真正信主之後，第一個念頭反而不是去聚會，而是不想去了。
「我覺得教會跟我沒什麼關係，」他說，「教會對我沒有什麼實質幫助……我在自己房間裡信主之後，開始自己讀書、聽道。頭一個半月，我心裡想的就是：『我再也不用去教會了。我自己在這兒學的聖經比我這一輩子在教會學的都多。』」
穆阿切奧波當時聽的是大衛·普萊特（David Platt）、馬特·錢德勒（Matt Chandler）、陳恩藩（Francis Chan）和馬克·德里斯科爾（Mark Driscoll）這些牧師的講道。但沒過多久，正是這些他在家聽的牧師讓他明白，他需要和其他基督徒在一起。
「很快我就開始在本地教會服事了。那是一間很小的教會，大概一百二十五人，」他說，「青年團契差不多二十個孩子。青年牧師給我機會帶小組，我還講過幾次道。教主日學的時候，我真的愛上了服事，幾乎立刻就開始想：神是不是要讓我作牧師？」
（圖注：所羅門·穆阿切奧波在青年團契講道 / 圖片由本人提供）
穆阿切奧波重返教會的經歷，反映了他這代人的一個更大趨勢。從英國到挪威再到美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尤其是男性，正在委身耶穌，參加主日敬拜。今年秋天，據神學教育協會（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ATS）的統計，神學院的道學碩士入學人數「多年來首次」出現增長。
穆阿切奧波就是這批學生中的一員，屬於第一波進入牧職的Z世代準牧師。而事實證明，這一代人比他們相對務實、習慣依靠自己的X世代父母，要複雜得多。
總的來說，根據他們的導師和老師的觀察，今天的年輕教會領袖見識特別廣，研究能力也很強。但與此同時，他們的注意力比較分散，閱讀和寫作能力也相對弱一些。他們渴望宗派的深度根基和問責制度，但對權威也心存懷疑。他們很想成爲有影響力的人，卻比前幾代人在同樣年紀時更缺乏自信。
「大多數Z世代都有一些嚴重的問題，」國會山浸信會（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二十六歲的實習生傑克·鮑爾（Jake Baur）說，「但那些意識到問題的人正在發光。有相當多的人很有思想，他們熱愛聖經，也清楚這個世界的議程、我們這代人的焦慮，以及社交媒體和手機帶來的危害。他們在盡一切努力跟隨主、遵行主的道。我們這一代會湧現出很多人，真正緊緊抓住神的話語，去愛別人。」
大約一二十年前，穆阿切奧波在網上追隨的那些牧師，正是「年輕、躁動、歸正」（YRR）運動中的年輕一代。他們發現了有歷史傳承的改革宗神學，就熱切地在教會、書籍和各類聚會中講解這些真理。
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市頂峯教會（Summit Church）的牧職實習與駐牧項目主任布萊爾·瓦格特（Blair Waggett）說，這批人屬於X世代末尾、千禧世代開頭的那一撥，「無論面臨什麼，都是拼了命地幹」。
他們不得不如此，因爲二十一世紀初期事工的另一個特點是：做困難的事、去艱難的地方。正是這一批人衝在最前面，去城市中心植堂。植堂是牧職中最艱難的工作之一，而城市中心又是最難傳福音的地方。
（圖注：布萊爾·瓦格特[Blair Waggett]在教導新一批牧職領袖 / 圖片由本人提供）
過了一陣子，這代人的風氣開始變了。當那批父母管得最少、脖子上掛著鑰匙的X世代結婚後，孩子生得少了，爲人父母卻上心得多。他們的孩子基本上就是Z世代，是第一代從小伴隨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長大的人。他們的社交、教育和成長經歷，越來越多地在數字化的環境中進行，或被各種平台所記錄。
心理學研究者簡·特文格（Jean Twenge）發現，其結果就是，千禧一代的末尾和Z世代的開頭，在開車、約會、參加工作等方面，都比前幾代的青少年要晚。她說，「青春期的成長軌跡變慢了，青少年比過去成熟得更晚。」
