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神学
研討會:《福音派心智的醜聞》30 年後
2024-05-25
—— Ivan Mesa , Thomas Kidd , James Eglinton , Kenneth Stewart , Nathan A. Finn , Malcolm Foley , Ansley Quiros

「福音派心智的醜聞在於,福音派幾乎沒有什麼心智。」

樂馬可(Mark Noll)30 年前出版的《福音派心智的醜聞》(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以這樣一句話展開論述。這本書在 20 世紀 90 年代出版,樂馬可稱之爲「來自受傷愛人的一封信」。它像一顆重磅炸彈落到基督教的圈子,幾十年來餘波不斷。本書的三十週年紀念版包含了新的序言及後記。我邀請了不同機構的學者一起來思考這本書對當今教會的意義和持續相關性。

詹姆士·艾格靈頓(James Eglinton)

《福音派心智的醜聞》出版那年,我 13 歲,住在蘇格蘭高地的我對它的重要意義全然不知。

雖然那時我不知道樂馬可的這本著作,但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確實聽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福音派兄弟姐妹們的共同心聲——來自美國的福音派宣教士通常會告訴我們,要理解美國福音派,不要爲其鋪天蓋地的規模所震撼,要看到它「一里寬,一寸深」的真實情景。然而,在我的記憶中,這種深度的缺乏指的是缺乏心思意念,而不是缺乏心智思想:在美國,我們會聽到,「福音派」往往是一種名義上的身份,它更多地與政治,而不是與敬虔的個人生活聯繫在一起。

不過,這種評價與樂馬可對美國福音派的看法並不一樣,後者認爲美國福音派是缺乏思想的重災區。我在英國福音派圈子裡長大,不記得有多少聰明人批評這種甘願守舊、固步自封的美國基督教。我懷疑這是因爲英國的福音派文化也滲透著深深的反智主義。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資格提出批評。事實上,我們可能都注意不到我們和美國福音派之間共同的缺陷——至少像我這樣對樂馬可的分析一無所知的人是注意不到的。

多年以後,我最終讀到樂馬可的著作,他對美國福音派的分析中的關鍵部分同樣適用於英國的福音派,這深深地震撼了我。樂馬可認爲,福音派人士的心智未能茁壯成長的根源在於早先接受了「常識哲學、共和主義的道德本能、弗朗西斯·培根的科學主義以及傾向於證據推理」。當基督徒接受了一種認識論,天真地認爲人的推理是中立、不偏不倚之時,災難就隨之而來。與此同時,18 世紀的基督徒將弗朗西斯·培根的經驗推理從其原生地(自然科學)引入神學思考,然而,用一種外來的邏輯來闡明神學是很困難的。福音派神學開始用一種新的口吻說活,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是自己的不當慾望蒙蔽了所有意願和信仰,要相信福音只需要福音的更多證明。這之後,福音派對心智的處理確實是「災難性的」。

讓人痛心的是,樂馬可所指出的特徵在英國福音派中依然清晰可見,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爲什麼英國福音派未能培養出有著豐富心智生活的基督徒。在 2022 年,該書對英國福音派的失敗仍有啓發意義。它還突出了爲什麼在大西洋兩岸,包括我在內的年輕福音派基督徒越來越多地把思想從基於英語哲學傳統(常識、經驗主義和證據論)的神學轉向荷蘭和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等人所代表的新加爾文主義傳統。巴文克的傳統擺脫了對合理性和中立性的天真妄想,它重視經驗主義在其領域內的價值,但不允許經驗主義取代神學的本源邏輯,這反過來又使基督教擺脫了證僞主義的陷阱。新加爾文主義傳統爲思想的生命提供了更爲肥沃的土壤。

美國亞馬遜網站這樣介紹本書:

《福音派心智的醜聞》,樂馬可(Mark Noll)

樂馬可在本書中毫不留情地質問:作爲美國最大的單一宗教團體,爲什麼福音派在享有越來越多的財富、地位和政治影響力的同時,卻在嚴謹的學術方面鮮有貢獻?在用福音真理滋養基督徒的同時,爲什麼有那麼多福音派信徒未能繼續深入學習,而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大學、藝術和其他「高等」文化領域?

