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應採取的正確策略可稱爲」右翼民粹主義」：令人振奮、充滿活力、強硬、對抗。這種策略不僅能激勵被剝削的群眾，還能鼓舞那些常常受挫的右翼知識分子隊伍……我們需要一位富有魅力的領袖，他能夠繞過媒體精英，直接接觸並激勵民眾。
這段話出自默里·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之口，摘自他 1992 年在約翰·蘭道夫俱樂部（John Randolph Club）會議上的演講。當時，他正在爲時任總統候選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搖旗吶喊。
你可能沒聽說過羅斯巴德這個人。對政治評論員約翰·甘茲（John Ganz）來說，這恰恰是關鍵所在。他的著作《當時鐘停擺：騙子、陰謀論者，以及美國如何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崩潰》（When the Clock Broke: Con Men, Conspiracists, and How America Cracked Up in the Early 1990s）融合了歷史、新聞和文化批評。這本書圍繞一個核心觀點展開：20 世紀 90 年代初那些邊緣聲音，預示了 2016 年後美國右翼的走向。
如果你認爲川普的當選反映了種族積怨、民粹主義怒火、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式言論，和一點羅斯·佩羅（Ross Perot）式的企業家精神，那麼你大概會贊同甘茲對 90 年代的評價。但如果你覺得這個描述聽起來像是一個自由派人士在嘗試著描述他不喜歡的運動，那麼，請相信你的直覺。甘茲在共和黨大會後發表了一篇關於J.D.萬斯（JD Vance）的文章，標題是「這片土地是我的土地」。他的批評可以說是毫不掩飾。
然而，兩件看似相反的事可以同時成立。不可否認，川普確實借助了 90 年代民粹主義力量的勢頭。但是，將 30 年前一群邊緣人物和令人尷尬的言論強行拼湊成一個不連貫的敘事，顯然不足以解釋美國政治這一歷史性轉變。
因此，儘管甘茲的核心論點從一開始就顯得偏頗且帶有偏見，但他的書爲我們理解當前緊張政治局面背後的文化條件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切入點。
《當時鐘停擺：騙子、陰謀論者，以及美國如何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崩潰》
約翰·甘茲（John Ganz）著
在這本書中，政治作家約翰·甘茲爲我們揭示了 20 世紀末美國社會的種種不滿情緒。他的敘述橫跨多個事件和現象：從皇冠高地和洛杉磯的社會動亂，到戴維·杜克（David Duke）的異軍突起，再到美國中部地區生存主義者的興起；從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廣播節目風靡一時，到新保守主義者與「古典保守派」右翼之間的激烈爭論。
甘茲帶領我們深入那個時代，探索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所稱的「美國本土的瘋狂」是如何以新的、更加狂野的形式呈現出來的。通過這本書，甘茲生動描繪了一個更加動盪的新美國的崛起過程。
出版社：法拉爾、施特勞斯與吉魯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432 頁
在 90 年代初，宗教右翼是一個強大的投票集團，與其他伯克式的社會傳統主義者結盟。這兩個群體都認爲，超越性的宗教能激發道德美德，而這正是共和國運轉的先決條件。他們攜手努力，試圖對抗日益高漲的社會自由主義。
新右翼的知識分子奇人薩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並不認爲左派的主要問題在於對宗教和傳統的冷漠。弗朗西斯的目標反而是那個新興的管理階層，他們的利益與「傳統美國人」相矛盾。他對里根的解讀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里根式保守主義的核心意義與供給學派經濟學和傳播民主關係不大。它關乎民族覺醒，這個民族在政治、文化和經濟上的力量日漸微弱，他們開始隱約意識到這個事實及其對子孫後代的影響，並開始思考如何扭轉導致這種狀況。（104 頁）
社會傳統主義者倡導普遍的道德規範，而弗朗西斯則爲特定文化階層的利益辯護。弗朗西斯贏得了這場鬥爭。右翼從提倡維護生命的家庭價值觀轉變爲反覺醒價值觀，這顯示他們認爲這場鬥爭是關乎階級鬥爭。移民問題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共和黨人在這個問題上團結一致，因爲它關乎「在政治、文化和經濟上力量日漸微弱的人民」之核心利益。喬治·布什時代的激情保守主義不再是中心，反精英的挫折感現在取而代之。
弗朗西斯的勝利對保守運動和整個國家都造成了不利影響。因爲當政治從辯論廣泛議題轉向推進特定利益時，對話就從探尋真理（什麼是正確的觀點）變成了關於權力的爭論（誰的利益應該佔上風）。這就是爲什麼我們的政治越來越像尼采所描述的世界，在那裡所有價值都次於權力。
90 年代，關於美國的傳統敘事——遍地是機會，相信宗教，持守家庭觀念——越來越多地受到質疑。許多美國人看到自己國家的身份正在變化，他們在這個美國故事中的角色也岌岌可危。甘茲以同理心的視角，展示了這種敘事的喪失如何導致陰謀論的興起：
主流美國社會已經無法爲他們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故事……教會對他們無話可說，物質主義無法填補這個空缺，放眼看去，到處都是衰敗的跡象……家庭也陷於危險之中，爲五光十色的墮落腐敗世界所包圍。他們從小習以爲常的世界已不復存在。（306 頁）
對美國故事的困惑——以及由此產生的焦慮和憤怒——或許是 90 年代與今天世界最直接的聯繫。在這種敘事真空中，左右兩派都不約而同地轉向了虛無主義。正如詹姆斯·戴維森·杭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民主與團結》（Democracy and Solidarity）一書中所說，「每個群體都通過反對另一個群體來定義自己，最終導致了共同生活的崩潰」（335 頁）。如今，民主黨人以反MAGA爲標籤；共和黨人則以反精英爲旗號。
現在的美國失去了共同的敘事。這種缺失不僅僅體現在政治分歧上，更是在撕裂我們共同生活的社會結構。
一個失去基本敘事的社會，在個人身份認同（比如心理健康危機）、社會凝聚力（如孤獨感和社會極化）以及認識論基礎（例如「後真相」時代和信任危機）等方面都顯得黔驢技窮。社會沒有一個連貫的故事，而這一點恰恰成爲當下教會傳福音的契機。福音正是那個能夠建立身份認同、凝聚社群、鞏固真理的故事。
我們周圍的憤怒和恐懼——這些無意義生活的痛苦表徵——與在基督裡豐盛的生命相比，不過是令人沮喪的劣質仿製品。我們永遠不要忘記，福音正是這個世界所渴望的故事，是那個好得難以置信卻又千真萬確的結局。
這本書只提出了問題，沒有提供解決方案。甘茲的目的似乎只是解釋爲什麼右翼令人厭惡，而非尋找前進的道路。如果這本書能像亞沙·蒙克（Yascha Mounk）在《身份陷阱》（The Identity Trap）中批評左派那樣，指出諸如回歸古典自由主義原則這樣的社會良方，那就更加好了。
儘管如此，《當時鐘停擺》仍然不乏可取之處，因爲它解釋了爲什麼曾經共同認可的社會敘事會崩塌，同時，它也讓我們看到了契機：教會應該讓世人看到，福音是更好的文化敘事。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e Need a Better Cultural Narrative
