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搖籃是宗教改革。事實上，改教家們孕育出工具理性的科學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催生了激進的多元主義、自由民主、懷疑精神與資本主義——而其中最爲關鍵的是，它將充滿聖禮的宇宙替換爲一個失去神聖色彩、缺乏神與意義的物質世界。過去幾個世紀以來，這已成爲解釋現代性起源的常見思路。唯一的問題是：對於宗教改革這種所謂的開創性角色，我們究竟該讚揚還是譴責？

聖母大學的歷史學者布拉德·格雷戈裡（Brad Gregory）選擇了後者，其著作標題《意外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如何使社會世俗化》（The Unintended Reformation: How a Religious Revolution Secularized Society）已表明立場。持此觀點的並非只有他一人。事實上，他延續了反宗教改革以來羅馬天主教辯論中一條稍顯細緻的脈絡。更關鍵的是，他以一種驚人的宏大視角，重複了我所稱的「司各脫敘事」（Scotus Story），只是缺少了亨利·德·呂巴克（Henri de Lubac）與阿莫斯·馮肯斯坦（Amos Funkenstein）的細膩辨析，也不具備約翰·米爾班克（John Milbank）與其激進正統（Radical Orthodoxy）學派作家們的哲學深度。

簡而言之，就本話題而言，本書提出的司各脫論題（Scotus Thesis）可歸結爲：中世紀異教智慧與基督教思想融合的體系曾在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處達到頂峯，卻因鄧斯·司各脫（Duns Scotus，1265–1308）及其更激進的方濟各會同道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1287–1347）而解體。這一解體過程包含四個關鍵轉折：

1. 單一義性（Univocity），即主張「存在」一詞對神與人類具有完全相同的含義。如此一來，神要麼成爲眾存在者中的一員，要麼成爲萬物總和，而受造物僅是其組成部分。無論哪種情況，傳統信仰中「人類存在只是對神存在的類比」這一觀念都已喪失。因此，當我們說神「存在」時，給這個詞加上引號，正是爲了表明我們拒絕在任何層面將造物主與受造物等同視之。單一義性帶來的一個後果，是神聖能動性與人類能動性陷入零和博弈：神作爲動力因的作用越凸顯，受造物的因果效力就越被削弱。而在類比的認知框架中，神從來不是眾多行動者之一。
2. 簡約性（parsimony）原則（即奧卡姆剃刀原理）主張最簡單的解釋應被優先採納。實踐中，這一原則逐漸使科學家能夠在現象足以通過自然原因得到簡明解釋時，排除神在自然中的參與。
3. 激進的唯意志論（ radical voluntarism）將意志（包括神的與人類的）與理智乃至自然割裂。神的絕對權能具有全然決定性，以至於祂創造的世界可能與傳統神學所相信的自然內在設計或目的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理性與啓示之間、神常規運行與非常規（甚至任意）意志之間開始出現裂痕。這種唯意志論也延伸到受造物：人類越來越不由其本性（內在本質）決定，而更多被其意志（自主選擇成爲的狀態）塑造。
4. 對個別性的側重超越普遍性。雖然司各脫至少承認普遍性存在於心靈中，奧卡姆卻斷言它們僅是實用的術語或隱喻（由此催生唯名論）。我們使用這些術語將具有相似特徵的個別事物歸類。因此，在自然哲學中獲取真理的途徑，並非通過演繹推理考察本質（或普遍形式），而是通過基於觀察的歸納法研究事物（或個別對象）。

亨利·德·呂巴克（Henri de Lubac）將這一敘事追溯至更早的 11 世紀格列高利改革（Gregorian reforms）。近期的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中同樣沿用了司各脫敘事，同時融入了西方改革運動的歷史脈絡，極大地豐富了他的論述。在不同程度上，這一論題主導了羅馬天主教與高派聖公會（Anglo-Catholic）對現代性的解讀，包括艾蒂安·吉爾松（Etienne Gilson）、路易·杜普雷（Louis Dupre）以及約翰·米爾班克（John Milbank）的激進正統（Radical Orthodoxy）學派。該觀點也出現在漢斯·博爾士馬（Hans Boersma）、彼得·萊特哈特（Peter Leithart）等福音派與改革宗作家的著作中。