《福音派心智的醜聞》自最初出版至今已有 25 年,事實證明,這是一本既有先見之明,又有持久現實意義之佳作。在新版序言中,樂馬可列舉了他對這種狀況一直以來的各種不滿;在新版的後記中,他評估了福音派心智醜聞的現狀——他顯示了白人福音派對川普主義的擁護、對科學日益加深的不信任,以及他們的頻繁涉足陰謀論,與此同時,許多與福音派有著密切聯繫的人在學術方面取得了令人驚訝的、傑出的成就。

厄德曼斯出版社(Eerdmans.),307頁。

內森·芬恩(Nathan A. Finn)

2000 年時,還在讀大四的我開始對基督教歷史,尤其是美國福音派的歷史越來越感興趣。我的一位教授道格·韋弗(Doug Weaver)鼓勵我閱讀樂馬可和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等歷史學家的著作和論文,這兩位在諸多美國歷史學家中獨樹一幟。他們都是福音派,其作品也都與福音派有關,屬於一流的學術著作。大約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讀到了《福音派心智的醜聞》。

《福音派心智的醜聞》是塑造了我對呼召想法最重要的一本書,這樣說一點都不誇張。按照美南浸信會傳統來說,我是個標準的「小傳道」(preacher boy),經常在本地教會講道。但同時我也越來越喜歡學術方面的研究。我當時不理解這兩種呼召是互不兼容的——現在的我依然不理解——但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神可能會呼召有些人做學者,做老師,就像祂呼召有些人做牧師,做宣教士一樣。然而,當時的我既愛學術研究,也愛傳講福音,我渴望又做教授又做牧師。

我知道自己想教基督教歷史,但有一段時間我一直在糾結,到底去大學攻讀歷史學研究生課程,還是去神學院深造。樂馬可本人在一封電子郵件中給了我一些非常好的建議,他提醒我這兩條路都可以榮耀主、服侍教會、影響傳道人和歷史學術界。我感覺主在帶領我去神學院學習。但即使在神學院,樂馬可的許多論點,比如說,用我們的心智思想去愛上帝、學術的價值以及許多福音派人士反教育的傾向,所有這些都影響著我的學習方法。第一次讀到《福音派心智的醜聞》的七年後,我成爲了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教會史教授。

一路走來,我遇到了許多與我同輩的研究生和教授(我今年 40 出頭),他們的故事和我的很像。許多人是歷史學家,但也有一些是社會學家、哲學家、英語教授,甚至神學家。樂馬可的書幫助他們理解了如何協調愛上帝與愛某一學科之間的關係。教學可以是智識上的門訓。學術研究可以是讚美神的一種形式。忠心的教育對茁壯發展的福音派至關重要。

如今,我在一所某宗派旗下的大學裡擔任首席學術官。樂馬可的書,還有喬治·馬斯登的《基督教學術令人髮指的想法》(The Outrageous Idea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1998)也影響了大學的教職員工,我們經常在一起交談。當我在其他機構或大會上就教師發展問題發表演講時,我發現有好多人也受到了這兩本書的影響。我還經常向研究生以及從未讀過這些書的教師和管理人員推薦這些作品。

我很高興看到《福音派心智的醜聞》新版出爐。作爲一名基督徒學者,我求神能用這本書繼續祝福在學術界工作的基督徒。作爲一名學術領袖,我求神能讓這本書繼續影響像我的大學這樣的機構,爲了神的榮耀和人類的繁榮,致力於從智識上培養更多的門徒。

馬爾科姆·福裡(Malcolm Foley)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從《福音派心智的醜聞》出版至今的幾十年間,我們會看到美國福音派歷史上許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時刻。但大多數人印象最深的還是政治時刻,尤其是第一位黑人總統的當選,以及塔尼希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擲地有聲地指出,「我們的第一位白人總統」身份是一種被有意炒作起來的商品。在這些政治時刻,福音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被捲入其中,思想文章層出不窮,最終導致最近白人福音派歷史的繁榮。

