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姍（Kusum，出於安全起見本文均使用假名）是印度中部人，身高還不到五英尺（152.4釐米——譯註），穿著翠綠色的紗麗，搭配著一條紫、金、綠三色的杜帕塔圍巾，鼻洞上掛著有三個小珠子的墜飾。
顧姍的形像是這個有絢麗色彩和豐富傳統國家的典型代表，然而卻有一件事讓她與眾不同。
她是基督徒，不是印度教徒。
顧姍出生在一個印度教家庭，但是在她11歲的時候，因爲偷偷參加了一個基督教會的敬拜而歸信了基督。對顧姍而言，這信仰同時給她帶來了無法言喻的逼迫和百折不摧的盼望。
在印度超過十億的人口中只有5%的基督徒，這些基督徒的生活越來越困難，有的時候甚至到了危險的地步。
從許多方面而言，印度像一個逼迫基督徒的火藥桶。
總理莫迪（Modi）在2014年當選，許多人認爲這等於默認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主流地位（這一主義本質上認爲印度必須成爲一個印度教國家並進而排斥一切其他宗教）。自從選舉獲勝後，莫迪越來越接受極端宗教主義。國大黨帶領的印度政府裡有一些極端領導人甚至向非印度教的宗教宣戰，企圖在2021以前摧毀境內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及所有其他宗教。
此外，印度幾乎擠進2018年「全球守望名單」前10名，這是「敞開的門」（Open Doors）組織針對全世界逼迫基督徒的國家所作的調查報告排名。由於印度教激進分子對基督徒的逼迫日增，印度前進到第11名，僅次於伊朗和也門。（2019年，印度進入第十名。——譯註）
印度教國家主義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上升，使得基督徒，和伊斯蘭教信徒處於危險的景況，如果他們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就會失去身爲印度人多方面的公民權益。
像顧姍這樣一個住在鄉下的女人，她被絕大多數是印度教徒村民的村莊包圍。這些人有滿腔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結，甚至也有暴力相向的時候。
照著印度的風俗，顧姍很年輕時就結婚了，16歲生了第一胎，是個兒子，四年以後顧姍又生了第二個兒子，他出生以後不久，丈夫就得了不治之症過世。村裡的其他居民都知道她是基督徒，知道她曾說服丈夫跟她一起上教會，所以與顧姍同村的居民，不但沒有在她處於喪夫之痛時安慰她，反而歸咎於她的基督信仰，相信她受苦是因爲信耶穌，也相信她的信仰在給村莊帶來咒詛。
顧姍說：「他們認爲是我害死了丈夫。」
印度曾經在甘地等積極份子的領導下，以強調人權和相互寬容著名。但如今印度在尊重宗教自由的事上已與當時相去甚遠。
甘地曾經說：「互相寬容是讓不同信仰的人互爲好鄰舍、好朋友的唯一途徑。」 然而那是昨日的印度了，雖然印度憲法確保宗教自由，但實際狀況則大相逕庭，且日漸嚴重。
顧姍在丈夫死後盡她所能地撫養兩個兒子，但她的信仰成了她的障礙。每當僱主發現她不是印度教徒而是基督徒時，事情往往急轉直下。顧姍分享說：「我起初作廚師，後來他們把我解僱了。之後我在一所學校得到另一份工作，但還是被踢出來了。他們說這都是因爲我不肯放棄基督信仰。」接下去的五年，顧姍得拼命賺錢養活兒子。
接著在2015年的夏天，醫生診斷出她的小兒子患了鐮狀細胞貧血症，不久後去世，她的心都碎了。
當她從醫院回家，要埋葬兒子時，村裡的人不許。顧姍用顫抖的聲音回憶他們的話：「你的信仰爲家人招來咒詛，所以你的丈夫和兒子都死了。」
最後，村子的領導逼著她把兒子的屍體帶到村外，並且不許任何人幫助她。於是，顧姍孤單單一人抱著兒子，掘了一個坑，把5歲的兒子放進去，掩土埋葬了。顧姍說：「當時只有我孤零零的一個人。」
不久之後，她在家裡聽見敲門聲，是她的公公，手裡揮著斧頭，氣憤憤的威脅要殺她。因爲她的基督信仰，他把兒子和孫子的死都怪罪在顧姍身上；顧姍爲了保命，躲到屋子黑暗的一角絕望地禱告。
「我只確定一件事，」她說，「我絕不背叛耶穌，儘管經歷這麼多悲劇，他從未讓我失望過。」
最後，她的公公帶著斧頭離開了。一直到今天，她不知道他或其他人會不會再回來殺害她。
兒子的死仍然叫她心碎，她說：「我好想他，我聽見他說話，看見他，感覺他坐在我腿上。聖經告訴我神不會把他帶回來我身邊，但神會把我帶到他那裡去；神給我力量。」
顧姍代表今天在印度追求信仰自由的千百萬基督徒，我們不知道將來如何，但是對印度的基督徒而言，這將是要付上代價的事。
這樣的故事每天都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基督徒被邊緣化、被逼迫、被鞭打、被虐待、甚至爲他們的信仰被殺害。像顧姍這樣的故事提醒我們，要以祈禱、支持、同心與普世的教會——基督的身體——並肩作戰。
畢竟，若一個肢體受苦，我們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歡樂，我們一同歡樂。
如今，顧姍獨自住在原來的村莊，她的大兒子在寄宿學校受教育，村民仍然不接受她的信仰，但她還活著，顧姍說：「神給了我力量。」
她又說：「我很感恩，因爲耶穌看我配爲他受苦。」
譯：麗文；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Young Mom Clings to Christ as Tolerance Shifts in In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