進入青年期後，這個趨勢仍在延續。他們結婚、生子、買房的年齡，都比前幾代人更晚。2025 年，只有 6%的Z世代員工有志於在職場中擔任領導職位。近 40%的年輕員工對升職完全沒有興趣。
同樣的變化也出現在教會裡。福音派神學院的總入學人數雖然沒怎麼下降，但以道學碩士爲目標的學習，即大多數講道牧師所讀的學位，從 2017 年開始下滑。
「我有很多朋友想去做輔導，」2017 到 2020 年在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就讀的穆阿切奧波說，「我想是因爲大家害怕擁有權柄，或者害怕被別人看成是想要權柄的人。」（他大三那年，有三個朋友還特意來找他談話，擔心他的互補主義觀點會傷害將來的會眾。）
這個趨勢折射出整個文化的氛圍：從老闆到警察再到政客，男性權威人物常常被視爲「有毒」的。此外，疫情可能也是一個因素。它加劇了人們的心理健康問題，也讓牧職工作的艱難更加凸顯。
「焦慮絕對是（牧職學生減少的）另一個原因，」鮑爾說，「人們會告訴你牧會有多難。而我們這代人本來就很缺乏自信。」
但近來，風向似乎又開始轉了。
「我現在還在慕迪參與一些事工，感覺想進入牧職的人好像多了起來——哪怕跟我五年前在那裡的時候相比也是如此，」穆阿切奧波說。
他說得沒錯。去年十一月，神學院協會的報告顯示，連續第二年，會員學校中增長的學校數量超過了下降的學校。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變化，」ATS高級主任兼首席運營官克里斯·邁因策爾（Chris Meinzer）寫道，「道學碩士總入學人數在上升，而且增長面很廣。」
超過半數的學校，包括 58%的福音派學校，都報告了道學碩士入學人數的增長。
那麼，這些學生是誰？
當我請幾位年長的領袖描述Z世代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先說了同一件事。
「Z世代領袖屬靈生命之深，讓我驚歎，」瓦格特說，「他們在屬靈道路上有一股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勁頭。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絕對不會出錯？當然不是。但這確實塑造出一種與基督的身體和耶穌的工作緊密相連的領袖。這太令人振奮了。」
在傑克遜的改革宗神學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RTS），學生事務主任查理·溫加德（Charlie Wingard）同樣滿懷熱情。
「總體來看，他們在屬靈上是成熟的，」他說，「他們非常認真。他們想學習如何牧養，想忠心地服事主。我同時在傑克遜第一長老會（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擔任助理牧師，我知道Z世代年齡段的成人主日學班總是滿的，坐滿了認真想做好門徒的年輕人。他們想建立穩固的基督徒家庭。很多人早晚兩堂禮拜都參加。」
（圖注：格倫·威什紐和妻子弗洛琳 / 圖片由威什紐提供）
二十八歲的湖畔之光研究所（Lakelight Institute）副主任格倫·威什紐（Glenn Wishnew）說，這種對屬靈深度和屬靈操練的渴望，是一代「刺激過度、塑造不足、缺乏傳統根基」之人的自然反應，「他們需要錨定在比眼前這一刻更長久的事物上。Z世代常常覺得自己對手機上癮，日常生活中漫無目的、沒有方向。」
他說，被屏幕縮短的注意力時長，讓禱告、讀經、在教會裡專心聽道都變得更難了。但恰恰是這些操練，成了他們離開那混亂、瞬息萬變、永無止境的信息洪流的救生圈。
Z世代的信仰之所以認真，還有一個原因：人類歷史上最豐富、最優質的神學資源，他們隨手可得。