過去幾年給了我們一些啓示。樂馬可認爲,「當代『福音派思想』最好被理解爲 19 世紀美國價值觀與新教價值觀之綜合體所產生的一套思想假設,基要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的交鋒落敗也進一步地塑造了這種思想。」這種框架已經使福音派思想處於不利地位,因爲它從根本上忽視了黑人基督徒在那個時期及以後的神學和思想貢獻。瑪麗·貝絲·斯韋特納姆·馬修斯(Mary Beth Swetnam Mathews)的《教義與種族:非裔美國福音派與兩次大戰之間的基要主義》Doctrine and Race: African American Evangelicals and Fundamentalism between the Wars)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黑人福音派來找基要主義者,心想他們在神學上看法一致,政治上勢必可以聯合。他們以爲,在福音問題上的一致意味著面對私刑和種族暴力這些不合情理的事情上,他們也會態度一致。不幸的是,當時情況並非如此,現在的情況基本也沒有變化。樂馬可在書中指出,這是福音派一個最巨大的損失:共和黨和那些急於拉攏福音派選票的黨派利用了福音派,閹割了那些實際上可以持續的、建設性的政治思想。

但更爲重要的是該書的核心問題:這重要嗎?世界需要福音派思想嗎?坦率地說,答案是肯定的,因爲我們還沒有看到有哪段歷史證明了樂馬可的診斷不對,所以世界依然需要福音派思想。

我們仍然需要恪守歷史正統的基督徒來回答經濟、歷史和科學方面的問題。我們仍然需要對耶穌道成肉身、童貞女生子和肉身復活深信不疑的基督徒來告訴我們,如何建立各種政治社區來抵制種族資本主義:因爲反覆不斷的經濟剝削、暴力執法和種族歧視正當化是土著滅絕、種族化奴隸制、私刑、種族隔離法和大規模監禁的核心問題。

這些基督徒是否認爲自己是「福音派」,在很大程度上來說並不重要,因爲樂馬可很樂意承認,福音派是各種運動、衝動和組織的鬆散組合。重要的是榮耀歸給神,當我們調動所有智識資源,不僅僅是爲了自衛(白人福音派經常這樣做),而是爲了愛鄰舍,這時,我們就能最好地實現目標:在智識上堅持不懈地向前推進,抵制那些要偷竊,殺害,毀壞的執政掌權力量。

托馬斯·基德(Thomas Kidd)

對我來說,《福音派心智的醜聞》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或許是樂馬可在序言一開始就說到的,他自稱是福音派的「受傷戀人」。我沒有在福音派文化中成長起來,所以我不像一些福音派(或前福音派)學者那樣,在成長或教會生活中受到過創傷。但我和樂馬可等人一樣,對流行的福音派文化和美國文化中仍然存在的猖獗的反智主義感到沮喪。

我們福音派基督徒在面對相信什麼,相信誰這些問題上,很多時候是基於立場而非專業知識,基於感覺而非事實而作決定。我們常常從福音派或共和黨的媒體名人那裡去尋找對文化和政治的解讀,而不是從那些花了多年時間從歷史性的、符合聖經的基督教傳統的角度研究這些問題的人(如樂馬可)那裡獲得線索。此外,基督教學院和大學似乎常常不能或不願在歷史性的、符合聖經的基督教傳統範圍內提供一貫、可靠的帶領。可悲的是,這些學校有時似乎更喜歡模仿世俗精英教育機構。我們有理由對福音派思想的現狀哀鳴——就像 30 年前《福音派心智的醜聞》剛剛面世時一樣。

但是,在向前看時,我們不僅要完全接受樂馬可描述中的「受傷」一面,還要接受「愛人」的一面。我非常欽佩樂馬可的一個原因是,他讓我們看到何爲一個忠心的基督徒學者。樂馬可關於福音派的寫作,既與讀者共情,又滿懷善意,這本書讓許多基督徒學者(包括我)受益匪淺,而這一切直接源於他是一個基督徒,要盡好心智生活的本分。

