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演講中，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把西方稱爲一個「正在衰敗的社會」。他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人公開宣稱在他之上沒有更高的力量存在，並積極地實踐自治」，結果就是「徹底脫離了……基督教幾個世紀以來所積累的道德傳統，而這些傳統中蘊含著豐厚的憐憫與犧牲的資源」。
然而，這種「解放」並不簡單。正如湯姆·霍蘭（Tom Holland）極具說服力的論述：「生活在西方國家，其實就是生活在一個依然深深浸透著基督教觀念和假設的社會中」，例如人權和法治。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基督教已經成了西方社會呼吸的空氣。
但是，就像一些教堂被改造成酒吧、餐館或旅館一樣，這些基督教的觀念和假設雖然還保留著外在的形式，卻已經失去了最初的功能。可以說它們經歷了「反向洗禮」，在被用世俗術語重新定義的過程中，喪失了基督教的概念特質。
在《無神的憲法與上帝護理的共和國》（The Godless Constitution and the Providential Republic）一書中，聖地亞哥大學沃倫傑出法學教授史蒂文·D. 史密斯（Steven D. Smith）認爲，放棄「我們社會（上帝護理）的根基是輕率且不負責任的做法」（202 頁）。爲什麼呢？因爲從哲學和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的價值觀和制度顯然是建立在神以及史密斯所謂「上帝護理視角」之上的（53 頁）。
《無神的憲法與上帝護理的共和國》
史蒂文·D. 史密斯（Steven D. Smith）著
在這本研究扎實、切合當下議題的著作中，法學學者史蒂文·D. 史密斯提出，美利堅合眾國的立國根基實爲一種上帝護理觀念，即相信神不僅主導個人命運，更積極引領國家命運。
史密斯通過《獨立宣言》等關鍵公共文獻證明，這種護理論視角曾廣泛而正式地體現在國家話語中，且毫不隱晦。他論證的一個關鍵點是：美國憲法既沒有要求也沒有禁止這種護理論的理解。憲法既未規定也未禁止這種護理論認知，它如同一位不可知論家長，允許子女自由選擇宗教或非宗教道路。
厄德曼斯出版社（Eerdmans），250 頁。
史密斯所說的「上帝護理論」（providentialism），是指一種認爲至高道德智慧主宰並引導歷史進程（包括國家命運）的信念。美國的上帝護理論特指這樣一種觀念：美國是「神設定的實體，在世界歷史中承擔天命所賦予的角色」（57 頁）。史密斯指出，這種觀念曾是美國早期發展的核心精神。
然而當下的美國，整體上已轉向相信國家命運由機遇與選擇主導，而不來自神聖護理。作爲一個國家，尤其在官方與公共領域，美國已經把神「洗刷」掉，試圖抹除或淡化神在歷史與治理中的痕跡。至少在公共層面，尼采筆下瘋人的預言已然應驗：我們「殺死」了神，自以爲能夠在公共生活中取代他的角色。
當然，美國從未正式成爲一個基督教國家。建國者沒有設立國教，雖然政教分立原則並不妨礙憲法聲明國家順服神，但美國也並沒有這樣做。
這個話題一直存在激烈爭論，但從至少兩個意義上說，美國在最初確實可以算是一個基督教國家。首先，建國一代人的社會想像是基督教的，他們的基本思想框架就是廣義上的基督教。其次，美國的政府制度和理想在很大程度上（雖然不是唯一）取材於基督教的資源。甚至那些信奉自然神論的開國元勳們，也是在一個基本上由基督教支撐的公共道德框架內行事，而正是這個框架維繫了美國一個多世紀的社會凝聚力。
史密斯認爲，如果失去對至高存在的信仰，自由、平等、人權與法治等美國理想便無法以歷史可辨識的形式存續。他敏銳地指出，抽掉國家信仰基石，會帶來嚴重的危險。失去共同的道德源頭，正是導致美國國內分裂加劇的重要原因。
這些正在撕裂美國社會結構的自然主義假設，其實是相對較新的發展。根據史密斯的說法，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高法院和法律界才對憲法進行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造，把它解釋爲政府必須在宗教問題上保持『中立』，並且僅限於在世俗領域行事」（xii頁）。這種變化源於最高法院將第一修正案「設立條款」的解釋，從「原始意圖」的理解轉向「潛在原則」的理解。因此，它不僅禁止國定教會的存在，甚至也禁止政府非正式地採納任何宗教的偏好、實踐或框架。
史密斯的核心回應是：「憲法並沒有明確規定政府必須採取宗教取向，但它也沒有反對或禁止這種取向；同樣，它也沒有規定任何其他世界觀或規範體系」（5 頁）。認爲開國者希望美國成爲一個無神論國家的說法，與一個半世紀的反例完全矛盾。例如，在第一修正案起草的同一時期，國會「任命牧師在國會會議開始時進行祈禱」（35 頁）。甚至到 1952 年，最高法院還宣稱：「我們是一個宗教民族，我們的制度預設了一位至高的存在。」
史密斯承認，基督教常常爲這種上帝護理論提供形式和內容，但他認爲美國的護理論過去並且現在都不依賴於基督教。他借鑑哲學家吉娜維芙·勞埃德（Genevieve Lloyd）的觀點，主張「上帝護理論並不等同於基督教，甚至也不等同於宗教」（53 頁）。相反，「西方的護理論傳統……從柏拉圖（Plato）到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再到笛卡爾（Descartes）和斯賓諾莎（Spinoza）」（53 頁）。
我能理解爲什麼作爲摩門教徒的史密斯，傾向於讓美國採納一種更爲多元化的護理論，並且願意承認其他護理論來源在美國歷史中的作用。但美國的起點不是蒂邁歐篇（Timaeus，柏拉圖的一部哲學對話，討論宇宙的起源與秩序——譯註），而是《創世記》。例如，柏拉圖並不認爲「人皆生而平等」。正如史密斯自己承認的，人的平等這一觀念源自《創世記》1:26–27。宗教自由同樣是建立在聖經原則之上的。美國的建國文獻和價值觀體現了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的組成部分在基督教之外是找不到的。
當史密斯在書的結尾建議說：「如果真的有一位神，那麼只有神能夠拯救我們」（213 頁）時，人們或許會感到振奮。但如果真的有神，那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懇切禱告」，向那位真實的神祈求。唯有祂才能供應我們。一個空洞的「護理論」，更像是導致世俗化的原因，而不是解藥。
和史密斯的另一部著作《城中的異教徒與基督徒》（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City）一樣，這本書對宗教在歷史與政治治理中的角色討論，確實是有價值的補充。然而，史密斯的提議似乎陷入了類似的問題：一種「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提後 3:5）。《無神的憲法與上帝護理的共和國》對於那些反駁「世俗憲法論」的基督徒尤其有幫助，因爲「世俗憲法論」試圖將宗教理據徹底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God Isn』t in the U. S. Constitution. Does That Ma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