各歸其位

一旦你接受了司各脫敘事，其他一切便都順理成章了。宗教改革成爲現代「祛魅」現象的載體。改教家們撕碎了聖禮織錦的傳統圖景，將形而上的單一義性、唯意志論與個人主義的邏輯推向必然的終點。格雷戈裡指出，改教家本意是恢復更符合聖經的創造主與被造物關係神學：

然而，他們某些偏離傳統基督教觀念的做法，似乎隱含著單一義性的形而上學預設，這些做法很可能確實促成了最終那種祛魅自然觀的形成。其中之一便是他們對羅馬教會所理解之聖禮性的多方面否定——不僅針對教會的七項聖禮，更是否定那種將超越的神在自然物質世界中並通過這世界彰顯自身的、整全的聖經實在觀。（41 頁）

《意外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如何使社會世俗化》

布拉德·格雷戈裡（Brad S. Gregory）著

 

 

 

哈佛大學出版社，592 頁。

但問題在於，尤其對一部歷史著作而言，全書缺乏實質的歷史論證。司各脫敘事被直接當作既定前提，儘管數十年來已有大量反證湧現。理查德·克羅斯（Richard Cross）、瑪麗蓮·麥考德·亞當斯（Marilyn McCord Adams）、艾倫·沃爾特斯（Alan Wolters）等司各脫研究專家甚至未被提及。

涉及宗教改革時，司各脫敘事更顯牽強。格雷戈裡閃爍其詞，用「某些偏離……似乎隱含一元論的形而上學假設，這些假設很可能最終促成了一個祛魅自然世界的觀念」這類限定語，結果使得這部作品與其說是關於宗教改革的專著，不如說是如他所言的「我們已經失去的世界」的自我構想。書中竟未引用任何一手文獻（甚至未提及相關領域的二手研究）來支撐這一核心論點。

路德確實曾受教於一些唯名論教師，但他們那句格言——「神不會拒絕把恩典賜給那些盡其所能的人」——反而使路德對這一學派心生反感。在哲學層面，路德更感興趣的是德國神祕主義，那種被司各脫敘事擁護者視爲「當下救贖之道」的新柏拉圖主義（米爾班克[John Milbank]語）。加爾文不是哲學家，但在相關議題上他通常支持阿奎那，並將司各脫式的「神絕對權能」（absolute power）觀念斥爲「出自地獄的魔鬼式褻瀆」。相比天主教同時代學者，路德宗與改革宗經院學者反而更普遍地持守傳統的類比教義而非單一義性。

本書的真實論點

然而對格雷戈裡而言，這些根本無關緊要。他雖然以司各脫敘事爲預設，但真正的論點是：宗教改革摧毀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共識。通過分裂教會並陷入各種信條紛爭，宗教改革證明了「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原則必然導致災難。在格雷戈裡筆下，其他「唯獨」信條同樣不堪一擊——儘管他將改教家明確反對的觀點（例如認爲人類墮落後神形像已徹底喪失）強加於他們。

格雷戈裡將「唯獨聖經」曲解爲「只有聖經」（solo scriptura），彷彿改教家支持個人對聖經的私下解釋，而事實上他們顯然並非如此；並將改教家觀點與激進再洗禮派混爲一談。結果顯而易見：宗教戰爭迭起，歐洲精英對所有教義主張產生懷疑。於是，他們轉而訴諸世俗理性，從而抹去了神在世界中以及在我們對世界認知中的存在。借助「形而上學單義論」（metaphysical-univocity-thesis），書中每一章都沿著同樣的路徑，從宗教改革一直追溯到笛卡爾（René Descartes）、牛頓（Isaac Newton）、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洛克（John Locke）、休謨（David Hume）、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即便所謂「作惡者」實際上是羅馬天主教徒，也被解釋爲他遵循了新教腳本（Protestant script）。