坦率地說,對於那些不太喜歡典型福音派的學者來說,改革福音派的希望並不大。向虛擬空間的敵方陣營投擲炸彈,不會帶來改變,只會引來更多的炮火(這似乎代表了推特上的大部分流量,尤其是關於福音派的)。正常的福音派基督徒對傾聽受傷的仇敵不感興趣,也不應該感興趣。不過,他們可能會聽聽受傷愛人的一訴衷腸。

因此,從智識層面影響普通福音派人士,必須以基督徒的忠心在場爲前提。最能影響福音派心智生活的,並不一定是《紐約時報》或《華盛頓郵報》上關於福音派的發言人。最能影響福音派思想生活的這群人,他們相信心智生活的重要性,但更相信教會生活和敬拜耶穌基督。在此過程中,那些擔此重任的學者可能必須適應與福音派人士相處,雖然這些福音派人士並不一定同意學者的政治觀點,而且(天啊!)可能還會投票給唐納·川普,他們可能不知道也不關心樂馬可是誰。

肯尼斯·史都華(Kenneth Stewart)

樂馬可的《福音派心智的醜聞》一書的出版令我難忘,因爲那時我剛開始教書。在從事了十幾年的教牧事工之後,我讀完了研究生,重新「披掛上陣」,準備從事教學工作,但那是 20 世紀 90 年代初,經濟不好,工作很難找到。那年頭,剛畢業的博士經常淪落到開出租車的境地。

《福音派心智的醜聞》一發行我就讀了,真是本好書。它讓我覺得自己從牧師轉向教師的決定是對的。書中提到福音派信徒忽視認真學習,的確如此。我是在福音派的世界中信主並成長的,福音派敬虔環境的眼界並不高。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名中學教師,是教會中僅有的幾個上過大學的人之一。我上大學時,教會牧師(他沒有讀過大學)警告我說,我進入了「魔鬼的遊樂場」(原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畢業之後我等了許久終於等到的第一份教職,就是在培養了那個牧師的學校裡任教。是的,在敬虔主義式的福音派世界裡,確實存在著一種對專業知識不屑一顧的福音派民粹主義;一種無處不在的反智主義。

樂馬可的《福音派心智的醜聞》的最大貢獻在於,它證明了福音派內部對心智生活的忽視是一種相當新的發展——主要是 20 世紀的現象。回顧一個世紀前,有很多傑出的福音派人士都是他們那個時代的思想領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現代主義與基要主義之爭,讓福音派的心智生活一片貧瘠,這才使得一大批福音派人士輕而易舉地像我的牧師那樣:把大學世界一筆勾銷。

令人欣慰的是,從《福音派心智的醜聞》首次出版迄今近 30 年,福音派取得的進步有目共睹。基督教學院和大學(如那些隸屬於基督教學院和大學理事會的學院和大學)的教研水平都有所提高。樂馬可和其他許多人都進入了重要的研究型大學,在那裡他們指導了年輕一代的基督徒學者。這些成果可以在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看到。在聖經和神學研究領域,已經有太多的研究型博士。但我們幾乎還沒有涵蓋所有學科!基督徒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或遺傳學家並不多。前福音派克里斯·史密斯( Christian Smith)曾尖刻地評論說,我們想不起來有哪個福音派基督徒做到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位置。

美國福音派中的大部分人仍在受到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的自殘。令人尷尬的是,這些傾向並非基督教特有,而是普遍存在於我們的文化之中。《福音派心智的醜聞》需要繼續出版,讓新一代讀者閱讀,因爲即使現況有了進步,本書最初指出的醜聞仍然揮之不去。

安斯利·奎羅斯(Ansley Quiros)

當歷史學家樂馬可在 1994 年寫下《福音派心智的醜聞》這本「受傷愛人的書信」和「心靈的呼喚」時,他無法想像這本書會如此高明地預見到 2022 年悲慘的情形。

樂馬可描述了福音派生活中一種深深的反智主義,「基督徒沒有訓練心智,這種失敗非常嚴重」。這種失敗也就是樂馬可指的福音派缺失心智生活的醜聞,它使福音派基督徒的世界變得扁平,讓他們變成了「現代版的摩尼教、諾斯替派、多克提派教徒。」儘管他的描述和神學掛鉤,但他其實並不是在談論神學本身,而是在談論跨學科的一種「特定的基督教框架內」的思考——20 年前,這種思考有一個名稱:培養基督教世界觀。