在密歇根州蘭辛市的大學改革宗教會（University Reformed Church），牧師賈森·赫洛普洛斯（Jason Helopoulos）注意到，他事工培訓項目裡的弟兄們熱愛禱告、熱愛釋經講道、熱愛地方教會。
「他們也非常關心我說的『經歷性的信仰』或『體驗式基督教』，」他說，「他們明白必須有純正的教義——這一點在這代人身上並沒有失落。也許是因爲他們見過太多江湖騙子。」
大多數問題在Z世代那裡懸不了多久：這種關於蒙福的說法合乎正統嗎？那句話真是司布真說的嗎？聖經真是這麼說的嗎？
「Z世代的一個優點在於，他們逼著我要保持銳利，」瓦格特說，「我講的東西必須是最新、最經得起推敲的。因爲我在上面講，他們在下面用ChatGPT查證我。」
瓦格特的學生實時覈查他講的內容，一旦他引錯了話、說錯了事實、打錯了比方，他們立刻就能發現。信息隨手可得，讓他們能迅速辨別真僞。但這同樣是個隱患。
「我們這代人完全沒有合乎聖經的權柄這個概念，」鮑爾說，「我們對權柄的一切認知都是負面的。我在同齡人身上、在我帶的青年團契學生身上都看到：除非牧者先證明自己值得信任，否則他們不會信任他。除非聖經證明自己值得信任，否則他們可能也不會信任神的話語。對任何真理主張，他們都持一種懷疑的態度，除非你能成功爲之辯護。」
（圖注：鮑爾[前排左]與國會山浸信會的實習生們 / 圖片由鮑爾提供）
媒體對公眾人物失德行爲的大量報導，更加劇了這種不信任感。
「從某種意義上說，教會採取了這樣的做法：『我們絕不要像那些濫用權柄、刻薄殘忍的人，所以我們對誰都客客氣氣，』」鮑爾說，「但這教給人們的是，教會在他們生命中沒有權柄。但是，教會的權柄不僅是好事，更是合乎聖經的事。如果我們不斷懷疑教會在我們生命中的權柄，就永遠不會讓教會照它本可以的方式來塑造、更新我們。」
鮑爾自己也深受這種不信任感的困擾，尤其是在面對宗派這類機構時。
「我想我不會加入某個正式宗派，」他說。部分原因是他看到自由派的領袖把主流宗派拉得越來越左，遠超他們中間比較保守的平信徒願意的程度。
但與此同時，他也看到宗派能提供的問責機制、社群關係和深厚的歷史根基。這對很多Z世代是有吸引力的——看看高等教會和禮儀性傳統日漸增長的人氣就知道了。
「我在慕迪的時候，有一個趨勢是轉向聖公會、天主教或東正教，」穆阿切奧波說，「現在仍然如此。我手下有一個教牧實習生，現在正在慕迪讀書，他宿舍那一層有一大半是聖公會的。」
穆阿切奧波說，高度禮儀化的傳統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在於Z世代「厭倦了凡事都靠自己編」。
Z世代面臨的選擇比前任何一代人都多，從咖啡口味到性別認同，無一不需要他們自己決定。但與此同時，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玩耍有父母安排，活動有教練規劃，學業有標準化考試來設定軌道。
「我小時候，除了在學校，幾乎沒什麼事是在大人監督下做的，」生於 1957 年的溫加德說。他在操場上打球時，周圍一個成年人都沒有。長週末或春假時，他和高中朋友常常自己去露營，從來沒有大人陪著。
「我記得有很多事情都是在沒有大人監督的情況下做的，」他說。這給了他自信。當他看著父親牧養教會，自己也考慮進入牧職時，他並不覺得「要邊做邊學怎麼牧會是什麼可怕的事」。
他也不需要考慮加入哪個宗派。他自然會像父親一樣，做一個長老會基督徒。
現在不一樣了。鮑爾在福音派自由教會（Evangelical Free Church）長大，如今在美南浸信會的教會實習，將來很可能進入以長老會爲主體的改革宗神學院。
與此同時，年輕男性們也在尋找一條從學校走向講台的結構化路徑。過去十年間，頂峯教會、大學改革宗教會以及許多其他教會，都啓動了牧職培訓項目，作爲神學院教育的補充。
「對這些項目的興趣確實在增長，」赫洛普洛斯說，「這代人屬於晚熟型，似乎需要更長的時間成熟。最明顯的一點是，他們缺乏自信。這種程度在我之前幾代人身上沒見過。」
