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危機重重。」詹姆斯·戴維森·杭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新作《民主與團結：美國政治危機的文化根源》（Democracy and Solidarity: On the Cultural Roots of America's Political Crisis）中開篇便直指問題核心。這樣的判斷，恐怕很少有讀者會提出異議。
在這場危機中，美國基督徒重新發掘了政治神學。從天主教整合主義到後自由主義，再到基督教國族主義，各種勾勒政治未來的新方案可謂是層出不窮。然而杭特認爲，我們首先需要重新審視當下的問題。在他看來，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並非政治層面，而是文化層面。
左右兩派都聲稱，只要有「政治意願和明智的公共政策」，就能修復困境中的民主。但杭特對此持不同看法，他指出問題實則更爲深層：「我們已經失去了化解分歧所需的文化資源。」如果他的判斷是正確的，那麼我們社會的病症遠比想像中更爲嚴重，我們所處的時刻也比認識到的更爲緊迫。
自由民主還有未來嗎？也許沒有。但如果還存有一線希望，那就在於修復和重建我們文化的深層結構這條道路上。
《民主與團結：美國政治危機的文化根源》
詹姆斯·戴維森·杭特 著
三十年前首次提出「文化戰爭」（culture wars）概念的詹姆斯·戴維森·杭特在這本新書中告訴我們，那些歷史上維繫國家團結的源泉如今已經基本消散。雖然日益加深的政治兩極分化是這一現象最明顯的表徵，但真正的問題並非兩極分化本身，而是我們缺乏化解分歧所需的文化資源。
如今，填補這一空白的破壞性邏輯只會讓彌合差異變得更加困難。歸根結底，任何政治體制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統一。如果無法自然形成這種統一，那麼有人就會以強制的方式施加統一。
耶魯大學出版社，504 頁。
正如書名所示，杭特從「團結」的角度剖析了現代民主的困境。我們通常認爲團結就是人與人之間願意走到一起。但杭特指出，「團結......關乎的是讓人們能夠走到一起的文化前提和規範基礎」。他不是在說美國人不想團結，而是在指出我們已經失去了讓團結成爲可能的文化資源。
詹姆斯·戴維森·杭特是美國最著名的社會學家之一。自 1983 年起，他一直在弗吉尼亞大學任教，並於 1995 年在該校創立了文化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Culture）。與他的導師彼得·伯格（Peter Berger）一樣，他對道德秩序問題有著濃厚興趣。他 1991 年的著作《文化戰爭》（Culture Wars）使這一概念深入美國人的集體意識，而他 2010年的作品《改變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則是繼尼布爾的《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之後，對基督教文化參與最具啓發性的分析。《民主與團結》將他一貫強調的「文化深層結構」視角應用於我們日漸衰敗的政治生態系統。
美國的座右銘是"e pluribus unum"（多元中的統一）。在「統一」之中能容納多少「多元」？「統一」的邊界又如何制約「多元」？這些問題在我們的國家歷史中反覆出現，而我們化解這些問題的能力也造就了美國民主的韌性。但是，支撐我們合作能力的文化框架正在瓦解。杭特寫道：
長期以來，支撐美國（以及歐洲）自由民主的文化正在瓦解。使其得以存在的文化源泉，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已經消散，而幾十年來所有重構和復興這些文化源泉的努力......都已失敗。（49 頁）
美國基督徒有一個壞習慣，就是過分關注表面層面的文化戰爭議題。杭特的分析帶領我們深入探究，讓我們看到意義框架的侵蝕。曾經，我們在知識、目標和倫理問題上有著「背景共識」。失去這些共同理念，才是我們政治兩極分化背後的真實故事。
我們可以通過五個基本變化來概括杭特對美國民主衰敗的敘述：
第一、始於「混合啓蒙」
「混合啓蒙」是杭特對孕育美國民主的獨特思想組合的稱呼。英國和蘇格蘭啓蒙運動、古典自然法傳統、希臘和羅馬共和主義、新教加爾文主義以及清教徒千禧年主義，這些思想在「一個充滿活力且不斷演進的融合過程」中交融在一起。這些理念成爲我們一直以來爭論的焦點，也是我們文化團結的基礎。
第二、「混合啓蒙」爲我們提供了「化解」分歧的框架
杭特借用精神病學領域的「化解」（working through）概念，來描述「文化在歷史和社會學層面化解矛盾的動態過程」。例如，美國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之上。但在實踐中，我們從未完全實現這一願景。我們的國家歷史，就是我們試圖「化解」這一矛盾以實現團結的故事。
第三、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的文化邏輯發生了改變
在社會和政治議題的分歧中，美國人一直共享著一種「文化邏輯」，這使我們能夠理解彼此的差異並進行有意義的爭論。但是，植根於混合啓蒙理念的自由民主文化邏輯，逐漸被虛無主義的文化邏輯所取代：
批評和指責變得極端化。細微差別和複雜性被淡化......每個群體都將自己與其他群體對立起來，最終導致了共同生活的崩潰。（335 頁）
第四、由此導致我們的文化深層結構遭到侵蝕
我們社會表層的功能失調僅僅是表象。真正的問題在於文化「深層結構」的斷裂：我們對形而上學（何爲真實）、認識論（如何認知）、人類學（何爲人）、倫理學（人應如何行動）以及目的論（一切意味著什麼）的基本假設都出現了分歧。杭特寫道：「美國的公共生活出現了分裂......這種分裂不僅體現在用語上，還體現在對何爲真實、如何認知真實、何爲正義、國家的本質及其應有樣態等基本前提上。」（324 頁）
第五、我們已經精疲力竭
晚期的民主遭遇了「重大解體」；我們正面臨著社會性的精疲力竭。那些曾經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混合啓蒙理念已經失去了其力量。我們用於化解分歧的文化資源已經枯竭。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已放棄通過說服或妥協來追求團結。這種解體並非一朝一夕之事；這背後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杭特在書中用大量篇幅帶領讀者梳理這段歷史。但最終結果是「自由民主的文化基礎設施被削弱了」。（292 頁）
對杭特而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過去，而在於當下。他對當前狀況的討論，對有耐心的讀者來說最有價值。杭特看到了我們都能看到的現象：政治兩極分化、身份政治、左右兩派的威權主義傾向、鼓勵憤怒情緒的媒體環境、充斥著憤怒和受害者心態的公共文化。正如人們對杭特早期作品的預期那樣，這本書並不提供直接的實踐方案。但如果你一直跟隨他的論述，他希望你能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待這些現實。
這似乎就是杭特的目標。正如本書副標題所示，他希望我們關注美國政治危機的文化根源。在不低估法律和公共政策重要性的同時，杭特希望提高我們對公共文化健康（或不健康）狀況的關注度。
深思熟慮的基督徒不應被文化戰爭裹挾其中，現在我們有機會重建美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但只有當我們拒絕虛無主義的邏輯，擁抱共同利益的可能性時，我們才能投身於這項工作。
杭特的希望——在最後一章後的結語中簡要提到——是期待「自由民主內部的範式轉移」，從而帶來自由主義的復興。我更傾向於認爲自由主義已經走到盡頭，我們的未來將朝著後自由主義的方向發展。但即使在我不認同他解決方案的地方，我也被他對問題的分析所觸動。
《民主與團結》對我們文化斷裂的尖銳剖析既令人警醒，又富有見地和趣味性。這將是一本我們會爭論多年的著作。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e Can』t Build Political Solidarity from Cultural Rub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