樂馬可斷言:「我們研究某種事物時,當然就是在了解它」,但是,我們更是在「了解創造了它的那一位」。因此,他堅持認爲,福音派應該大膽而好奇地向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政治哲學邁進。福音派基督徒廣博的信仰應通過他們在世界上的工作和爲世界的做工,把他們引向驚奇、引向研究,並最終引向敬拜。

然而,福音派教徒大多縮在恐懼之中。樂馬可在解釋「醜聞是如何發生的」時,回顧了宗教改革、美國復興運動到 20 世紀的歷史,他認爲,當時的福音派具有明顯的基要主義特徵。在捍衛信仰真理(他承認其中一些真理非常重要)的過程中,這些福音派人士發現,當面對現代性的思想、神學和文化挑戰時,他們的「櫥櫃空空如也」。即使在「基要主義的智識災難」之後,福音派也始終沒有恢復過來。相反,樂馬可認爲,福音派陷入了還原論聖經主義和歇斯底里的末世論,給政治和科學都帶來了可怕的後果。

《福音派心智的醜聞》自出版以來,在學術界內外多次受到評論、被指定爲閱讀材料,成爲討論話題。人們批評該書沒有包含女性,也明顯沒有提到黑人福音派信徒,這些批評的確有道理。(例如,樂馬可談到了一個緊迫的問題:「美國民主對黑人來說有用嗎?」他回答說:「福音派對這些問題思考的很少。」當然,黑人福音派基督徒對此思考的很多)。當我們考慮到黑人和女性福音派學者所受到的待遇時,這一疏忽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因爲她們發出了「來自內部的挑戰」,隨後卻遭到了詆譭和攻擊。不過,樂馬可的基本論點仍然站得住腳。事實上,對超越福音派文化和政治忠誠的福音派學者的誹謗和排斥證明了這一點。

福音派加倍奉行反智主義。而且比我們的歷史先輩更糟糕的是,它不是爲了敬虔的緣故,而是爲了自以爲義的憤怒和黨派之爭。我們「最糟糕的特徵」仍然是我們的「方法論基石」,這使得福音派在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緊迫挑戰時——經濟不平等、技術變革、全球化、氣候變化——顯得力不從心,也缺乏令人心悅誠服的公眾見證。

簡而言之:樂馬可的這本書可靠地指出了美國福音派反智主義根源和「有害影響」的淵源。它向福音派發出了一個重要的警告:「蔑視一個愛世界之神的美好恩賜」,不僅是愚蠢的,也是有罪的。當然,有點諷刺的是,大多數福音派基督徒並沒有讀這本書。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Symposium: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30 Years Later.

Ivan Mesa(伊凡·梅森)神學碩士畢業於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現在負責福音聯盟的編輯工作。
Thomas Kidd(托馬斯·基德)是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的傑出歷史教授,著有多本書籍,包括對美國國父們的信仰追溯。
James Eglinton(詹姆士·艾格靈頓)是愛丁堡大學高級講師,教授改革宗神學。
Kenneth Stewart(肯尼斯·史都華)是喬治亞州萊克奧特芒廷(Lookout Mountain, Georgia)聖約學院(Covenant College)的神學終身教授。
Nathan A. Finn(內森·芬恩),東南浸信會神學院博士,是北格林維爾大學(North Greenville University)信仰與文化學教授兼轉型領導力研究所(Institute for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執行主任。他還在泰勒第一浸信會擔任教牧。
Malcolm Foley(馬爾科姆·福裡)博士是貝勒大學校長的特別顧問,負責公平和校園參與事務。他是特魯伊特神學院(Truett Theological Seminary )黑人教會研究主任和摩賽克韋科(Mosaic Waco)門訓主任。
Ansley Quiros(安斯利·奎羅斯)是佛羅倫薩北阿拉巴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也是救贖主長老教會(PCA)成員。她是亞特蘭大人,畢業於弗曼大學(文學學士)和範德堡大學(碩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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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心智的醜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