赫洛普洛斯說，實習或駐堂培訓的一個好處，是讓年輕弟兄在真實的事奉中建立自信。
「我們希望給他們真實的機會去檢驗自己的恩賜，讓他們體會到主能藉著我工作，也正在藉著我工作，」他說，「他們需要一間穩定的教會，在那裡可以犯點錯、得到鼓勵，然後重新站起來，繼續前行。」
這對一代被疫情和取消文化訓練得不敢冒險的年輕人來說尤爲重要。「我們不夠勇敢，」威什紐說。
（圖注：赫洛普洛斯[中]與他帶領的事工實習生 / 圖片由本人提供）
實習項目提供了一條進入牧職的較慢路徑，既有結構，又不脫離現實的人際接觸。
「有些神學生以爲，他們在將來服事的教會中要產生持久影響力，得靠播客或社交媒體，」溫加德說，「有些學生覺得這些地方值得投入時間。我反覆告訴他們，這會奪走你與人面對面相處的時間。」
他說，網上的神學論戰對大多數人並無益處。「我不覺得普通牧師能從中成就什麼。」
赫洛普洛斯也這麼看。
「你可以開個播客、開個社交媒體帳號，說各種各樣煽動性的話，收穫大批粉絲，」他說，「但現實是，你要是不繼續出那一套，粉絲就散了。」
不僅如此，在網上碾壓別人、看人出醜得來的自信，既短暫又空洞。
「經過過程和制度的打磨，生出一種正確的自信，這有實實在在的益處，」他說，「不是狂傲，而是對自己所蒙呼召的合宜確信，確信自己有幾分能力，可以好好地服事教會。」
被手機奪走的，不只是自信。
「現在二十歲的年輕人，幾乎個個都對手機上癮、對社交媒體上癮，」鮑爾說，「事實證明，我們根本駕馭不了手機。」
這幾乎體現在方方面面，從學業到娛樂，無一倖免。
"他們很多人來自一個不需要大量讀寫訓練的學習環境，」溫加德說。爲此，改革宗神學院專門開設了寫作輔導班。
（圖注：2025 年秋季國會山浸信會實習同工與狄馬可[Mark Dever]合影 / 圖片由鮑爾提供）
「他們面臨的另一個挑戰就是分心，這也是我們所有人都面臨的挑戰，」他說，「學生會來找我，說：『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堅持讀神學院。我每天學習八個小時，還要上課，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撐下去。』我的第一反應總是：『我們來聊聊那八個小時。你的手機收起來了嗎？你是不是一邊學習一邊處理短信、郵件和各種通知？是不是在刷比分、刷新聞？』」
答案是肯定的。
溫加德告訴他們：「你不是每天學習了八個小時。每次你被打斷注意力，都要重新花時間回到正題。關掉電腦上的通知提醒，實在不行就考慮用紙筆來學習。回到家就專心陪伴配偶和孩子，把電腦放下。休息時看場球賽或電影，也別帶手機。享受當下，真正放鬆，然後再精神飽滿地回到學習中。」
做牧會工作時，同樣要把手機收起來。
「我們有好幾個同工，都需要我們提醒他們：『開會的時候、跟同工在一起的時候，或者列席旁聽治會會議的時候，手機必須收起來，』」赫洛普洛斯說，「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會面臨的試探，也是我們都需要對付的。這件事會嚴重影響你的事工。如果你面前的人覺得你沒有在關注他們——這是最快摧毀事工果效的一種方式。」
另一條削弱事工的路，是把思考外包給人工智能。
「AI不僅給你答案，還給你獲取答案的方式，」鮑爾說，「你可以問它一個非常抽象、有深度的問題，它會同時給你答案和論證。我們在AI出現之前就已經不擅長論證性思考了。讓什麼東西替我們思考，絕對沒有好處。」
這很棘手，因爲AI越強大，你就越容易掩飾自己在用它來完成工作。在改革宗神學院，溫加德更傾向於用紙筆進行部分考試。
「罪總是喜歡隱藏，」鮑爾說。最容易隱藏的地方就是你的口袋。
他說，這也是色情內容使用量飆升的原因之一。
「色情內容在年輕男性的生活中已經無處不在，幾乎默認他們都有過相關經歷，」赫洛普洛斯說，「在長老會的按立程序中，每個長老會都會考覈候選人。我們規定必須問：『你是否在使用色情內容？你是否有過使用色情內容的歷史？』但過去幾年我們發現，這樣問還不夠。」