這不是一部探討宗教改革歷史及其現代影響的著作，而是一部由六篇論文組成的論戰小冊子，旨在論證宗教改革如何摧毀西方世界：《排斥神》《相對化教義》《控制教會》《道德主觀化》《製造物慾生活》《世俗化知識》。似乎爲了回應可能的質疑，格雷戈裡最終以「反對懷舊情結」作爲全書結語。

謬誤與淺見

我認同格雷戈裡對單一義形而上學思想及其影響的憂慮。但即便是德·呂巴克對該思想如何誤入歧途的論述，也包含了宗教改革乃至司各脫之前諸多重要歷史事件。格雷戈裡強調教會紛爭助長懷疑精神固然正確，但事實上，這類情況早已反覆發生——最近的一次就是西方大分裂（Western Schism，1378–1417），當時教會因對立教皇而分裂超過半個世紀，所有基督徒都處於某位教皇的絕罰令之下。人如何能夠確定自己服從的是教會真正的領導，從而確實處於恩典狀態呢？這一分裂本身就是由教皇與教會議會究竟誰擁有最終權威的爭論引發的，更別說與世俗權力的關係了。

格雷戈裡誇大了中世紀共識的穩定性。近乎泛神論的神祕思想體系曾與「物質永恆」等爭論並存競逐。巴黎大學與梵蒂岡在轉變立場前對亞里士多德學說（連帶波及援引其思想的神學家如阿奎那）的譴責又該如何解釋？文藝復興復興異教巫術，並使古代懷疑論、伊壁鳩魯主義、斯多葛主義等思潮通過大量新譯本持續湧入近代思想血脈——這些在格雷戈裡單色調的敘述中全無蹤影。難道一個徹底腐化的教廷所引發的暴力反應導致廣泛流血事件，反而要歸咎於那些仍竭力鼓足勇氣參與會議尋求共識的改教家？

我始終認同思想史研究的價值。但《意外的宗教改革》這部著作卻讓思想史聲名掃地。書中似乎完全抹除了社會、技術、經濟、政治等所有因素，它們全被歸爲結果而非原因。整部歷史被簡化爲寥寥數個思想理念，從司各脫經改教家中轉直至尼采的線性傳遞。

書中那些核心論斷，即便不完全錯誤，往往也是流於淺見。有誰會否認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與反宗教改革分裂了西方教會？或質疑不同教義之間的爭執確實導致了更劇烈的競爭，隨後軍隊以基督之名摧毀城市引發厭惡，從而爲國家權力擴大、教義受限於私人領域打開了大門嗎？雖然「意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本是一個富有啓發性的範疇，但在格雷戈裡筆下卻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用來解釋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追尋美德》（After Virtue）讀者眼中當代最令人遺憾的特徵。宗教改革難道是腐化中世紀教會的「意外後果」？那麼反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又產生了哪些意外後果呢？

缺失的敘事

《意外的宗教改革》這類論戰著作與眾多新教作品存在一種諷刺性的相似：雙方都將複雜的十六世紀簡化爲圍繞「科學想像」「民主」「資本主義」等核心概念構建的線性敘事，並且以一種明顯不合時代背景的方式，要麼稱讚宗教改革在其中的開創性角色，要麼將責任完全歸咎於它。除了帶著偏見的歷史書寫之外，更重要的是，這種處理方式抹去了對改教家本人，尤其是其繼承者——新教經院神學家——之形而上學前提的準確理解；而這些人，在所爭論的若干關鍵問題上，其實格外遵循傳統，甚至明顯帶有托馬斯主義（Thomistic）的色彩。

倘若採納許多歷史學家（如讓·德呂莫 [Jean Delumeau] 或帕特里克·柯林森 [Patrick Collinson]）的視角，將宗教改革視爲對尚未真正基督教化的歐洲進行的「再福音化」，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初次福音化」，便很難將其單純視作現代性的載體，更遑論世俗化的推手。不過，僅僅提出這種看法，也不過是另一種論戰式歷史書寫。所有這些敘述共同缺失的，是一種與歷史本身一樣複雜、也同樣引人入勝的敘事。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Unintended Re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