現在他們會問：「你看過哪種類型的色情內容？」
他說，答案從「沒有」到「暴力色情」再到「獸交」，不一而足。
「罪總是想要更多，除非你治死它、殺死它，否則它會把你越拖越深，」他說，「唯有藉著基督的恩典才能把它拋棄。我們不僅要對付色情，還要對付一切闇昧的事，以及那惡者想要使我們偏離基督的良善與榮耀的企圖。」
Z世代的基督徒明白這一點。
「據我觀察，這代人在對抗色情上比任何人都更努力，」瓦格特說，「他們會坦誠告訴你自己在做什麼。他們渴望謙卑、問責，以及深度屬靈塑造的生活。所以，一方面他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掙扎，不去陷入色情；另一方面，他們也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在對抗它。」
Z世代的注意力在一件事與另一件事之間飛快跳躍，讓他們感覺很忙，但外在的生活節奏反而更慢。這不僅體現在晚婚晚育上，也體現在其他方面。
（圖注：頂峯學院受訓中的事工領袖 / 圖片由瓦格特提供）
「他們非常看重休息和安息日的理念，」瓦格特說，「有時候我不得不告訴他們：『是的，但我們在休息之後要工作。因爲神造我們就是爲了工作，而且這是對福音的回應。』」
瓦格特說，有時這種對休息或工作邊界的渴望會被誤解爲懶惰。
「但十有八九，我們認爲的懶惰，其實只是他們對『需要什麼』的理解和我們不同，」他說，「他們並不懶惰。他們成長在一個經歷了疫情嚴峻挑戰的時代，沒有人教他們牧會所需的那些軟技能和領導力心態。」
威什紐對自己這一代的評價則更直接一些：「世俗社會和基督徒Z世代當中，都有著一種對心理舒適和安全的偶像崇拜。工作與生活平衡、對腐敗體制的懷疑、疫情下的生活，在我看來，這些都可以歸到『安全』這個大類底下。」
瓦格特說，最好的做法是與Z世代溝通，以身作則展現好的領導力，在他們學習的過程中陪伴同行。「幫助他們成爲我們知道神所設計他們要成爲的樣子。」
Z世代是一幅對比強烈的畫卷。他們習慣了空前多的選擇，也習慣了空前多的安排；他們暴露在更多色情內容之下，卻也爭戰得更猛；他們知識更豐富，線下溝通的能力卻更弱。
儘管矛盾重重，溫加德卻說：「對未來幾年將要發生的事，我非常樂觀。我們正在迎來出色的學生。我聽講道實踐課上學生的講章，幾乎每週、幾乎每個學生，我聽到的都是對神話語懇切的講解。我聽到的，是與經文認真摔過跤的人。讓我對教會的未來充滿期待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在神學院裡聽到的講道質量。」
或許這一代人，這一代行動更慢、與罪爭戰、渴慕深度的年輕人，正是牧養下一代、教主日學、帶青年團契的最佳人選。
（圖注：威什紐向八年級學生演講 / 圖片由本人提供）
「我做青少年事工時，看到那些孩子對信仰有極深的渴慕，」鮑爾說，「我服事的年輕人最常見的抱怨就是：『我們有更深的問題，但感覺現在沒有人給我們答案。』」
瓦格特說，Z世代能做到這一點。
「Z世代的領袖極其渴望真實，」他說，「他們想要社群，想要反饋。他們非常優秀。我們教導他們以正直和謙卑行事、在群體中公開誠實地生活時，這本來就是Z世代想要的。在這方面幾乎是水到渠成。」
而且，他們越來越多地開始預備承擔責任。穆阿切奧波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完成道學碩士後，希望擔任主任牧師。
「我相信教會，」他說，「我愛教會。神要拯救失喪的人。耶穌要建立他的教會。這些都是驅動我的動力，是我爲之興奮的原因。」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Meet the Gen-Z Pas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